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康民论时政二则

    2009年8月，温家宝总理致信吴康民，“在香港报刊上有时看到您的一些短文和评论，那些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见解，给人以启示。您已愈八秩高龄，仍笔耕不辍，令人感佩。”我们今天编辑出版吴康民的政论文集，也正是和读者一起分享这位年高八秩的爱国左派老人的思想盛宴。    

    ——本书特约编辑 高林

    之一：天才、人才、庸才、媚才

    曾被林彪誉为千古天才的毛泽东，都曾慨叹“人才难得”。可见天才、人才都是宝贝。    

    港人高锟获得诺贝尔奖，《人民日报》的评论认为：“高锟是幸运的，他自幼在宽松的环境下成长”，说到点子上了。宽松的环境，也就是自由思想的环境，是培养人才的第一要素。    

    《人民日报》也谈到，“有敢于表达意见的文化”，有“自由的心灵”，“才能轻装跋涉，找到这自由的王国”。这些言论完全正确，虽然官报大胆地说出人们心里头的话，可是现实生活上并不都是如此。    

    港人崔琦同样得诺贝尔奖，当年我曾在报纸上撰文评论：崔琦出身河南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据说他的父母都是文盲。只是一个机缘，他来港就读中学，后来负笈美国，终于成为大科学家。如果他长期在家乡务农，没有得到良好教育，他会得到诺贝尔奖吗?  

    天才也要靠后天培养  

    人类是有天才的，这由基因决定。但天才也要后天的培养，才能成为人才。有天生聪敏的资质，后天得不到培养，可能默默无名度过一生，天生不算聪明，但后天得到培养，勤奋好学，终于成为人才，这种例子多得很。中国广大农村的众多少年儿童，由于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埋没了多少天才?有说教育是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阶梯，这话一点不假。没有教育，既会埋没天才，也出不了人才。    

    但教育制度的好坏，社会环境的宽松与否，也决定了培养成才的几率。    

    历史上有8位华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和物理奖，但一律是美国籍，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和进行尖端科学研究的，为什么?    

    于是，每每在内地出现了如此这般的议论：什么时候中国内地的学人才能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离我们多远”?  

    中国大学缺乏创造性思维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表示，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在质量建设上，如果要迎头赶上，快则20年，慢则需要50年!    

    英国牛津大学校长汉密尔顿说，中国学生往往不敢挑战学术权威，发表不同看法，没有自主地进行创造性思维。美国耶鲁大学校长莱文指出，美国教育模式是强调互动式讨论，主动式去立论，我们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要解决问题。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也说，尊师重道是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学生尊重权威，百分之百相信老师，因而未能创新。  

    天才不能脱颖而出  

    以上都是比较含蓄的话。应该说，现代中国已经长期形成一种唯上的风气，崇拜领导，执行指示，对领导的“重要讲话”，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否则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异端邪说。在这种气氛下的大学，如何能培养出挑战权威、有创造性的思维?加上社会上在意识形态中的条条框框太多，束缚人们的思想，于是天才不能脱颖而出，人才也就是如“倒模”一般。独立不群的早就被扼杀在萌芽状态，敢于抗争的更受到罪刑伺候!    

    于是众多的庸才出现了。庸才也并不是天生不聪颖，而是在这个大气候下，被塑造成一个循规蹈矩、萧规曹随、上行下效、四平八稳、面面俱圆、“孺子可教”的“乖学生”。这种人容易脱颖而出，各方面都能接受，不少便平步青云，能够占据要位。  

    庸才比奴才、媚才要好  

    庸才还是好的。更坏的是吹牛拍马、阿谀奉承、寡廉鲜耻、贪污腐化之辈。再由他们组成一幅升官图，这才是最可怕的。这些奴才实际上是“媚才”。在现实生活上我们见得还少吗?虽然有个别这样的奴才因东窗事发而下马，但在台上的仍然不少。现已叛逃美国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郑华，自称最善于和领导相处，于是受到先后两位社长重用，这便是媚才的典型例子。    

    要解决这个人才问题的关键是制度。还是邓小平说得好：“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俗语说：“枪打出头鸟”，又有人说，中国是“精英淘汰制”，有才能的往往在“枪打出头鸟”底下被淘汰掉了，剩下的只有四平八稳，循规蹈矩的。但也不完全这样，过去邓小平由于他一言九鼎的威信，便提拔过胡耀邦、赵紫阳、朱镕基、胡锦涛、王兆国等人才。如果不是他，这些人也许不能成为重要的领袖人物。  

    总之，提拔和培养人才，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民主制度，宽松的社会环境，思想自由的气氛。只有打破旧框框，才能“不拘一格降人才”!

    之二：中国社会的矛盾和平衡

    对内地有成见的人会说，现在中国社会贫富悬殊、贪腐遍地、民怨甚深。   

    他们所说的部分现象是事实，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但他们没有看到另外一面，中国经济腾飞，国际声誉日隆，农民的负担减轻，两亿多农民工进城工作，人民生活有一定的改善。    

    负面的东西和正面的东西相持不下，但仍取得适度的平衡。也许正面的东西大一些，因此出大事情的可能性不大。  

    领导人的确“以民为本” 

    中国领导人的确是“以民为本”，“情为民所系”。看胡、温经常走遍全国，特别是哪里有灾情，哪里便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这并不是做“骚”，而是真真实实关心民情。温家宝总理在四川灾区，在云南灾区那么动情，而且是第一时间到达，令人感动。以中国地幅的广阔，灾情的多发性，总理日理万机，要经常到处跑，的确不容易。难怪不少老百姓关心总理的健康。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了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复杂性。他说：“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两难’问题增多。”这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早在30年前，邓小平就已经指出，“历史上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6年后，他又指出：“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年，他更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邓小平一语中的  

    到了晚年，邓小平以他的锐敏的眼光，仍然看到影响今天社会矛盾的重要问题。他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   

    邓小平不幸而言中，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许多大小富豪一掷万金，在香港购买豪宅、金银珠宝，已使“港灿”们为之侧目。就是家人移民或旅游到了外国，那种豪奢作风，也令老外摇头。这不是好现象，这破坏了中国人民传统上勤劳节俭的好风格。    

    至于权贵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更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中小型民营企业陷入困境，国营大企业乘人之危，既投资于有厚利可图的房地产，又并吞或入股颇具规模的民营企业，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

    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  

    国营经济的日趋垄断，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明显违反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有损于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国有企业已经由特殊利益集团主导，在企业内的分配出现“贫富悬殊”。管理阶层在定薪、分红、配股等方面获得特殊利益，分配不公正在国营企业内出现。    

    许多基层官员对人民实行“专政”，加上分配不公、司法不公，这就是激化社会矛盾的根源。    

    中央政府在发展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因而在缓和社会矛盾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要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进政务公开，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关键仍在于制度性建设。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就要对一些明目张胆妨碍舆论监督的事例进行公开处理，表示政府支持舆论监督的决心。只有在阳光下的支持舆论监督，才能使其作用充分发挥!  

    社会矛盾和经济发展暂时能取得平衡，终非长治久安之计。要真正达至一个和谐社会，一定要使社会更加公正、平等。民主和法治，是达至公正、平等的不二法门！

    （摘自《吴康民论时政》，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5月版，定价：4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