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卡与普希金，是同时代相提并论的，俄国民族乐派的音乐家。1818年，他14岁在彼德堡的寄宿学校学习，同桌的同学，正是普希金的弟弟。当他进入彼德堡的社会生活，热衷参与文学艺术活动时，在他的文学老师，也是一位坚定的十二月党人，同是普希金的同学丘赫尔别凯尔的家就认识了普希金，开始了他们永恒的友谊。格林卡的第二部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取材于普希金的同名神话长诗。原先，普希金是准备参与改编的，却因诗人在决斗中惨死而留下永久的遗憾。1839年，诗人死后3年，作曲家喜读诗人1825年同旧时女友安娜·彼德洛夫娜·凯恩，在穷乡“囚禁的阴暗生活”之中，重逢又再别时，以此时“无望的忧愁的折磨”之倾诉，以《致凯恩》做了他俩临别的纪念。然而作曲家却以此诗的首句为名，谱曲赠予凯恩的女儿叶卡捷琳娜·叶尔莫拉耶芙娜·凯恩。诗、曲，寄托了俄国同代诗、乐的二圣，分别对一家母女的爱，也是一则传奇。
此歌，传唱不衰，是俄罗斯情歌中的经典。诗人“心灵开始复苏”的“那美妙的瞬间”，“有了诗的灵感，有了生命，有了眼泪，有了爱情”所赐予凯恩的个人之情，一经传唱，成公众所喜爱，唱老了一百七十多年，又日唱日新的歌，为了人们共同的人生体验和寻求，它也成了公众所期盼的美好，不仅“有了爱情”还“有了诗的灵感，有了生命，有了眼泪”的感情之表述，是普希金有代表性的诗的符号之一。
但是，说它是“普希金有代表性的诗的符号之一”的“之一”，就不是“唯一”。其实，诗人早在跨出校门，踏入社会不久，就参加了与十二月党人秘密组织“幸福同盟”有联系的文学团体“绿灯社”；他的第一篇长篇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所用的人民丰富的语言，也是向贵族的文学传统挑战；他歌颂自由、抨击农奴制的《自由颂》、《致恰达耶夫》等，也成了当时解放运动实际的代言。何况，诗人在流放途中押解到他父母的领地，交予地方当局和教会监管的岁月，他还写了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重要部分的三至六章。其中十二月党人起义一周年前夕写成的《致普希金》，表达对他少时同学的十二月党人之情，谁也无法将这种爱，拘于个人私情。当我们从他16岁写的《墓志铭》自述“心地善良”，“实实在在是个好人”，到他决斗而死的前几个月所写的《纪念碑》也说：
我所以能为人民敬爱，
是因为我曾用诗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
在我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
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同情。
后来，成熟了的普希金，虽然不可能和少时的思想完全一致，但也可以看到他一脉相承的思想基因。
对他，俄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奠基人维·格·别林斯基(1811—1848)说：“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因为在他的诗歌里跳动着俄罗斯生活的脉搏。”苏联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1868—1936)说“普希金的创作是一条诗歌与散文的辽阔的光辉夺目的洪流。”旧俄与苏联两个时代和两种体制下的文学权威对普希金都是如此评价，我们还需多说什么呢?
可惜，对于语言艺术的诗歌，我们中文读者，无法感受普希金所创建的俄罗斯的文学语言，以及他确立俄罗斯语言的规范所闪现于诗的魅力。屠格涅夫(1818—1883)说过：“毫无疑问，是他创立了我们诗的语言和我们的文学语言。”果戈理(1809—1852)说：“他像一部辞书一样，包含我们语言的全部宝藏、力量和灵活性。在他身上，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反映得那样纯洁，那样美，就像在凸出的光学玻璃上所反映出来的风景。”正是果戈理所说，“他像”，不，他不是“像”，他就是“一部辞书”。后人编辑的《普希金语言辞典》，就是堂堂四大卷。
生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尤其是诗，她是文学中的文学。普希金所以能辉煌它，并无任何神秘之处。是他从小与朝夕相伴的乳母，以她的日常用语，到唱的歌谣，到讲述的民间故事，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到后来直接进入了诗人的童话诗。这是他的语言“宝藏”最初的开掘，到他掘出它的“全部宝藏”，以其“力量和灵活性”灵动了他的诗行，并规范了丰富的俄罗斯人民的语言。那已是他文学之外的，对俄罗斯民族的丰功。
而且，这个民族，不仅是文学，音乐、绘画等等的发展，都紧系它的草根性。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为之流泪，感到从中听到俄罗斯底层人民心声的《如歌的行板》，它主题的音乐语言，则是柴可夫斯基(1840—1893)写作时，追着窗外传来的歌声寻去，记下一位工匠所唱的一首民歌，他曾两度编进自己的乐曲，都大获成功。那个时代，辉煌俄罗斯文学艺术盛世的大家、大师，他们的成功之路，大多都有从民间如此汲取创作营养的一段历程。对于我们不能直接从俄语感受普希金语言魅力的读者，虽有遗憾，但也应当看到：普希金掘宝所掘出的语言艺术之语言，开初并未自觉到它对创作的功利，而是他为人的生存方式的存在，这是我们当深思的。
现在，编辑于此的这些普希金译诗，当然是专为只能从汉语感受她的读者所译。早在1933年，从鲁迅(1881—1936)先生创办主编的《译文·普希金专号》全面介绍的普希金，到1937戈宝权先生零星译出普希金的诗，都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为了纪念普希金逝世110周年，1947年，戈宝权(1913—2000)主编，收有包括他这多译诗的《普希金文集》，除解放前“时代”版前后4次印刷，解放后新版前后9次加印，印数多达12万多册。它的读者，虽然不能从原文深读普希金，也必然从这些译笔感受到对普希金审美的愉悦，感受到原作并未因为译成另一种语言，失去诗所以是诗的诗质，失去她所诗化的思想和诗情，才与读者没有隔阂。从诗人1815年少时的《我的墓志铭》看：
这儿埋葬着普希金；他和他年轻的缪斯，
在爱情与懒惰中，共同度过了愉快的一生，
他没有做过什么好事，可是他心地善良，
却实实在在是个好人。
从它，到18年后的1833年，写《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时，也是诗人主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皆已完成之后，为相伴年轻貌美的妻子在上流社会的交际，开始无谓地耗费他的精力和财力，债台高筑，不堪负担。为此，他不能写作，很想离开彼得堡。可是，在这几年之前，他那“从前有个老头儿和他的老太婆，／住在蔚蓝的大海边；／他们同住在一所破旧的小泥棚里，／整整地过了三十又三年……”虽然它已从俄语译成汉语，但那娓娓道来，如与挚友谈心的亲切感仍然是可以感受到的，它那行文毫无花俏之处的叙述之朴素，而朴素又是无华的诗之真诚，更是明白无忌的。《墓志铭》的语言虽然不乏此一诗体的幽默味，也不像现代人以所谓的“幽默”搞笑的装腔作势，同样显出少年人带有稚气的真心之所想。它的“幽默”效果，正似我们看到周围的小朋友学着大人说话的大人腔，看到他无忌的天真，泛起一丝会心的微笑。所以，戈宝权译成汉语后，读者对她才会迸发如此的热情，我们才会将她列为普希金抒情诗的“名译”向读者介绍。戈先生对他的译诗，几十年间不断打磨，精益求精，如《纪念碑》中过去译为我曾“唤起人们的善心”现在则改为“唤起人们的善良的感情”了。孰是孰非，不是这里的议题，从它看到的，绝对是戈先生对此的用心。
（摘自《名著名译诗丛：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12年6月版，定价：11.00元。本文为原书的《出版说明》。）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