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除“官本位现象”，我们从改革之初就呼吁，但时至今日，它依旧如此，阻碍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下面这篇文章，从多个方面提示出“官本位现象”的弊端及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值得人们深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从1982年开始，经历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我们不断地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取得了一些进展。2008年党的十七大也强调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但是至今为止，我国的行政体制的改革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原来的各种弊病都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弊病就是：
(1)政府对社会公共财富具有太大的自由支配权；
(2)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
(3)各部门的小团体利益严重影响政府政策的公共性；
(4)政府对人民群众利益表达的包办和垄断；
(5)官商勾结、司法不公造成政府与人民群众严重的对立；
(6)政治腐败盛行使政府的公信力严重流失；
所有这些弊病不彻底清除，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很难有大的进步。
官本位对中国来说是源远流长的，它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遗产。问题是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为什么会继承这个遗产？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政府的角色变得空前的重要，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要纳入政府的计划，都需要由政府来管理。由于管理工作的艰巨、复杂，就将各级干部的地位和作用提到空前的高度，所谓“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就是这个意思。干部地位和作用的重要使得我们的干部自己也觉得高人一等，产生了极大的政治优越感。以为一个人只要进入干部队伍就变成了社会的精英，就有了管理和支配别人的权利，就成为人民群众的教育者和领导者。
第二，干部的这种政治地位的重要性是由他们所掌握的各种职权来支撑的，如果没有相应的职权，其地位的就会落空。因此干部的地位便与政治权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进而，这种以大大小小的政治权力为标志的干部地位也就成为衡量各行各业的人们在社会中的价值的标准了。干部和非干部之间的界限成为一条鸿沟，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逾越的。他们在享受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方面形成很大的差别。社会各界的人们在工资和待遇方面都要向干部的等级看齐。人们必须知道自己的地位相当于干部中的多少级，以此来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甚至连寺庙中的和尚也不例外。
第三，由于干部通过他们所掌握的职权而垄断了社会的政治权力，因此他们便成为实际上的社会主人，成为人民的家长即所谓的“父母官”。这样，他们与人民之间基于法理的政治关系就被颠倒了。过去，我们的干部在表面上还以“人民的勤务员”自称，但现在他们已经欣然接受“官员”的称号了。人民群众在他们看来只是被管理的对象，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官员们的管束，而那些不服管的人则被称为刁民。人民要求他们做一件事一般是很难的，而他们为人民做的每一件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人民都应该感恩戴德。
第四，由于官员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便使得行政权力处于高于法律的地位。由于国家在立法程序上的不完善，许多法律都是由行政部门起草并获得通过的，因而是反映部门利益的。这样，官员们就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来把他们的利益强加给社会和人民。而在他们的行政行为过程中，又往往将手中的权力置于法律之上。使得在社会中造成权大于法的状态。
第五，我国在经济上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制，在法律上是国家所有制，而在实质上则是官员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与人民没有关系，国家所有制而国家又无法制约，因此全民的财富就变成了官员个人可以随意支配的东西了。
第六，在社会文化领域，官员的意见成为衡量文化价值的标准。由于缺乏相应的氛围，文化界自身已经丧失了自我评价的责任和能力。
这些就是形成官本位的主要因素和官本位的主要表现。这种官本位的状况，是在计划经济年代中逐渐形成的。在我国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官本位的状态虽然受到一些冲击，但是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正是这种官本位的状况，便成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巨大的障碍。
官本位的危害还在于它加重了全能主义政治的力度并严重地阻碍改革开放以后全能主义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进程。
第一，官本位的思维方式不利于这种转变。官本位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呢？由于官本位现象是与计划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官本位的思维方式就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论的基础上的：其特点就是夸大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认为世界既然是可知的，那么人类对世界上的各种事物的认识就能达到穷尽，也就是达到对绝对真理的认识。人类可以完全的、清晰的掌握各种规律，并准确无误地运用它们为人类服务。
第二，官本位夸大领导者掌握信息的能力和判断力。
长期的官本位的习惯势力使得我们的各级官员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甚至把自己神化。以为只要当上了官，就会变得无所不能，就能完全而准确地掌握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各种信息，就能面对各种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这种对领导者掌握信息能力和判断力的迷信，实际上是把人民的各种复杂多样的社会需求和政治需求简单化了。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一切都要靠政府去满足，也就是由政府包办。政府之所以包办一切，一是认为只有政府能做，二是认为只有政府做了才放心，三是认为政府完全有能力做到。
第三，官本位重视专门机关的力量而轻视社会自身的力量。
具有官本位思想的人在面对人们的社会需求和政治需求挑战的时候，就会只重视专门机关的力量和作用，而忽视社会自身力量和作用。他们看不到专门机关的局限性和社会自身力量的优越性。专门机关不但人力资源有限，其视野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很难完满地回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和政治需求。而来自社会的力量，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本质上是无穷无尽的。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培育社会的力量，靠成长起来的社会力量来应对人们社会需求和政治需求的挑战，就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问题。 其实，专门机关的局限性还不止于其力量和视野的局限性，还因为其特殊利益的存在往往会使其缺乏积极回应社会需求和政治需求的动力。这种专门机关的特殊利益也就是各个单位的小团体利益。因此，我们便看到，一方面各种行政机关不断地膨胀，而另一方面，其应对社会需求和政治需求的能力和积极性却在下降。
第四，官本位重视领导的决策而轻视群众的参与。
由于夸大领导者掌握信息的能力和判断力，当然在决策的问题上只重视领导者的决策，而轻视人民群众的参与。但是，任何决策都会涉及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对于利益感触最深的则是人民群众自己。经济领域的决策如此，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决策也是如此。因此，轻视人民群众的参与是在决策问题上官本位的重要表现。
民主从操作的意义上说就是人民对政府的制约。也就是在政治管理权力运行的框架之内相对于自上而下的政治管理权力而存在的自下而上的制约权力。因此，民主的实质在在于制约。而一般所理解的民主决策，一个是指采纳群众的意见，另一个是指按照民主的程序进行决策。然而采纳群众的意见，完全可以是单向地即自上而下地实现的，而并不体现自下而上的制约。也就是说收集意见的过程很可能是上级提出要求，而下级提供材料，而与广大群众没有直接的联系。至于按程序决策，也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没有直接联系的。所以，按照民主的精神，民主决策应该体现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制约，而人们对于民主决策的习惯看法却与这种制约没有直接的联系。这在认识上便产生了很大的差距。
所以，无论是从科学决策的角度还是从民主决策的角度，轻视和排斥人民群众参与的倾向都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都无法很好地回应人们的社会需求和政治需求。
第五，官本位强调对社会的控制而忽视社会自身的创造和主动性。
计划政治往往希望整个社会保持一种单纯的同一性状态：人们有着一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一致的政治观点，有着一致的兴趣爱好，有着一致的道德追求，等等。为了实现这种单纯的统一性，就必然要强调社会控制。我们制定了各方面同一性的标准，并动用了我们的各种动员工具来按照我们制定的标准去塑造每一个人。但是，事实上，我们越是下大力气去塑造，人们越是会产生一种不愿意被塑造的摆脱心理和情绪。这里有一个“官优民劣”的假设，似乎官员都是优秀的、高明的，而芸芸众生的老百姓则都是浑浑噩噩、不懂道理、不明是非的。不能让他们知道得太多，知道多了，他们的思想就会变得复杂，就会不听话，就不好管理了；不能让他们知道坏消息，他们知道太多的坏消息就会把一切看得一团漆黑而否定我们的成绩；不能让他们过多地接触外部世界，接触多了他们就会向往资本主义而远离社会主义；不能让他们随便批评我们的官员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这样领导者就会丧失权威，而老百姓就会变得肆无忌惮；等等。这些错误的认识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社会进步是极不适应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社会需求和政治需求的不断增长，社会自身的社会自身的创造力和人们的自主性也在不断地生发，从而与原来基于计划经济思维的社会控制思想日益冲突。这个问题不解决，便会造成极大的社会离心力，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第六，官本位垄断人民的利益表达而不允许或限制人们自己对利益的表达。
计划政治既然强调社会控制，那么对于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自然也不能听之任之，而是采取一种包办人民群众利益表达的方式。由于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我们仍然相信政府可以最好地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政府既然知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那么，政府也就能了解人民群众的各种具体的利益。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我们相信只要很好地走群众路线，我们就能完全掌握人民群众的各种具体的利益要求。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既要承认人民群众具有整体性的利益即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也要承认人民群众作为个体，还有着特殊的、具体的利益。而几亿人民群众每个人的具体利益要求都是千差万别的，而且由于刹那想法的变化，利益要求也便随之而变化。就像人们复杂而千变万化市场需求不可能由政府的计划来反映一样，人们千差万别且不断变化的利益要求也无法由政府代之表达。政府之所以不能代替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不仅是因为政府无法掌握完全的信息，而且因为政府无法体会每一个人对切身利益的真实感受。特别是当政府的部门产生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情况下，政府就更无法体会人们切身利益的感受了。
政府包办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的结果使得往往在有关人民群众切身利害的重大问题上形成主体缺位的现象。政府包办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还有一个重要的弊病，就是政府会引火烧身。即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把矛头指向政府的奇怪现象。
综上所述，官本位现象的存在便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的障碍，不彻底消除官本位现象，我国的行政体制从全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就会变得很困难。那么，如何消除官本位现象呢？
要想革除官本位，有赖于政治民主的发展和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深入发展。第一，要改变基于计划经济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承认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在观念上要使人民主权和公民本位的思想在社会上深入人心；第二，真正实行宪政，用宪法的权威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力；第三，把为人民服务的空洞说教转化为在实践中的为纳税人服务；第四，通过完全的竞争性选举制度使官员们不得不在行为上直接向选民负责；第五，真正实行政务公开，使官员们的行为时刻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第六，通过深入的经济改革彻底改变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和管理体制，消除官本位的经济基础；第七，通过深入的社会改革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消除官本位的社会基础；等等。而所有这些都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改革才能真正实现的。而要在短时期内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可预期的时间内，官本位现象还会长期存在，仍然是制约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巨大力量。
(摘自《挑战、回应与变革——当代中国问题的政治学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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