早在同事之前，在东四头条的社科院宿舍大院，我和杨绛先生就做过邻居，于是比起别人，我便多了一些熟悉与就近景仰的机会。按“翰林院”(指：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成文的规矩，对她这样的旧时代过来的海归大家，作为小字辈的我，按其本名，尊称她“季康先生”。
初见时，季康先生年过半百，小老太精瘦娇小，举止文静轻柔，但整个人极有精神，特别是两道劲遒高挑而又急骤下折的弯眉，显示出了一种坚毅刚强的性格。和其夫君锺书先生的不拘小节、有时穿着背心短裤就见客不同，她的衣着从来都整齐利索，即使是在家不意碰见来访者敲门的时候。
当时研究所有两位女士以注重形象著称。一是“九叶诗人”之一的郑敏，她是美国式的艳丽和浪漫风格；另一位则是杨季康，典雅华贵，冬天常披一件裘皮大衣，很是高雅气派。这二位都保持西洋妇女那种特定的“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习惯，每次公共场合露面，都对面部做了不同程度的上妆，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是极罕见的。不过，前者的妆较浓，而季康先生的则几乎不着痕迹，似有似无。
在公众场合，季康先生从来是低姿态的，她脸上总是挂着一丝谦逊的微笑。学习会以及其他重要的场合中，季康先生极少发言、表态，实在不得不讲几句的时候，她总是把自己的语言压缩到最少，当时我们想：杨老太这是在“刘备种菜园子”吧。多年后看到她以“点烦”原则翻译《堂·吉诃德》，即把用词精简到不可能再精简的程度，才发现，这不仅是真正发自内心地尊重人，而且真正做到了会尊重人。
在我见到的大家名流中，钱、杨二位先生要算是最为平实，甚至最为谦逊的两个。季康先生虽然有时穿得雍容华贵，但神情态度却平和得就像邻里阿姨，而不像某些女才人那样，相识见面言必谈学术文化，似乎不那样就显不出自己的身份与高雅，她倒是总爱拉拉家常。认识久了，她对晚辈后生则有愈来愈多的亲切关怀，的的确确像一个慈祥的阿姨。
但这个看似低调谦恭的阿姨，也有吃了熊心豹子胆的时候，且这个时候出现得无比不合时宜。“文革”之初，他们家被造反派揪出来，挂了牌子押上批斗会。可杨季康对“天兵天将”的推推搡搡公然进行了反抗，而且怒目而视。这还了得!在批斗会上，那么多党内老资格的革命干部，哪个不是服服帖帖?于是盛怒下造反派对她狠加惩罚，给她剃了个阴阳头。我第一次惊奇地感到季康先生性格中的凛然。要知道，“牛棚”里有不少从火线上转业过来的老战士，没有一个敢于如此维护自己被践踏了的尊严。
“文革”后期，钱、杨二位先生尚未平反，有家回不了，到处流落。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也在苦等“落实政策”，精神备受煎熬。同是天涯沦落人，处境谁也不比谁强到哪儿去，说起来先生们在浩劫中失去的，远比我们要多得多，但对于这群甚至未能为自己说句公道话的晚辈，他们以高度涵养、含蓄内敛且从不显于言辞的方式予以理解、宽容和无私帮助。回想起来，这样的悲天悯人，既像基督精神，也像佛家慈悲。如果说他们成了三十年前的精神偶像，那也是因为人格魅力使然，当之无愧。
有一次，我家因额外开支经济上一时告急，杨先生得知便主动支援我们几百元钱。后来又一天，她的助手递给我一个小纸包，里面有二十元人民币，“这是先生要我交给你们的，补贴你们的家用，要你们收下就是，什么道谢的话都不要讲。”那个时期，我与同一单位的妻子朱虹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只有一百三四十元，承担着抚养两个孩子与赡养双方父母的责任，由于业务断了路，没有半点稿费收入，生活的确相当清苦。先生雪中送炭，我们只好恭敬不如从命。没有想到，到了第二个月，又一个小纸包；然后，第三个月，第四个月……
后来我还获知，研究所里每月不落地从先生那里得到接济的竟有十多个人，基本上都是处境倒霉、生活拮据的青年人、“小人物”。这就是说，两位先生每月的工资，大部分都用于接济施舍了，且至少坚持了好几年。从“十年浩劫”的炼狱里走出来，如此悲悯，如此退让，如此宽厚慈祥，如此菩萨心肠，这是我在“翰林院”所见到的唯一一例。
先生施恩于后辈，大部分无法用金钱计算。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的学术气氛充满了“斗争”遗绪。我访法归来写的文章，结集为《巴黎对话录》与《巴黎散记》两书出版，因考虑到之前有前辈权威的横眉冷对，我特地在前言中恭敬写明“抛砖引玉”。当然，敬赠给钱、杨二位先生，抱的心态自然不同。很快，杨先生回信了，还是一贯的低调谦恭与幽默：“假如你抛出一块小砖，肯定会引来大堆的砖头瓦片，但是珠玉在前，砖就不敢出来了……天气酷热，希望你和朱虹同志都多多保重……杨绛八月十三日锺书同候”。
先生过百岁大寿时，深知先生君子之道的我，自然不敢上门叨扰，同样按老办法鸿雁贺寿。当电话里听到老太太爽朗清晰地“专此复谢，朱虹同志均此”，还嘱咐我们注意防暑。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前那个夏天，依然如喝了冰水那样舒心畅快——只是多少也有几分伤感，因为再不可能有“锺书同候了”。
（摘自《最爱北京人》，三联书店2012年10月版，定价：35.00元）
杨绛：最美人瑞这样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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