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些日子去赣东北，顺便访问了朱熹的家乡婺源。
在前往婺源县途中，我希望自己能拥有一种平静的怀旧心情，去看看听说很少受到污染的山水，还有那些保存比较完好的明清民居。
然而，一个又一个民居走出走进，我的心又沉重起来。不，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震撼。我所走进的每幢房子，徽派建筑的重要构成部分——室内设施几乎都残缺不整，专家在书本上对传统建筑所作的优美描述，在我面前只是昏暗、破损与空白。
最令我震撼的是窗栏板。徽派建筑中的窗栏板，被称做房屋内雕的精华所在。可是，我走进的一幢幢民居，许多窗栏板虽然都保留着，却面目全非。有的一块窗栏板上，雕刻着几十个人物，场面生动，镂刻精细。可是，我发现绝大多数窗栏板上的雕刻，人物的头部都被削掉，只剩下身子。雕像无头，一个生动的场面，顿时没有了生命，没有了灵魂。
我问村民，那些雕像的头都到哪里去了。村民告诉我，是“文革”时城里来的红卫兵削掉的，说这些木雕都是“四旧”，如果不把头削掉，就把整个窗栏板烧掉。我所看到的唯一一块完好无损的窗栏板，是主人当时灵机一动，头天晚上在上面贴了一张毛主席语录，这才得以幸存。
村民说起这些并不遥远的往事，语气十分平淡，就像讲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家事。
按说我也应该无动于衷。这些年来，四处走动，看过多少“文革”破坏留下的遗迹，听过多少关于“文革”的荒唐、残酷，了解到多少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死亡，这样一些小小的木雕被破坏，真的是不必大惊小怪的，更不至于感到一种历史的震撼。可是，一个如此偏僻的、远离城市的山区村庄，当年会以这样的方式笼罩“文革”的阴影，并且在今天，仍然如此明显如此深刻地留着那一时代的痕迹，这不能不让我有所触动。
“红卫兵”，这一历史特定产物，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村民口中淡淡说出，反倒让我感到具有沉重的历史分量。面对残缺的遗迹，面对朴素的村民，我无法让自己仅仅是一个观光客，去保持平静的怀旧心绪。
二
在20世纪的中国，红卫兵也许要算最引人注目、最具悲剧色彩，也最为尴尬的一代。
轰轰烈烈与冷冷清清，叱咤风云与平淡琐碎，豪气干云与无可奈何，诸多形成强烈反差的形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随着他们历史角色的变换，都以未曾预想的方式在他们身上出现。用简单几句话来概括一代红卫兵，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本不是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一代，他们中的许多人，称得上那个时候所造就所需要的一代精英。他们才华横溢、雄心勃勃，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有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理想与领袖崇拜，信仰与政治与意识，总是让他们充满着激情。他们为历史选择了他们而自豪，为自己参与开创一个新时代而陶醉。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能力出现在历史前台。
不过，历史决定了这一主角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不是创造者，而是破坏者。大串联、大检阅、大批判，一时的辉煌壮举，伴随着抄家、批斗、武斗之类的大破坏，伴随着无数生命的消失，其中也包括他们自己。这样，浪漫、充满理想、充满激情的一代，以狂热、盲目、破坏欲，成为突出特征。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整整一代青年，拥有的不是一个社会最为需要的建设精神，反倒是某种政治反需要的破坏精神，对人、对文化、对经济都是如此。于是，不管情愿与否，当红卫兵以造反者的姿态傲然出现在历史前台时，他们就注定要充当悲剧角色。
从年龄上看，红卫兵中的大学生或者中学生，大都成长于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在开始接受教育的年龄，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世界的风云变幻，构成了他们性格孕育、生长、定型的背景。知识不断贬值，知识分子被鄙视、被打击；“大跃进”式的狂热；反修防修与阶级斗争观念的强调；种种盛行的时尚，一日日渗透于他们幼小的心灵以及开始定型的思想。
他们幼稚的眼睛，看不到一些豪言壮语宣传的背后所隐藏的虚伪，更不明白一些严酷政治斗争里面，还包含着种种意想不到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知道，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之后，父辈远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真诚、坦率、无私，而是变得越来越世故、圆滑，甚至虚伪。与此同时，报纸上、公开场合对理想、对信仰、对道德所作的许多高尚而美丽的表述，常常也或多或少闪烁着虚假的光环。
许多，许多，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被告知应该拥有理想，于是，他们全身心地去拥抱，同时也就不知不觉拥抱了空想和虚伪。他们被告知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于是，他们自豪地把自己看做未来历史的开创者，并理所当然把无情斗争和破坏，看做完成这一使命的最佳方式。不仅仅如此，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年轻人的身上，以远远超出他们父辈所能想象的程度，燃烧起激情。火焰之中，他们性格中所形成的一切因素，他们所接受的一切政治的、生活的、人生的教育，都被烧得滚烫。在这样的情形下，除了燎原，他们自己，乃至任何人也无法将之熄灭。
他们便这样渐渐长大。知识结构、聪明智慧、才华、热情，都以非正常状态展现出来。“文革”恰恰需要由这样的一代来率先烧起熊熊大火。红卫兵，成为“文革”政治的工具，已属必然。不能否认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对现实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深刻认识，有从生活底层观察社会的体验，并且，对改变官僚体制的强烈愿望，也符合历史要求。但是，“文革”的实际状况和历史限制，红卫兵的整体性格，决定了一些人的良好愿望，只能依附在一个怪胎上，生命为之扭曲，或者淹没在非理性的洪水之中。
他们的悲剧在于，所有的热情、抱负，几乎在一夜之间，被瞬息万变的政治所抛弃。一旦局势明朗，一旦权力再分配得以完成，任何政治家都明白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而被燃烧得发狂的红卫兵，便显得不合时宜，成为新一轮政治斗争的障碍。于是，仅仅风光一年，随着“复课闹革命”开始，随着工人阶级成为“文革”的主力军和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那些红卫兵顿时失去了一度的显赫、自豪。有的红卫兵代表人物甚至被批判、被关押。在一个非理性的历史阶段，他们为自己的狂热和破坏付出了沉重代价，而由此产生的种种不解、怨尤、悔恨、醒悟，将伴随他们一生。
现在回想，最初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恐怕一开始可能很少有人能意识到，随着列车的启动，自己的历史角色，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多年形成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等，将会在农村艰难、平淡、琐碎的生活中一日一日消磨。他们不再是“文革”初期红卫兵时代叱咤风云的所谓英雄，也不再是所谓决定历史变化的主力军。所有引以自豪的东西，随着火车汽笛的拉响，片刻间化为青烟，飘散殆尽。历史的无情在于，在“文革”政治巨大的棋盘上，红卫兵也好，知青也好，都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棋子，谁也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知青生活，更可以说是红卫兵命运发展的一个必然。如此而已。
红卫兵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似乎来去匆匆，可是，它激起的涟漪，不会消失，而是时时波动着，延伸至生活深处，延伸到许多人的精神世界。
三
人最难做到的是以严峻的自剖精神来面对自己。
崇高或渺小，辉煌或尴尬，英勇或怯弱……一个人可能会经历过其中的任何一种，但回首以往时，常常宁愿淡忘所有的渺小、尴尬与怯弱，在一种人为建造的虚假氛围里，陶醉于对以往的留恋。或者，并非留恋，只是一相情愿的自我安慰。
作为一种个人体验，这样做也许是可以理解的。生活既然给予人们那么多艰辛那么多苦涩，不时用虚无缥缈的历史自恋，安慰疲倦的心，的确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每日都在自我解剖、自我忏悔的境地里生活。但是，在回望历史时，如果缺乏自我解剖、自我忏悔精神，对于历史的认识，对于自己一代人的认识，必然是有缺陷的，是不客观、不全面的。而作为20世纪中国最具悲剧性最为尴尬的一代红卫兵，恰恰更需要一种直面自己的勇气，需要更为严峻更为深刻的自剖。
在“文革”后复出的作家中，巴金之所以受人敬重，不在于叙说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也不在于回味自己曾经有过的荣耀与辉煌，而在于他严峻而坦率的自剖。“文革”中他受过磨难，曾在红卫兵的批斗中苟延残喘，而妻子也在磨难中告别人世。但是，一旦有机会重新提笔，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苦难的描述上，也没有把目光盯在那些批斗过他的年轻人身上。历史责任感与道德良知，使他进入了历史反思的层次。他可能意识到，一个文人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告诉人们一切是如何发生，也应该去思考、去告诉人们一切为什么能够发生。他不是历史学家，不是政治家，还无法从浩如烟海的事件、文献中梳理历史脉络，但是，他是一个文人，一个有良知的文人，这样，他就可以把自己也作为一个病体，无情地审视和解剖。他直面自己的过去，把许多年间的怯弱、虚假、麻木等精神状态，一一袒露在读者面前，他鞭挞自己的灵魂，他把自己身上以及很多人身上存在的这些精神缺陷，看做“文革”中种种怪状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解剖和认识过程中，他的人格精神达到了新的境界，从而他的《随想录》，以其道德勇气和思想深度，在今天的中国树起了一块文学的、历史的丰碑。
四
这些年，有不少作品用不同笔触，描写“文革”，描写红卫兵，描写知青，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难以忘怀的历史画面，也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文学世界。然而，在一些作品中，我总觉得缺少些什么。那就是缺少对红卫兵角色的深刻反省，缺少对自己一代人精神世界的透视与解剖。于是，简单地对理想、对热情、对道德的肯定，常常会成为留恋往事的基础，甚至扭曲的生命也仿佛能升华出诗意。读许多回忆文章，我发现，“青春无悔”在不少知青那里是不断表白的基调。
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明白。
“青春无悔”的高呼，有时也许是真诚的情绪流露，但我宁愿将其看做一种不得已的、外在的掩饰，带有自我安慰的意味，它显得十分勉强。那么长的时间里，没有大学，没有教育，没有文化的创造，没有人格的尊严，面对如此历史现实，焉能不悔？满怀热情，被倾洒在无谓的事业上，对理想、对信仰、对领袖的狂热，不过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本以为是改造社会的英雄，结果仅仅是政治棋盘上可怜的兵卒；即使一些曾经气壮山河的改造自然的壮举，最终才发现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所谓的崇高、庄严，到头来不过是荒唐，是让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面对如此历史现实，又焉能不悔？
我也知道，这样的面对，对于“老三届”，无疑是对自己灵魂的鞭挞，是对青春的质询。他们身上笼罩过太多的历史阴影，他们心灵承受过太重的重负。让受过磨难的人，在描述痛苦的同时，也直面自己的精神缺陷，我也许显得过于残酷无情，就好像揭开一个人的伤口，再往上面撒上一把盐。我本不该这样做。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尤其需要以冷静客观的心态，来审视自己走过的路。痛苦可以叙说，但没有对自己精神的解剖，没有对历史的完整描述，这痛苦就只能是停留于表面的勾画。尤为紧要的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民族来说，精神的梳理，远远没有开始。如果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缺乏精神忏悔的内容，对往事的回忆，常常会走进偏颇，甚至把已被历史证明是谬误的东西，依然奉为难忘记忆向后人叙说。
曾有一批“老三届”知青，带着各自的孩子，一起回到当年插队的内蒙古草原。在关于这次访问的文章中，我看到这样的描述：
在乌拉山下有一处保存完好的采石场，岩壁上保存着一尊当年兵团战士亲手刻的毛主席身穿军装的全身像。日晒风击，没有磨去上面刀刻斧凿的痕迹，恍如昨日的记忆烙在同行的一个女知青心中。当年他们一群少男少女，每日抡着十八磅的大锤，采几立方石头，累得筋酥骨痛。好几个战友离她而去了：被炸药炸，被石头砸，被洪水吞没。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她流着泪将十八磅大锤交到十六岁的女儿手里，女儿举到半截便撂下大锤，说：“真不是人干的活！”这群老知青感慨：孩子们很难理解我们的过去，但是现在他们知道了，支撑我们的是理想，为理想而奋斗，总是值得尊重的。
可能他们对孩子还讲了许多许多，但从叙述来看，他们把当年的狂热、无知，把当年生命消失留下的历史缺憾，简单地转化为抽象的概念来予以肯定，并希望以此来获得孩子的理解与尊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在我看来，面对后代，历史沧桑的人们，岂能停留在“支撑我们的是理想，为理想而奋斗，总是值得尊重的”如此勉强的逻辑上。因为，历史证明，“文革”年代红卫兵和知青所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所谓理想和信仰，是个人崇拜阴影下的虚妄。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奋斗”，加深了文化的破坏，人性的破坏，同时，也使红卫兵一代的悲剧色彩更为浓烈吗？
实际上，红卫兵性格决不仅仅只是属于一代青年，作为一种历史存在，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它已渗透于整个民族的精神，是整个民族精神缺陷的集中体现。不正是父辈兄长的生存方式、处世哲学，熏陶出一代红卫兵的性格吗？应该看到，红卫兵性格，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作为历史精神的折射，已经成为历史的积淀，它甚至会或多或少地在每个人身上存在着，或者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后人。因此，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忽略我们民族身上这种精神的缺陷，不能让历史的阴影，遮掩住我们审视现实的目光。而且，面对今天的生活，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摘自《敬畏真实》，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7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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