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0岁的著名连环画家贺友直先生，曾自谓是个明白人，甚至承认某些酷评家指他的“世故”；现在，这样一个明白人、世故人要“自说自画”地公开诉说以往，检点历史，清理旧账，我们恐怕要有好戏看喽……
领到工资好比发了财
某年有了固定工作，我的工资是每月104元，有了固定工资，家庭生活立马改观。妻子出去在地区妇联从事社会工作，雇了一位保姆照顾两个孩子，吃穿不用担心，租屋不欠租，还长期订了两大瓶牛奶。我还记得第一次领到工资就在新闸路一爿旧货店里花25元买了一只老红木的台子，其实这只是麻将台子，因为它四边有放筹码的抽屉，但是我们把它当吃饭台子。因为它身骨好，使用了五十多年没有走样，这就应了一句经验之言：新货不如老货。
通则顺
1956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创作人员由工资制改为稿酬，此制仅限于连创室，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律无份，即使是年画、宣传画部门画画的也不在改制之列，由此可见连环画在当时的需要有多大的了。改制全出于刺激数量。
当时连环画的稿费标准是5、8、l0、13、20元，我在当时是居于13元一档的。一个月画50幅计算，650元，加上印数稿费合计上千，这个数目在当时堪称高收入了。
偏偏在这当口调我去担任连环画美术编辑组副组长了。仍领取104元的固定工资。盼星星盼月亮结果这盼头落空了，心像刀割一样的痛，反复思忖自我斗争是服从分配还是拒绝调动，最后想通了——我有此能力和水平，领导才看中我担当这任务的。
由于思想通了，在大鸣大放时，为此没有发过半句牢骚。从这个经历中我得到认识，凡遇事要通，通则顺。
有与无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是画连环画人的黄金时期，一幅十几元钱稿费就可在锦江饭店吃一桌酒席。福州路上的古玩市场，吴湖帆画的(成)扇面5元钱一把，插满一只大笔筒，挂在墙上齐白石、王一亭、吴昌硕的画，不超过二位数，十几二十元可挑拣一方中等真鸡血石，优质旧墨一元一锭。我当时不懂更无收藏意识，只随便买了几块小石头，虽属不识货买得的东西，有识货朋友见了连连称赞：“好货，好货!”其中有三方标“好田黄冻”的仅8元钱，有一方刻有前人的边款，识得其中有“仿汉印”，由于无知竟将刻的印章磨掉请人另刻。有一年我在北京王府井和平画店，见到一幅黄宾虹的画，标价120元，超过我一个月的工资，舍不得下手。以上这些事，若今天碰到，就不会轻易放过，但这样的东西，放在当今一是难辨真伪，二是买不起。就以刻章来说，我的三方田黄冻是请来楚生先生刻的，二方青田白果是请钱瘦铁先生刻的，每字二元酬谢，付给时二位先生还连声道谢：“太优厚，太优厚。”
当时不懂没弄点东西，后悔。现在手里没藏点东西，无后虑，是失是得，是得是失，其定论由心态取决。
傻蛋一个
1963年头上，才过春节不久，忽接通知要我去北京为纪念曹雪芹画展览会的画。为这个任务建立了一个工作班子，具体负责领导的是文联秘书长阿英，两位办事人员是黄苗子、丁聪，三个画画的是刘旦宅、林锴和我。
纪念曹雪芹，从何着手，选哪些内容作画，不先确定是无从着手的，为此务必由这方面的专家讨论议定。这天邀请到的是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王昆仑及一位记不得名字的红学家。这几位在热烈讨论，遇到争论处竟能将原著整段背出以反驳对方论证自己。我没有读过《红楼梦》，他们说的争的全然不懂，连插嘴的份儿都没有，最后肯定什么否定什么也毫无态度。由此我明白了无知的境遇——傻蛋。
风暴袭来
1966年初夏，“文革”开始不久，连创室楼下底层的大间里特为我辟一大字报专栏，赐给我的头衔是“三名三高黑线干将”、“漏网右派”、“反革命分子”，虽然只有帽子内容空洞，凭这架势，当场吓倒。
这些大字报的作者，都是同事，有的还是挚友，我心里明白他们做此也出于无奈。果然运动领导者勒令我也要揭发别人，这是态度问题。
人的怕死，为保自己而陷害别人，这是人性中的弱点。在这场运动中，被打的或打人的其实都从这种弱点出发在表现着，否则这场运动不会搞得那么轰轰烈烈。
我在这场运动中也凭空想象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写过许多同事朋友熟人的大字报，我在此鞠躬请罪深深致歉，并接受教训在今后的做人生活中要实在厚道。
出土文物
“文革”期间，人比狗屎不如，没有人理解，没人上门。“文革”一结束，突然门庭若市，用阿拉宁波人的一句形容词，真叫做“门槛踏穿”。都是上门求画的，有的干脆腋下挟一叠宣纸。这样着实令我为难，接受吧，我只会画连环画，从未玩过水墨写意的，无此本领，拒绝吧，似乎失礼。实在出于无能只好一一谢绝。在这过程中必定得罪了人，借此公开道歉，并望谅解。
“文革”十年结束，忽然走红，我把这种现象称为 “出土文物”，我在出版社的小组会上宣布：我不会画应酬的东西，谢绝上门求画的。此话一传出，从此绝迹。望喜欢我的画的体谅我吧。
（摘自《贺友直自说自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定价：160.00元）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