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如何登场

    中国没有哲学，因缺少逻辑

    李：中国科学不行，但技艺发达。技艺常常便是在经验基础上的直观发明，可以与逻辑思辨无关。但中国思维有很大的劣势，有如陈寅恪所说，中国“素乏幽渺之思”。他特别以几何学和逻辑为范例，呈现出西方的思辨智慧的优势。

    西方哲学很强的地方，就是数，就是几何学。毕达哥拉斯太了不起了，他同样把数与宇宙和谐联在一起，但比中国讲的深刻多了。他们有严格的逻辑训练和论证，这是抽象的思辨，中国非常缺乏。中国的阴阳五行图式就是一种类比想象而不是逻辑，类比是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活动，比逻辑宽泛自由得多，但缺乏抽象性和严密性。西方学人为什么说中国没有哲学，重要原因是其中缺少逻辑。在西方，哲学和逻辑经常不能分家。

    古希腊的一些哲人，长期冥思苦想，想的东西一点没用，他就是有兴趣，忽然有一天，这些东西用上了，可他当初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用。这种思维在中国就很难存在。中国过于“理论联系实际”，这是错误的，几十年里我一直强调这是个重要错误。

    刘：这也和中国的生存智慧，或生存焦虑有关。为了生存，大家干活，解决实际问题。有一两个人脱离人群，冥思苦想，游手好闲，这会影响群体的劳动情绪，于是就阻止、扼杀。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当然从生存这方面看，或者也可以说是良性循环。

    李：任何事物都有正负面，利害并存。着重生存的中国实用理性最大的缺陷和弱点，就在于太轻视“逻辑的可能性”，太贬低“无用”的抽象思维。这使中国人的心智和语言长期沉溺在人事经验和现实成败上。

    刘：一切都要马上有用，这是没有远见的表现。一个民族不能只求眼下的生存，还应该为长远的未来撒下大量看不见收益的良种。这问题现在仍然没有解决，现在中国人好像更加急功近利了。

    李：我还有一个观点，过去也曾经说过：理论家应该和实践家分开，哲学家、思想家应该和革命家、政治家分开，这二者不能混为一谈，集于一身。哲学家不能去做什么“哲学王”，也不应追求成为“帝王师”。这样，理论才可能独立发展。革命家政治家是社会变化的直接实践者指导者，他们所需要的支配、影响群众的热情，和理论家的热情，不是一回事。而且，二者在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也不会一样。所以，理论家、思想家、哲学家，与革命家、政治家、各种集团的领袖，应该作出明确分工。理论可以多种多样、百家争鸣，而革命家、政治家、领袖则要求意志集中、行动统一。后者要根据当下的现实形势、利害关系、策略考虑来作出决定，采取行动，这就会对理论进行选择或折中，但经常只容许一种。理论家们却可以不计当前利害，从较长远的宏观视角来把握、思索和争辩。当然理论家和革命家、政治家也还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和种类，也有互相交叉渗透的各种情况，我现在是一种“理想型”的划分。马克思说，过去哲学只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哲学视角是深刻的。但改变世界的理论和引领实践这一改变，却完全可以由不同的人来承担。如果是同一批人，二者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就很可能使两个方面都发生误导。理论是需要长期讨论和反复争辩的，革命或政治决定则即便激烈争辩也必须尽快确定方案，鼓励执行。由于经常把革命或政治、军事、经济的暂时成就当成了理论的永远正确，这会导致巨大的失误，特别当理论与革命、政治在人格上和思想上合为一体的时候，情况更糟糕。例如列、斯、毛。但从古到今，总有好些学人想着“应帝王”，想做帝王师。冯友兰如此，贺麟也如此，我至今记得贺麟和我聊及蒋介石接见，拍他背脊时的兴奋神态。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一流学者，却总有这种学而优则仕的做宰相心态，当时非常奇怪，现在看来仍是孔老夫子的传统，不甘淡泊书斋过一生。其实在现时代做一个独立学人非常好嘛，何必再“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呢?“帝王”愿意采用你的理论学说固然好，不用也自有其价值。即使用，也可以由别人去做。做学问与做官僚，需要不同的本领。当然有人很愿意也很能够“双肩挑”，但不必成为现代学人的榜样和方向。还是多元选择，自己决断吧。政治与学术，政治家与学者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重要课题，也肯定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可惜中国现在没人做这种很值得一做的好题目。我并不赞同价值与事实二分的看法，没有与政治全无干系的人文学术，但更值得警惕的是意识形态披着学术外装，罢黜百家，独尊某学。

    忽略个体是一种战争思维

    刘：你说过，凡是发现总是从个体开始的，从个人偶然的、感性的体验开始。可我们这里多少年来，一直强调集体创作，集体攻关，要靠集体的力量，不相信个人的天才。这和“实用理性”有关系吗?

    李：这主要还是因为革命传统吧，当然和文化传统也有关系。特别是革命战争时期，靠一个人是不行的，指挥战斗的人肯定是重要的，但作为一个士兵，包括一支部队，也只是一个螺丝钉。我引过斯大林的话：悲剧的个体只属于舞台，战争中的个体只是数字。中国一直讲“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毛泽东在革命时把它作为“群众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由群众路线又发展到群众智慧。到了和平年代，还是这样。中国在1949年以后，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军队的形式、战争的经验，把军事上的那套东西铺到社会上。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很厉害。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队上”，这太重要了；推广到社会上，就是一直到居民委员会，管到所有人的所有一切。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包括当年斯大林也做不到的，每个人都在组织中间。所以到“文革”时，“五七干校”变成军事建制，我们社科院哲学所成了第二连。建国以后很多思想和制度都是从战争时代和军事生活里来的。经常看见 “便民告示”，这本是军队的语言，还到处在用。

    这是中国1949年以后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在组织的严密性上，在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方面，是空前的。那时候，恋爱、结婚、夫妻不和，所有私人事务，包括思想、情感，都交由组织解决，夫妻吵架时党支部出来解决问题。这根本不是政党的事嘛。但军队里就是这样的，因为一个士兵如果情绪有问题，就打不好仗，所以政委要解决思想问题，解决个人问题。大家都知道，以前房子也是单位分配。全包，把个人的一切都包下来，也管住个人的一切，没有什么隐私权，认为这就是马列的集体主义。

    马克思讲按劳分配，按需分配。这是个乌托邦理想，实现不了。他讲巴黎公社，官员可以随时撤换、轮换，与平民拿同样的工资，也是不可能长期实行的乌托邦。列宁那里发展得更厉害，列宁写了《国家与革命》、《四月提纲》，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没有官员，没有警察，没有军队，官员跟工人拿同样的工资，官轮流当，根本不需要固定官员。这当然很美好，因为平等嘛。毛泽东搞“文革”和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确就有这个马列理论基础，加上红军供给制和官兵平等的实践，他一直想取消八级工资制，一律拿同样工资，经常讲我们红军时代怎么怎么，所以后来林彪把军衔取消了，统统都是一颗星。这是以农民革命的民粹主义来接受和实践马列上述乌托邦。就个性说，毛是坐了江山，还要造反。反苏修美帝，都有他叛逆性格的身影，与思想相结合，能量就更大了。所以，把“文革”简单看成权力斗争，那太肤浅了。他是理直气壮要坚持自己革命理想的，谁反对，即使是亲密战友们，也被认为只是过去的同路人而予以扔弃。连张国焘也说，毛搞“文革”有理想因素。当时国外左派从萨特到福柯，都赞赏毛，原因即在此。权力过度集中的专制领导人的思想谬误可以导致极大的危害后果，这倒印证了毛最爱讲的“精神变物质”。

    中国几代人文知识分子，包括“旧知识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多大的一批人啊，都是精英。像汤用彤、宗白华这样高雅清脱的名学者也衷心臣服在当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下，更毋论那些原来就革命的学者了。这是一个至今未得到好好研究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课题。关键在“衷心”，即真心实意地接受和信服了马克思主义，这至少需要做多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个案研究，然后综合归纳。

    中国接受怎样的哲学

    李：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学，是有自己选择的。中国接受马克思，也不是偶然的。

    刘：这和中国当时的积贫积弱、救亡图存有关吧?

    李：除了现实原因，还有思想传统的原因。中国有礼运大同，是想在世上建立天国。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大同理想，毛泽东多次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要在人间建立共产主义。中国强调实践，马克思也强调实践。中国讲人要“尽伦”，活在五伦关系之中，马克思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都有相近的东西。

    马克思讲斗争，本来这在中国是最不容易接受的，结果也接受了。中国哲学本是一直讲和谐的，这合乎中国“生存的智慧”。但经过达尔文种族竞争优胜劣汰说的传播，在“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亡国灭种”危险的刺激下，大家也接受了。族类的生存毕竟是第一位的。由它再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也就顺理成章了。就近代说，接受天演论如此，接受马列也如此。朱光潜1985年到香港，一开口便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却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如当年 (1982)冯友兰去哥伦比亚接受名誉学位时一样，没人要他们这么说，这是他们自觉的情感—思想的忠诚表态。这也很有意思吧，值得研究。中国现代思想是在外来刺激下由传统思想经达尔文到马克思，经由“科学的人生观”(胡适、丁文江)到“革命的人生观”(陈独秀、共产党人)，中国人是带着情感来接受这些理论，并且付诸实践身体力行的。

    刘：但达尔文学说里的“适者生存”，是指自然的漫长的选择，弱者被慢慢淘汰，不是指物种间的主动斗争，去战胜或者吃掉别人。从严复开始，一直到鲁迅、毛泽东，其实都误读了。

    李：当时接受的并非真正的达尔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英国殖民主义的理论，但中国人反读之，要奋起自强求生存。所以，这个接受仍然是以自己民族这个物质实体的生存为根本。

    误读在文化传播史上很多。中国人有这个特点，受了刺激以后，就要发愤，要“起来”，要“图强”、“自立”。所以我上面说，有深厚文化背景的“误读”没什么不可以，它表现了一种有现实依据的诠释学功能。学院式准确译解当然好，但因之鄙薄前贤却失之肤浅了。

    马克思有两点更能打动中国人：一是承认世界有某种客观规律即“天道”，在马克思那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二是从而对未来世界怀抱某种乌托邦大同理想，愿为之奋斗，并将人生意义寄托在这里。这两点比杜威更接近中国儒学传统，尤其是后一点，在没有宗教的中国人中，起到了一种准宗教的情感性作用。所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择马而弃杜，四五十年代热衷学习社会发展史，从而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献身，这都不是偶然的，是自觉自愿并努力实践之的，其中就有内在文化心理的原因。

    （摘自《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2011年谈话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6月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