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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2年09月01日 星期六

    岁月回响:我的一九八二

    张欣 《 书摘 》( 2012年09月01日)

        三十年,对于许多走过艰苦岁月的人,仿佛只是一瞬间,而对于许多八零后的青年,却已经是生命的全部。然而无论如何,回顾个人命运与共和国历程交织而成的三十年,都让我们敬仰历史,珍重现在。作者的1982,印证了国家历史的细节。

        1982年的第一天,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发布,正式确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对亿万中国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一颗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正式提出“一国两制”。解决了港澳回归最大的制度性难题,也为今后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基础。    

        1月份还有一件让老百姓高兴的事,国产机械手表、黑白电视机、半导体收音机、弹力呢等商品降价了。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国防工业体系基本是照搬苏联,从事较为单一的军品科研及生产。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家将主要财力、物力投入到国民经济建设中,军品订单大幅减少,许多军工企业面临停产、半停产状态。为了生存,人们饥不择食,找米下锅,不嫌其小、不厌其杂,弹药厂搞洋铁壶、飞机厂搞铝笼屉、火炮厂搞电风扇、坦克厂搞自行车、光学厂搞眼镜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为解决吃饭问题。    

        由于长期以来“任务靠国家下、资金靠国家给、材料靠国家拨、产品靠国家收”,再加上原有军工生产设备很难适应民品生产要求,又没钱购置新设备等方方面面的原因,刚开始的“军转民”可以说是步履维艰。    

        这一年1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国防工业要贯彻“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将“保军转民”从权宜之计提升到战略发展的高度。从此中国的军工人又一次白手起家,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第二次创业”。    

        重庆及其周边是兵工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那里的军转民也搞出了点小名堂,如嘉陵厂的摩托车(当时充其量叫轻骑)、长庆厂的电冰箱、红山厂的射钉枪、长安厂的木钟、猎枪等。将这些“成果”拍成录像片(当时还没有广告的概念),向领导汇报并在展览会上播放,就成为我等的任务。    

        听说要拍民品录像片,各相关企业都非常重视,全力配合。我们住在长安厂厂区内一小山坡上的招待所,按规定吃饭就我们三人,但配合工作一起吃的三十多人。我表妹(我大姑的女儿)正在重庆外语学院上学,家里每月才给15元生活费,典型的营养不良,面黄肌瘦,我叫她找几个女同学来当“群众演员”,十几天后,个个满脸红光。白天,我们到重庆各风景区拍摄,晚上便与招待所的女服务员跳舞、唱歌。不管玩到多晚,只要饿了,她们就争先恐后给我们煮“小面”吃。在拍猎枪时,我提出要有打猎的镜头,可打什么呢?人们七嘴八舌,有说打山鸡、有提议打野猪……争得面红耳赤,最终经反复权衡决定打野兔。可真野兔哪儿去找?就是找到也很难拍到,于是决定由家兔代替。可没想到现场他们却整来几只白兔,还一口咬定当地只有白兔子。无奈只得将就,我让他们往白兔子身上抹了一层泥,放到树林中的草丛中,隐隐约约看上去还真像回事。谁知枪声一响,兔子临死前浑身一抖,又成了白色。    

        返京后部领导审看时,一位领导问:“野兔怎么是白的?”我一旁忙回答道:“报告首长,当地的兔子都是白的。”那位领导自言自语道:“原来野兔还有白的,今天真是长了见识了!”    

        我从展品中借出一辆嘉陵摩托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开得那个抢眼,常被交通警截住,也骑上兜一圈过过瘾。郁闷的是其动不动就熄火,一蹬就是一身臭汗。    

        那时客观地说,军工企业生产的民用产品水平还不高,主要是档次较低、外观比较粗糙,还有总是出毛病。但话说回来,万事开头难,重要的是第一步毕竟迈了出去。看看今天国防系统在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分量,你就会真正明白当年“第二次创业”的意义了!

        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没多久母亲搬到了干休所,刚来北京时住过的那个院——五棵松北八号。    

        弟弟也复员了,在航天部一个工厂上班,没多久调到航天二院某研究所,一个很不错的单位。弟兄俩仍“坚守”在大院原住房里,一人一礼拜轮流坐庄,买菜做饭。    

        那时每到秋天,由各单位组织,每家都一次性将一冬天的菜基本买齐,主要是土豆、萝卜、大白菜、大葱等,少则几百斤,多则上千斤,还少不了几筐国光苹果。个别有条件的挖地窖储藏,大多堆在房前屋后或楼道里,用棉物盖上即可。   

        那时吃饭很简单,哪像现在动不动就是五六个菜。下班路上买两毛钱肉馅回去汆个丸子,或买两毛钱肉来个肉丝面即可。礼拜天买五毛钱肉馅包饺子,那叫改善生活。运气好还能买到点羊肉,羊肉面里放点土豆、番茄酱(许多家都做番茄酱,装在一个个罐头瓶中)那个香!    

        卖肉的师傅个个一手绝活,不管几毛钱的肉馅,用油纸一抓,往秤上一摔一点不差:“得了您!”不管几毛钱的肉,一刀下来正好,“走您的!”简直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时买肉都喜欢肥肉,因为可以炼油,用大油炒菜很香,油渣撒点盐也很好吃。那个年代,谁要是认识一位卖肉的大师傅,那可是绝对的牛?。    

        我家住一楼,楼后的窗户下堆着一堆大白菜,我和弟弟时不时“锤子剪子布”,偷偷去“顺”几棵。一日母亲问哥俩:“咱家后窗下的大白菜你们吃了吗?”我和弟弟面面相觑,哭笑不得!多少次鬼鬼祟祟、提心吊胆、自以为占了多大便宜的扬扬得意,结果全是自我摧残、自我陶醉。    

        那段日子里,我和弟弟初步体会了什么叫过日子,哥俩也练就了一手连许多女孩子都惊羡的烹饪技艺。  

        这一年值得一提的事还真不少。  

        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什么是“有中国特色”?就是要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什么是中国的国情?就是“一大、二穷、三白”。如何符合?谁也不知道,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去检验。    

        一个“有中国特色”,不得不让众多所谓理论精英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其为解决当前存在、未来发展中几乎所有的思想、理论及各方面的问题,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时,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原则立场:第一,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第二,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继续保持香港繁荣,香港实行资本主义;第三,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这一年的9月,中国人的目光都被在秘鲁举行的第九届世界女排锦标赛所吸引。当时我们正在上海拍片,首场对意大利,中国女排完胜,三局下来对方只拿了8分。第二场对扬言誓拿冠军的美国队,开赛时间不巧正是工作时间,我等将主任留在拍摄现场看设备,全部跑回住处看转播。那天中国女排不知是怎么了大失水准,竟然以0:3惨败美国队,看得我等那个窝火。    

        回到拍摄现场草草了事,谁知车又没了,只得拎着设备挤公共汽车回去。车到终点站正值下班时间,人特别多。两个身穿港衫、留着大背头典型的上海滩阿飞,没等人下完就硬往上挤,在车门与我撞上,我还没怎样,他们却先动了手,结果是我那天的一肚子气全撒在了他们身上,两个阿飞全进了医院。    

        上海人很有意思,那两个阿飞被打得躺在我脚下动弹不得时,一下子围上来许多人,里三层外三层的,嘴里不停地说:“外地人怎么跑到上海来打阿拉上海人?”可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往前来。我的目光扫向哪儿,哪儿就立刻鸦雀无声,我往哪儿走几步,哪儿的人墙就往后退几步。不溜还待何时?在我面前,人墙乖乖让开一条通道,我扬长而去。本已无事,谁知我刚溜走,主任坐第二辆车到了,主动承担起责任。    

        我回到住地才发现,手腕上那块福建买的走私表不知什么时候没了。等到主任等众人回来已很晚了,听他们讲,我离去后上海人又将他们围住不让走,剧组的女大学生小江出人意料地一声大吼:“让开!”又都乖乖地让开了。一纤弱女子有如此胆略,着实让我等刮目。他们送两个阿飞到医院后,处理此事的恰好是一北京调来的公安,结果每人只付了五元钱的医药费了事。那位公安还对我们主任说:“你们那位下手也太重了些,是不是看了女排输球了?”

        我主动向主任检讨了错误,并承诺只要女排拿冠军,我心甘情愿回去受处分。主任说若是女排拿不了冠军,我的处分算是给定了。言外之意我受不受处分,关键在女排是否能拿冠军。  

        女排最终没让我及国人失望,第二天3:0轻取波多黎各队。进入复赛后3:0胜古巴队、3:0胜匈牙利队、3:0胜苏联队。半决赛3:0胜日本队。决赛又以3:0胜了赢了美国队的秘鲁队,获得冠军,实现了世界大赛中的“二连冠”。女排姑娘们不仅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也成了我免于处分的恩人。    

        10月16日,中国潜艇在水下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作为一个“军工人”,深知这意味着什么,心里的喜悦与自豪不亚于女排赢得世界冠军。     

        事实上就在上海那两个阿飞倒地的一瞬间,我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反省。都多大岁数了,怎么还这么冲动,控制不住自己,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顿悟”?    

        从上海返京后不久,我出差去西安。陕西是兵工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去得比较多,连飞机上的空姐都混熟了。当时飞机上仅发几片口香糖,可那些空姐一到我面前就给一堆,还常将我的保温杯拿去,装满满一杯她们自己吃的冰激凌给我,妒忌得我的搭档老费直拍大腿:“老了!”    

        到西安后的某天,我在大雁塔的那条大街上与当地一小伙子擦肩而过,无意中将其手中刚吃了几口的“肉夹馍”碰到地上,其张口就骂,我见他身后不远处就是一卖“肉夹馍”的铺子,心平气和地对他说:“小伙子别发火,不就是一个‘肉夹馍’吗?来,我再给你买一个。”当其接过我给他买的“肉夹馍”时,那个尴尬,脸都红了,低声说了一句:“大哥,我刚才骂你不对,对不起!”说完扭头消失在人流中。我呆呆地伫立在原地,心想真是怪了,要是在往常遇到这种情况,我早就把他打趴下了,今天是怎么回事?又一想,如此处理不也挺好吗?否则打伤了还得带其去医院,破费点倒是小事,公安一介入就麻烦了,最少耽误半天时间。再想想那个小伙子后来的那个神情,还真有点得意感。可以说从那时那刻起,我终于实现了“顿悟”,至今很少再出过手,而且遇事比一般人都能忍。    

        返京时与一和我同龄的东北某兵工企业的工会副主席一同乘火车,车到华阴时,两人临时决定下车登华山。当时已是下午两点多,等走到山脚下的“回头石”时,太阳已落山。夜幕中、月光下,两人斗胆开始攀登有着“天下第一险”的华山……当我们爬过“千尺幢”登上北峰时,已是夜半时分。在殿堂中凑合了半夜,一大早便爬起观日出。    

        日出前,那用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的云海、霞光,刹那间仿佛将我的“天灵”打开:在壮丽的大自然面前,人实在是渺小得不能再渺小了,还不如一粒尘沙!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人的一生短暂得不能再短暂了,还不如浪花一现!你还有什么事情想不开?还有什么坎坎过不去?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那么就珍惜、把握眼前的每一天。    

        确切地说,我真正的“顿悟”不是在西安街头,而是在华山之巅。    

        最美的不是日出,而是其将出未出的那一瞬间。华山顶上我一声长啸,长啸声中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摘自《我们中国这些年》,东方出版社2012年5月版,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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