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有一段也烙上了书店的印记，在郑州三联书店工作的五年里，自己留存了很多实物，作为成长的见证。
北京三联书店印制的书签、笔记本自不必说，设计精美的图书海报、自己制作的员工借书卡、越秀学术讲座的邀请函……先后成为我的珍藏。甚至多年以后，我还暗暗后悔，当初在农业路店拆迁之前，没有及时将那个门牌取下来收着。和乌鸦书店不同的是，郑州三联书店从农业路另迁别处，如今依然存在，发挥着城市学堂的功能，但不可否认，作为我青春的承载，郑州三联书店农业路店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虽有时空与繁杂俗事的阻隔，记忆却依然鲜活，比如和它的相遇。
这家咖啡馆兼书店的墙上挂满了镶着镜框的作家肖像和照片，标签上打印着他们的名字，我大声地读着以图记住他们。在这个新地方有一种亲密的历史感，一种过去时代及其传奇的重要性，一种像我这样成长在没有历史的加州的年轻人感受到的历史感。其实最今我触动的是这些大作家的生平。他们的照片不仅是装饰；他们的作品放满书架。
没错，这就是我进入郑州三联书店的第一印象。那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秋日午后，出了考场所在地郑州九中的校门，不经意间，竟然撞见了“三联书店”——在我之前的概念里，它只是四个印在我的《庄子说》、《人生五大问题》、《傅雷家书》等书上的汉字，只是一家距离自己过于遥远的出版社，没想到它还可以是一间书店，让人漫步其间。我与它一见钟情。农业路店很精致，不过四十余平米，三面顶天立地的书架上，满满当当全是书。自然，这里没有咖啡馆的位置，它还处于书店的初级阶段，而那个时代的读者，似乎也还没有这种奢求。镶着镜框的照片，多是近代中国学人的，诸如弘一大师、冯友兰、马一浮、周作人，在他们的注视下，我的无知一览无余。
我被这些图书的重要性，也被我对图书的孤陋寡闻所触动；也许就在此时我明白了人生短促而书海无涯。
在书店转了一圈，极度自卑的我最终选了一本《歌德谈话录》，付款时，特意让店员在书上加盖了销售印戳。当时我只是觉得，从此以后又多了一个买书的好去处，却并没有想到，两年后自己会站在这里为读者服务，而那“三个披星戴月的筑路工人”竟也成为自己的写照。我对那枚店徽的意思不解，询问店员之后，得见三联书店简史，忙拿到附近的文印店复印了一份。对三联书店历史的了解，无疑为我随后能加盟其中增添了砝码，也正由于对先行者的敬意和一贯的关注，几年后我提笔为郑州三联书店立志修史。
在书店工作鲜为人知的好处之一，就是它始终带给我欢乐和回馈。书店工作区的特点就是自由和灵活，感觉是在公共场合干私活，与时光以及漫步其中的陌生人交流。书店是一个广场，是街道的延伸，是一个市场。无论从生理上还是感觉上，铺面工作都要比小隔间或办公室的工作更呼吸顺畅，更能敏锐地感觉到光线的变化，季节的来去和起伏。转铺面就像是转世界，是主动的参与，而不是偷偷摸摸的逃避。
作者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书店工作五年，自己在店面的时间不足两年，之前是在仓库，之后是在办公室，然而我总是流连于店面，之前是期盼，之后是忘情。读者少的时候，我们整理书架、打扫卫生，店员之间互相提问作者的作品、作品的作者，或者随便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让不知情的对方猜猜少了什么书——这些内容，都是店委会不定期要考查的。顾客多了，有人翻箱倒柜地找书——书店空间有限，书架上的书没有复本，而不少滞销且没压膜的书，因为我们擦拭书架，书脊下部都黑了，难免不入挑剔之眼；有人熟练地拨打算盘忙着结算——我们倒是有计算器，不过店里要求熟用算盘，一般是不会出错的；有人手脚麻利地用牛皮纸为读者捆扎图书——那时人们买书可真是多，不像后来每次只是三两本甚至空手而归，弄得我这个包装熟手难得展示技艺……
书店的义务是销售我们顾客需要的任何书籍。我们还认为反抗审查的压力是我们的义务，即便在本案例中这种压力是以一个认真的个人的形式出现的。
可惜的是，太多的时候，我们的书店并不能为读者提供他们需要的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至于反抗审查，更是一种过于奢侈的权利，属于非分之想。和作者的遭遇相近，我也遇到过审查官式的读者。某日，一位老兄指着书架间隙周作人的照片，出离愤怒地说：“这是个汉奸，你们书店为什么要挂他的肖像?他的书都应该烧了才好!”我们一时无语，只好僵笑着听他发牢骚。多年以后，写影评的周黎明替我回应了那位老兄：“这么多人这么乐意剥夺公众看某部影片的权利，同时又有很多人叫嚷着没好片看，你说这中间有没有因果关系?能怪谁呢?中国观众，我们只配没电影看，因为我们动不动就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作品给禁了。世界上没有哪部电影是可以得到百分之百的认同和赞许的。如果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可以剥夺所有人的选择权利，那么任何形式的创造都可以休矣。”
书店向来是交换时代思想的市场，在塑造公众话语方面起到促成的作用。书店经常是捍卫言论自由权利的阵地。
与作者上面那句话类似，这个立论之于我们，似乎是过于宏大和陌生了。但无疑，书店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每天出入其间的人难以计数又形形色色，不同的话语汇聚于此，“反映他们的时代，而且帮助形成那个时代”。这一点，由秀州书局范笑我先生的记录可证。我是个粗心的人，很少留心于此，现在回想起来的，不过是几种很有特点的读者而已：有人热心购买各个时期的禁书禁刊，一有风吹草动，必来书店点名讨要，比如《第三条道路》、《开放时代》、《方法》等书刊，不过也有信息失误导致反应过头的情况；有人专门收罗书名以“天”字打头的图书，无论什么内容，还说自己的书斋就叫“天斋”……你还别笑他们有病，爱书的人都有病，表现形式和程度不一罢了。限于场地，郑州三联书店并没有沙龙性质的聚会，不过经由书店结识的兴趣相投者甚多，自可以在别处交流提高。我就是在工作中和一些读者发展了友谊，还在书店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当我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时，我送给我的密友肯·泰勒一本；他正要去巴黎度蜜月，于是我请他到莎士比亚书店，偷偷地把我的书塞到书架上。几年后，在我自己到巴黎作蜜月之旅时，我查遍书架，发现我的书不见了；也许是被某个游客买走了，最好是被偷走的。
移目至此，我忍俊不禁，联想前文自曝少年时在书店偷《列侬回忆录》和偷看《花花公子》，作者的坦诚一以贯之。我在郑州三联书店工作五年以后，又到百花园杂志社做发行，依然没有离开书业。书店还是不时会去，虽然成了一名普通的读者，我还会下意识地整整书架。有时站在那里呆想，如果自己的书摆在书店，会是什么感觉。几年后，我的散文集出版了，书名就叫《书生活》，我第一时间将它位移到书店，接受读者的检阅。不久，接到书店的电话，得知《书生活》动销，我不禁浮想联翩，在某个寂静的夜，温暖的灯光里，谁的素手翻开书页，阅读我的文字，留下一串串叹息……
“普林特斯”的关闭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二十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小买卖肯定使业主们身心疲惫——但毫无疑问的是电子商务将人们困在计算机前而不再光顾商店。所有我们这些曾在“普林特斯”工作过的书虫都参与构建了这个将“普林特斯”抛弃了的未来，我们大家留下的是一片空旷。
一个独立的学术书店的消逝，对一个城市究竟意味着什么?大概很少有人会去细想。可以预见的是，纸质图书和传统的独立书店断然不会完全消失，它们在与连锁书店、网络书店和电子图书等书业新成员的竞争中，或许会节节败退，但存活下来的，无疑会是未来书业繁荣的重要力量，一切都要看从业者的努力了。
那些书仿佛变成城市里灯光闪烁的窗口，诱惑地显露出居住在封页之间的百态人生。这已不仅仅是生意。这是快乐，精神和肉体的快乐。
《书店的灯光》封底用了北京万圣书园墙上的两句话：“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这移自郑愁予《野店》诗句，“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和书名甚为契合。不同的书店，有着一样温暖的灯光。这让我想到当年杭州三联书店经理叶芳的那句话： “是否还有另一种行业。如同我们书业界同行那样，仅仅因为对知识和人类不朽精神的向往和追求而彼此相像?对于所有已经投身于书业的人们来说，这个行业既使人自豪，使人痴迷，又是如此的艰苦卓绝。在这里，理想和希望不断成长和破灭，相互交织和影响……”
（摘自《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江西高校出版社2012年6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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