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对于许多走过艰苦岁月的人，仿佛只是一瞬间，而对于许多八零后的青年，却已经是生命的全部。然而无论如何，回顾个人命运与共和国历程交织而成的三十年，都让我们敬仰历史，珍重现在。作者的1982，印证了国家历史的细节。
1982年的第一天，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发布，正式确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对亿万中国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一颗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正式提出“一国两制”。解决了港澳回归最大的制度性难题，也为今后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基础。
1月份还有一件让老百姓高兴的事，国产机械手表、黑白电视机、半导体收音机、弹力呢等商品降价了。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国防工业体系基本是照搬苏联，从事较为单一的军品科研及生产。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家将主要财力、物力投入到国民经济建设中，军品订单大幅减少，许多军工企业面临停产、半停产状态。为了生存，人们饥不择食，找米下锅，不嫌其小、不厌其杂，弹药厂搞洋铁壶、飞机厂搞铝笼屉、火炮厂搞电风扇、坦克厂搞自行车、光学厂搞眼镜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为解决吃饭问题。
由于长期以来“任务靠国家下、资金靠国家给、材料靠国家拨、产品靠国家收”，再加上原有军工生产设备很难适应民品生产要求，又没钱购置新设备等方方面面的原因，刚开始的“军转民”可以说是步履维艰。
这一年1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国防工业要贯彻“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将“保军转民”从权宜之计提升到战略发展的高度。从此中国的军工人又一次白手起家，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第二次创业”。
重庆及其周边是兵工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那里的军转民也搞出了点小名堂，如嘉陵厂的摩托车(当时充其量叫轻骑)、长庆厂的电冰箱、红山厂的射钉枪、长安厂的木钟、猎枪等。将这些“成果”拍成录像片(当时还没有广告的概念)，向领导汇报并在展览会上播放，就成为我等的任务。
听说要拍民品录像片，各相关企业都非常重视，全力配合。我们住在长安厂厂区内一小山坡上的招待所，按规定吃饭就我们三人，但配合工作一起吃的三十多人。我表妹(我大姑的女儿)正在重庆外语学院上学，家里每月才给15元生活费，典型的营养不良，面黄肌瘦，我叫她找几个女同学来当“群众演员”，十几天后，个个满脸红光。白天，我们到重庆各风景区拍摄，晚上便与招待所的女服务员跳舞、唱歌。不管玩到多晚，只要饿了，她们就争先恐后给我们煮“小面”吃。在拍猎枪时，我提出要有打猎的镜头，可打什么呢?人们七嘴八舌，有说打山鸡、有提议打野猪……争得面红耳赤，最终经反复权衡决定打野兔。可真野兔哪儿去找?就是找到也很难拍到，于是决定由家兔代替。可没想到现场他们却整来几只白兔，还一口咬定当地只有白兔子。无奈只得将就，我让他们往白兔子身上抹了一层泥，放到树林中的草丛中，隐隐约约看上去还真像回事。谁知枪声一响，兔子临死前浑身一抖，又成了白色。
返京后部领导审看时，一位领导问：“野兔怎么是白的?”我一旁忙回答道：“报告首长，当地的兔子都是白的。”那位领导自言自语道：“原来野兔还有白的，今天真是长了见识了!”
我从展品中借出一辆嘉陵摩托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开得那个抢眼，常被交通警截住，也骑上兜一圈过过瘾。郁闷的是其动不动就熄火，一蹬就是一身臭汗。
那时客观地说，军工企业生产的民用产品水平还不高，主要是档次较低、外观比较粗糙，还有总是出毛病。但话说回来，万事开头难，重要的是第一步毕竟迈了出去。看看今天国防系统在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分量，你就会真正明白当年“第二次创业”的意义了！
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没多久母亲搬到了干休所，刚来北京时住过的那个院——五棵松北八号。
弟弟也复员了，在航天部一个工厂上班，没多久调到航天二院某研究所，一个很不错的单位。弟兄俩仍“坚守”在大院原住房里，一人一礼拜轮流坐庄，买菜做饭。
那时每到秋天，由各单位组织，每家都一次性将一冬天的菜基本买齐，主要是土豆、萝卜、大白菜、大葱等，少则几百斤，多则上千斤，还少不了几筐国光苹果。个别有条件的挖地窖储藏，大多堆在房前屋后或楼道里，用棉物盖上即可。
那时吃饭很简单，哪像现在动不动就是五六个菜。下班路上买两毛钱肉馅回去汆个丸子，或买两毛钱肉来个肉丝面即可。礼拜天买五毛钱肉馅包饺子，那叫改善生活。运气好还能买到点羊肉，羊肉面里放点土豆、番茄酱(许多家都做番茄酱，装在一个个罐头瓶中)那个香！
卖肉的师傅个个一手绝活，不管几毛钱的肉馅，用油纸一抓，往秤上一摔一点不差：“得了您！”不管几毛钱的肉，一刀下来正好，“走您的！”简直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时买肉都喜欢肥肉，因为可以炼油，用大油炒菜很香，油渣撒点盐也很好吃。那个年代，谁要是认识一位卖肉的大师傅，那可是绝对的牛?。
我家住一楼，楼后的窗户下堆着一堆大白菜，我和弟弟时不时“锤子剪子布”，偷偷去“顺”几棵。一日母亲问哥俩：“咱家后窗下的大白菜你们吃了吗?”我和弟弟面面相觑，哭笑不得！多少次鬼鬼祟祟、提心吊胆、自以为占了多大便宜的扬扬得意，结果全是自我摧残、自我陶醉。
那段日子里，我和弟弟初步体会了什么叫过日子，哥俩也练就了一手连许多女孩子都惊羡的烹饪技艺。
这一年值得一提的事还真不少。
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什么是“有中国特色”?就是要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什么是中国的国情?就是“一大、二穷、三白”。如何符合?谁也不知道，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去检验。
一个“有中国特色”，不得不让众多所谓理论精英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其为解决当前存在、未来发展中几乎所有的思想、理论及各方面的问题，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时，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原则立场：第一，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第二，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继续保持香港繁荣，香港实行资本主义；第三，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这一年的9月，中国人的目光都被在秘鲁举行的第九届世界女排锦标赛所吸引。当时我们正在上海拍片，首场对意大利，中国女排完胜，三局下来对方只拿了8分。第二场对扬言誓拿冠军的美国队，开赛时间不巧正是工作时间，我等将主任留在拍摄现场看设备，全部跑回住处看转播。那天中国女排不知是怎么了大失水准，竟然以0：3惨败美国队，看得我等那个窝火。
回到拍摄现场草草了事，谁知车又没了，只得拎着设备挤公共汽车回去。车到终点站正值下班时间，人特别多。两个身穿港衫、留着大背头典型的上海滩阿飞，没等人下完就硬往上挤，在车门与我撞上，我还没怎样，他们却先动了手，结果是我那天的一肚子气全撒在了他们身上，两个阿飞全进了医院。
上海人很有意思，那两个阿飞被打得躺在我脚下动弹不得时，一下子围上来许多人，里三层外三层的，嘴里不停地说：“外地人怎么跑到上海来打阿拉上海人?”可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往前来。我的目光扫向哪儿，哪儿就立刻鸦雀无声，我往哪儿走几步，哪儿的人墙就往后退几步。不溜还待何时?在我面前，人墙乖乖让开一条通道，我扬长而去。本已无事，谁知我刚溜走，主任坐第二辆车到了，主动承担起责任。
我回到住地才发现，手腕上那块福建买的走私表不知什么时候没了。等到主任等众人回来已很晚了，听他们讲，我离去后上海人又将他们围住不让走，剧组的女大学生小江出人意料地一声大吼：“让开！”又都乖乖地让开了。一纤弱女子有如此胆略，着实让我等刮目。他们送两个阿飞到医院后，处理此事的恰好是一北京调来的公安，结果每人只付了五元钱的医药费了事。那位公安还对我们主任说：“你们那位下手也太重了些，是不是看了女排输球了?”
我主动向主任检讨了错误，并承诺只要女排拿冠军，我心甘情愿回去受处分。主任说若是女排拿不了冠军，我的处分算是给定了。言外之意我受不受处分，关键在女排是否能拿冠军。
女排最终没让我及国人失望，第二天3:0轻取波多黎各队。进入复赛后3:0胜古巴队、3:0胜匈牙利队、3:0胜苏联队。半决赛3:0胜日本队。决赛又以3:0胜了赢了美国队的秘鲁队，获得冠军，实现了世界大赛中的“二连冠”。女排姑娘们不仅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也成了我免于处分的恩人。
10月16日，中国潜艇在水下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作为一个“军工人”，深知这意味着什么，心里的喜悦与自豪不亚于女排赢得世界冠军。
事实上就在上海那两个阿飞倒地的一瞬间，我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反省。都多大岁数了，怎么还这么冲动，控制不住自己，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顿悟”?
从上海返京后不久，我出差去西安。陕西是兵工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去得比较多，连飞机上的空姐都混熟了。当时飞机上仅发几片口香糖，可那些空姐一到我面前就给一堆，还常将我的保温杯拿去，装满满一杯她们自己吃的冰激凌给我，妒忌得我的搭档老费直拍大腿：“老了!”
到西安后的某天，我在大雁塔的那条大街上与当地一小伙子擦肩而过，无意中将其手中刚吃了几口的“肉夹馍”碰到地上，其张口就骂，我见他身后不远处就是一卖“肉夹馍”的铺子，心平气和地对他说：“小伙子别发火，不就是一个‘肉夹馍’吗?来，我再给你买一个。”当其接过我给他买的“肉夹馍”时，那个尴尬，脸都红了，低声说了一句：“大哥，我刚才骂你不对，对不起!”说完扭头消失在人流中。我呆呆地伫立在原地，心想真是怪了，要是在往常遇到这种情况，我早就把他打趴下了，今天是怎么回事?又一想，如此处理不也挺好吗?否则打伤了还得带其去医院，破费点倒是小事，公安一介入就麻烦了，最少耽误半天时间。再想想那个小伙子后来的那个神情，还真有点得意感。可以说从那时那刻起，我终于实现了“顿悟”，至今很少再出过手，而且遇事比一般人都能忍。
返京时与一和我同龄的东北某兵工企业的工会副主席一同乘火车，车到华阴时，两人临时决定下车登华山。当时已是下午两点多，等走到山脚下的“回头石”时，太阳已落山。夜幕中、月光下，两人斗胆开始攀登有着“天下第一险”的华山……当我们爬过“千尺幢”登上北峰时，已是夜半时分。在殿堂中凑合了半夜，一大早便爬起观日出。
日出前，那用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的云海、霞光，刹那间仿佛将我的“天灵”打开：在壮丽的大自然面前，人实在是渺小得不能再渺小了，还不如一粒尘沙!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人的一生短暂得不能再短暂了，还不如浪花一现!你还有什么事情想不开?还有什么坎坎过不去?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那么就珍惜、把握眼前的每一天。
确切地说，我真正的“顿悟”不是在西安街头，而是在华山之巅。
最美的不是日出，而是其将出未出的那一瞬间。华山顶上我一声长啸，长啸声中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摘自《我们中国这些年》，东方出版社2012年5月版，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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