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叫做“香港胜在有ICAC”。生活于亚洲最繁华也是廉洁的城市之一，香港人呼吸着自由、公平和清廉的空气，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廉政公署这一个独特的机构。香港媒体有诗评价廉署说，“如明矾，澄清了香港一池混水”。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诠释法制社会“就是大家做事守规矩”。也许用一个细节，可以反映香港人遵守法制社会的规矩。比如港口，只要书写了“严禁垂钓，否则被检控”字迹，就如剑一样能斩断这里所有钓竿。
咖啡自问世以来，深受国内外许多人喜爱，尤其是恋爱中的男女，约会的时候，坐下来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品着浓情，咖啡和浓情相得益彰，情便和面前的咖啡一般，浓烈且酣畅。
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的咖啡令人生畏，那就是香港廉政公署的咖啡。凡是被请进廉署问话的人，工作人员会出于礼貌问一声：“想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
这是廉署为客人准备的饮料，无论是那些成为嫌犯被请进这里来的人，还是来这里工作的人，都可以选择这两种饮料之一。香港廉署的反贪力度太强了，只要是被请进问讯室“饮咖啡”的人，几乎难以逃脱罪名。天长日久，廉署“饮咖啡”成了“被调查”的代名词，只要制濂署请去“饮咖啡”，便意味暮“你有麻烦了。”
在香港，如果有人前往廉署办事，出来后一定要对同伴朋友解释：“我是去过ICAC，但没有‘饮咖啡’。”此时所说的“咖啡”，就不是真正的饮料咖啡，而是表白自己并没有涉嫌贪污腐败罪案。
因为饮廉署咖啡在香港成了一个特殊名词，加上香港人又十分迷信，就算是去廉署办事，出于某种忌讳，他们也会拒绝饮用咖啡。只有内地的一些记者，知道廉署咖啡闻名于世，去廉署采访的时候，会特意要一杯咖啡来尝一尝，品味一下这里的咖啡是否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味道不一样。
与其说香港廉署的咖啡有名，不如说廉署本身有名。
总部设在德国柏林，以提升政府公信力、遏止贪污腐败行为为主要目标的国际反贪组织，亦称国际透明组织，每年都会对全球各国及地区的商界人士、分析员和一般市民进行“清廉指数”调查。这项调查进行了多年，而且抽样的范围极富有代表性，因此，准确度极高。据这个组织所做的调查显示，香港的“清廉指数”，在回归之前，排名世界第18位，而1999年则排名第15位，2000年排名第16位，2003年又上升到第14位，其后的几年，排名基本保持了这一位置，成为整个亚洲排名仅次于新加坡的“清廉之都”。
此外，设于瑞士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亦进行一项“全球竞争力”调查，这项调查报告显示，1999年，香港排名世界第7位，2000年排名世界第14位。对照这两个排位，有人得出一个结论：清廉指数和全球竞争力是成正比的，清廉指数越高的国家或者地区，其全球竞争力也就越靠前，显示其全球竞争力强，国民平均所得高，经济发展程度好。
世界著名的研究机构美国传统基金会和经济自由指数报告连续9年将香港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他们指出，香港的成功基于4大原因，其中首要的就是廉洁的政府，其次才是法治精神、独立司法制度和低税率制度。而国际咨询机构政经风险顾问公司2003年分别抽样调查了1072名在亚洲工作的外籍雇员，了解他们对全球各地廉洁情况的看法。报告显示，香港排名世界第14位，比前一年上升一位。
不仅一些国际机构对香港的清廉指数进行评估，香港廉署自己也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评估，他们每年都会在市民中进行抽样调查，以考察自己的工作业绩。近年来，廉署的这项调查显示，98%的香港市民对廉政公署的工作表示肯定和支持。
一个部门的市民支持率高达90%以上，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反贪部门，恐怕连进行这样一项调查的胆量都没有，更别说能够获得超过五成以上民众的支持。
这些正面的数字，或许有人不相信，也可能有人认为会有遗漏甚至以偏概全的现象。那么，我们来举一个反面的数字。
近些年来，香港廉政公署因触犯法律被司法机关调查或者起诉的，每年平均不超过3人，在廉署1310余名职员中，仅占2‰。而且，这些触犯法律的职员中，几乎没有一例与职务犯罪相关。
以2004年为例，这一年中，香港廉政公署相关人员涉及非刑事投诉有二十多宗，其中有几宗是被查实的，其余的均查无实据。所谓非刑事投诉，亦即一般性的程序以及态度方面的投诉，一千三百余名工作人员干了一年的工作，其中只有2f）名次有市民对他们的工作表示不满，这个数字相当有说服力，也难怪廉署的市民支持率高达90%以上。同样是这一年，整个廉署工作人员涉及刑事的事件有三宗。对于这三宗事件，廉署内部极其重视，L组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工作，结果发现，其中两宗查无实据，只有一宗涉及比较轻微的非法借贷。即使如此，廉署也非常慎重地将案情向律政司报告，最后，律政司经过研究，决定不提出检控。
香港地区法律或者是廉政纪律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廉署工作人员不能投资股票交易，对于那些在廉署工作10年以上的资深人员来说，他们的收入不低，均是中产阶层以上人士，有了积蓄便想到投资，而股票是投资的最好途径。因此，将自己的钱投进股市，应该不算是过分的事，更与职务犯罪扯不上关系。但事实却是，香港廉署一千三百多名职员中，竟没有一人投资股票。这在80%以上的人投资股票的香港，又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廉署的一名高级职员说，香港是世界金融之都，廉署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维持金融秩序，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工作人员可能接触到与股价变化相关的信息，比如某公司的财务状况之类，利用这类消息赚钱是很容易的。这名高级职员表示，廉署人员之所以不参与股票交易，是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这样做了，对普通投资者不公平。
反贪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但对于腐败案件的容忍程度，世界各国态度并不完全相同。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适当容忍度，一是零容忍度。所谓适当容忍度，也就是规定一个数值，作为腐败案件的立案起点。之所以有些国家规定一个适当容忍度，基于一个法律上的争议，即受贿行为的界定。比如说，有些国家和地区所设置的零容忍度，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很可能不合适。比如说某些币值低的国家，一美元往往可以兑现本国货币几千甚至几万元。比如说，像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如果收受价值一元的财物也可被定性为受贿，那也就是说，你只要抽对方一根烟，就可定性为受贿罪了。正因为如此，有些国家的容忍度是数百元，有些是数千元，甚至有些是数万元。也有很多国家，水涨船高，随着腐败现象的日趋严重，容忍度逐步升高。
对于腐败案件，香港执行的是“零度容忍”政策，，香港廉署官员斩钉截铁地说：“哪怕贪一元钱，那也是贪，我们也要查。”香港之所以成为世界清廉之都，与这个“零度容忍”是分不开的。
在研究香港廉署多年来的工作实绩时，我们发现一个极其特别的现象，廉署对腐败抱持着“零度容忍”政策，每一个廉署工作人员都极其努力且敬业，被廉署送入监狱的罪犯不计其数。但就刑罚来说，香港却显得有些宽容，甚至给人一种处罚不力的印象。香港黑警察葛柏受贿近500万港元，结果被判有期徒刑4年，据说还属于最重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仅因与腐败有关的罪名而入狱超过10年以上的，没有一人，而罚款倒是非常之高，最高达到1400万港元。与之相比，内地在对于腐败案的刑罚上却要严厉得多，被枪决的高官已经有很多人，但腐败之风仍然刹不住。如果内地也像香港一样，最高只判几年，结果会如何？那些贪官恐怕会更加明目张胆，因为就算他们坐几年牢出来，当不成官还可以当老板，还有大把的钱花。也有人说，那是因为香港高薪养廉。
这个所谓的高薪能高到哪里去？普通廉署官员的薪资只是比公务员高出10%左右，与中国内地目前公安司法人员和普通公务员收入比例是同等的。不错，一名普通廉署官员的月薪在1.6万港元上下，与内地公务员相比，这确实是一个较高的数字。然而，这个数字与香港普通的公司职员相比，并高不到哪里去。亚洲经济危机之后，香港经济多年处于低谷，普通公司职员的薪酬低至万元以下，而此前，连清洁工都可以拿到万元薪酬。就算普通公司职员的薪酬平均为1万港元，廉署职员的所谓高薪也没有高到一倍以上。
香港廉署令那些贪官噤若寒蝉。
(摘自《廉政》，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年5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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