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是怎样接触、力促和扶持戈尔巴乔夫掌权的，为我们揭开了苏联解体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一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我们对他(戈尔巴乔夫)很了解”
著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亚·季诺维也夫称，1979年他侨居国外时，有人向他提出一个问题：苏维埃制度的哪些地方最容易被攻破?他的回答是“那些被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地方，即苏联共产党机关，它的中央委员会，它的政治局，最后是它的总书记。”
亚·季诺维也夫证实，他曾与英国情报机构某工作人员交谈，该工作人员告诉他：“很快他们(即西方势力)将把自己的人安排在苏联的王位。”当然，他没有提及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但季诺维也夫作出结论：这一诺言有先见之明。
如果考虑英国从苏联改革中所得(不会多)，英国特工机构参与将戈尔巴乔夫推向权力最高峰的说法令人怀疑。因此，有些作者认为，米·戈尔巴乔夫(上台)可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或共济会，而不会是英国情报机构有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大学年代。因为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不仅有苏联大学生，还有外国留学生。1953年，在法律系有几十个留学生。他们之中的捷克人兹德涅克·姆林纳日(1930—1997年)，米·戈尔巴乔夫不仅认识，他俩还是朋友。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无论在大学，还是毕业后，至今没有引起特别注意。至于戈尔巴乔夫1950—1955年与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其他留学生的相互关系，更没有人研究。戈尔巴乔夫传记的作者A.C.格拉乔夫断言，1955—1985年，米·戈尔巴乔夫和兹德涅克·姆林纳日没有保持联系，30年中他们只在1967年见过一次面，而且很偶然。但之后，正是A.C.格拉乔夫自己引用了戈尔巴乔夫1994年对《共青团真理报》的下述讲话： “兹德涅克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比任何人都更亲密。”难道，他们这样好的关系，大学毕业之后没有通信联系?2002年戈尔巴乔夫证实：“我有一个朋友叫兹德涅克·姆林纳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都保持着友好关系。”有人据此认为，1955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和兹德涅克·姆林纳日继续保持着联系，但只是不宣扬罢了。
为了弄清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必须考虑下述情况：莫斯科大学毕业后，1955—1963年，兹德涅克·姆林纳日在捷克国家与法研究所工作，1963—1967年，任捷共中央委员会法律问题委员会书记，1968年任捷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主席团成员，是“布拉格之春”的领袖之一；正是出于这一原因，1968年他被解除职务，1970年被开除出党；1977年，兹德涅克·姆林纳日签署了《七七宪章》，并被迫侨居维也纳。
当选总书记之后，戈尔巴乔夫立即邀请兹德涅克·姆林纳日赴莫斯科，但与他的会见没有公开。
研究“戈尔巴乔夫和西方”问题，还应关注戈尔巴乔夫参加的1961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论坛。在该论坛上，戈尔巴乔夫受全俄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也许不只是团中央)的委托，“负责意大利代表团”。他由此开始了与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联系，而这意味着与后来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
1966年，戈尔巴乔夫首次出国,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69年9月，他应邀参加保加利亚的庆典活动；同年11月赴捷克斯洛伐克出差。1971年，在意大利，他第一次认识“资本主义世界”，之后他访问了“法国、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戈尔巴乔夫还和造访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外国人建立了联系。他们主要是来自中欧友好国家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在这里，他还开始接触“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他们是为了生意而访问该边疆区的。其中包括英国约翰·布朗公司，德国的林德公司，美国的联合碳化物公司，他们是参与设计和建设化工厂的，还有为该项目提供资金的英国摩根建富银行。
重要的是确定究竟是什么时候外国开始注意戈尔巴乔夫的。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罗伯特·盖茨在其回忆录《来自阴影》一书中这样写道：“1983年初，中央情报局热切地欢迎戈尔巴乔夫的出现，他是安德罗波夫提拔的。”是什么引发了这一切?罗伯特·盖茨承认：“我们对他很了解。”
戈尔巴乔夫的姓名出现在中央情报局人物资料卡片的时间，不会晚于1968年，当时他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
我们不知道，1983年之前中央情报局掌握了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什么具体情报。但根据所有情况判断，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情报使美国特工部门相信，可以利用他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
中央情报局什么时候掌握了这样的情报?
牛津大学教授阿尔奇·布朗断言，1980年10月22日他得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他立即将其确定为“具有不同寻常的、深远的重大意义的事件”。
类似意见可以理解为：1978—1980年，此前鲜为人知的省级书记突然成为苏共中央书记，之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最后又成为政治局委员。但布朗指出，早在1978年，当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书记时，已引起了他的注意。当1979年6月他与(“布拉格之春”领导人之一、戈尔巴乔夫的大学好友)兹德涅克·姆林纳日会见后，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兴趣更加浓厚。
如果说，布朗在1978年开始注意戈尔巴乔夫，那么，美国外交官杰克·马特洛克早在1975年就已知道了戈尔巴乔夫的名字。马特洛克在其回忆录中说，他所知道的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试验者”和在仕途上“春风得意的人”。
1975年，马特洛克访问了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这是一次工作访问，因为正是这一时段大使回国，马特洛克“临时领导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到斯塔夫罗波尔后，马特洛克表示了“拜访地方领导人”，即戈尔巴乔夫的愿望，尽管马特洛克承认这不符合“惯例”。马特洛克写道：“我希望，他与其他州令人讨厌的苏联人不同，会打破惯例，接见美国外交官。”但小心翼翼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没有“违反惯例”，他把马特洛克“转给”地方执行权力机构一把手，即边疆区执委会主席。按照马特洛克的说法，他未能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直到1985年5月他才与戈尔巴乔夫认识。但时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的卡兹纳切耶夫证实：“在拒绝个人接待美国外交官后，看来戈尔巴乔夫理解，既然外交官远道而来，就绝不会甘心空手而归。戈尔巴乔夫在边疆区委为马特洛克举行了正式的招待会，边疆区委所有书记都参加了，其中包括米·戈尔巴乔夫。”因此，美国外交官与戈尔巴乔夫结识，并不是在1985年，而是在1975年。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马特洛克要刻意隐瞒这一事实。未来，人们可能从国务院的文件了解真相，因为马特洛克必须报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之行。也许有关文件在中央情报局。
二 1984年初华盛顿要求与戈尔巴乔夫建立“秘密”联系
1984年3月，日内瓦会议苏联代表、裁军大使伊兹拉埃良——是他曾介绍阿尔巴托夫与乔治·布什认识，收到了参加同一会议的美国同行路易斯·菲尔德斯的邀请。路易斯·菲尔德斯拟与他举行一次“不带有任何立场”的会见，这意味着是进行非正式对话的邀请。在会见中菲尔德斯称，华盛顿希望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建立重要的和务实的接触。似乎在安德罗波夫逝世后，里根政府确实决定与莫斯科密切联系，但为什么里根政府不将此意直接通告苏联国家元首、苏联外交部或至少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原来要组织的是非正式的、秘密的会见。国家元首之间的秘密接触司空见惯，但菲尔德斯建议的特别之处在于，“不久即将访问日内瓦的副总统布什”想在访问期间“秘密”会见“一位新的苏联领导人”。根据菲尔德斯的谈话，这里所指的是戈尔巴乔夫，而戈尔巴乔夫“最有可能成为未来的苏联领袖”。与此同时，菲尔德斯强调，“会见不仅应严格保密”，而且“关于会见，任何人都不应知道”。布什的中间人称： “苏联领袖可以化名来，可以编造某个理由。”这一建议使伊兹拉埃良左右为难，因为，美国政府试图与苏联国家领导人之一建立非正式的接触，不仅要对国家所有领导人保密，还不能让国家首脑知道。绕过外交部部长将美国的建议直接转告戈尔巴乔夫?这将意味着他的仕途面临威胁。通过葛罗米柯转告?这等于把该建议的秘密告诉了葛罗米柯。情况如此不同寻常，致使伊兹拉埃良不知所措。虽然根据工作要求，他应首先将上述谈话通报外交部，但他下不了决心。
事件如何继续发展?
B.Л.伊兹拉埃良是这样写的：“4月中旬，布什抵达日内瓦。他在裁军会议上的发言安排在4月18日，而会议之前，布什的好友萨德-鲁金·阿迦·汗将电话打到我的房间。” “萨德-鲁金·阿迦·汗‘神秘兮兮地’告诉我，‘17日晚’， ‘我们的共同朋友’，即布什，想与我在他那里见面。”“开始是三人在一起谈，后来萨德-鲁金·阿迦·汗离开，只有我和布什两人。他立即将话题转入苏美进行非正式会见的可能性。但作为会谈对象，他只点了一个人——苏联未来领袖——的名字。‘你们下一个领袖将是戈尔巴乔夫’，布什十分有把握地说。”
伊兹拉埃良特别强调，如果菲尔德斯只将戈尔巴乔夫称为契尔年科可能的继承人，则布什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显得十分有把握。
如我们以后所看到的那样，党的高层围绕契尔年科接班人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直到他去世。布什十分有把握的根据是什么?难道这一问题由华盛顿解决?伊兹拉埃良答应布什将他的建议“报告给莫斯科”，但他又不敢以书面形式报告如此重要的情报，于是他亲自回到莫斯科。当然，他没有急于到老广场见戈尔巴乔夫，而是直奔斯摩棱斯克广场见葛罗米柯。
伊兹拉埃良回忆说：“大约4月24日，在莫斯科与部长第一次会见时，向他报告了布什的提议。葛罗米柯认真地倾听汇报，没有打断汇报，也没有提任何一个问题。而当我结束汇报之后，出现了令人难堪的沉默。部长的视线离开我，看着某个地方并紧张地思索着，之后转向我说： ‘嗯，关于裁军会议的情况如何?’我明白了，这次谈话已经结束。”
1991年，伊兹拉埃良第一次将这一段历史写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根据他的讲述，在出版回忆录之前，他将此事告知布什，并得到了他的同意。伊兹拉埃良回忆录的发表，立即引起了关注。一些文章的作者利用他公布的材料，不仅指责戈尔巴乔夫拿了美国人的钱，还与中央情报局合作；而另一些人从这一材料中，看到了下述证据：是“美国人任命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的。
三 通过芬兰总统再次设法与戈尔巴乔夫建立“秘密”联系
看来，对于与戈尔巴乔夫建立“秘密”联系的提议能否成功，美国政府没有抱很大希望。他们同时在寻找其他途径组织与戈尔巴乔夫的秘密会见。这一时期在国务院主管苏联方向的马特洛克曾写道： “虽然我们设法与他建立直接联系，但不清楚如何着手。”
1984年2月23日后，戈尔巴乔夫已经主持书记处会议(即形式上已是党的第二把手)，但他担任这一角色是“临时性”的，并没有以书面形式确认。所以，从手续角度看，他依然只是主管农业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不过，3月4日，苏联举行了最高苏维埃选举。4月11日，新的最高苏维埃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当日，戈尔巴乔夫被选为外事委员会主席。
正如克留奇科夫所指出的那样，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斯洛夫领导该委员会，在安德罗波夫时期是契尔年科领导该委员会。换句话说，这一职务总是由党的第二把手担任。因此，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一职务，是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的补充证明。
有鉴于此，马特洛克指出，出现了“以国会领导人的名义向他发出邀请的可能性”。不过，在研究这一可能性之时，美国政府得知，芬兰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计划访问苏联。在指出这一事实时，马特洛克关于戈尔巴乔夫是这样写的：我们“试图通过芬兰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与他进行接触”。
毛诺·科伊维斯托4月26日抵达莫斯科，4月27日飞抵克里米亚休息。无论在机场迎接他的人，还是在与契尔年科的会见中，都没有发现戈尔巴乔夫的身影。但如果考虑到，他已于4月11日当选为外事委员会主席，毛诺·科伊维斯托可以亲自拜访戈尔巴乔夫并向他转交里根政府的提议。从马特洛克的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举行了类似会见。这样，不早于26日，但不晚于27日，戈尔巴乔夫得到消息，里根政府想与他建立非正式的联系并把他视为苏联国家未来的首脑，进行预备性谈判。
如果说美国副总统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度，那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出国，则不仅要征得同意，还需得到政治局的批准。很难说这是不是巧合，但我们知道，正是在1984年4月末，进行了一次取消戈尔巴乔夫主持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资格的不成功的尝试。与此相关，上述提到的情节，值得特别关注。特别是，这涉及葛罗米柯的立场。
不管怎么说，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使人有理由认为，戈尔巴乔夫没有拒绝美国的建议，即他表示愿意与美国领导人举行秘密谈判。
(摘自《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5月版，定价：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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