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秋，军委的第一号令下达，北大二千余名教职员工一齐奔赴江西南昌百里开外的北大鲤鱼洲分校，走毛主席号召的光辉“五七”道路。鲤鱼洲是在鄱阳湖畔围湖造田而成的一大片沼泽地。由于钉螺丛生，血吸虫猖獗，农民早已遗弃了这片土地。我们到达时，只见一片荒凉。先遣部队匆忙搭建的可以容纳二百多人的几座孤零零的大草棚突兀地屹立在荒原中心。为了一日三餐，尽管我们只吃酱油汤加糙米饭，后勤人员还是不得不划着小木船到鄱阳湖彼岸去采购。就在我们到来的前几天，两艘小船遇到风浪，两位员工不幸牺牲。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首先“再送瘟神”，发扬人海战术，打响了消灭钉螺的歼灭战；毛主席有诗云：“华佗无奈小虫何”!我们毕竟比华佗高明，战胜了血吸虫，在鲤鱼洲安营扎寨。当最后离开鲤鱼洲时，我们北大分校仅有百余人患上血吸虫病(据说邻近的清华分校患此病者竟达八百余人)。这无疑是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伟大胜利!我们又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气概，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一排排砖房和茅草房，开垦出百余亩水稻田(这湖底土地肥沃，水分充足)。鄱阳湖比鲤鱼洲高出数十米，人们从湖底仰看鄱阳湖上的点点白帆，就像白天鹅在蓝天上悠悠航行。谁都心知肚明，万一围湖大堤，哪怕是裂一个小缝儿，几千员工的命运就是“人或为鱼鳖”了!因此，防汛时，在大雨滂沱中，大家日夜换班护堤，人人都是日以继夜瞪直双眼，紧盯着大堤的每一寸。
我和丈夫带着十岁的儿子，在这个因血吸虫肆虐而被农民遗弃的土地上生活了近三年。我们虽然分住在不同的连队，但两周一次的假期总可以一家人一起沿着湖滨散步，那就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光。后来，多谢领导照顾，几个连队还联合开辟了几间“家属房”，拉家带口的“五七战士”可以排队轮换，三个月中可以到这间特殊的“家属房”里住上一个星期。我们一家三口就曾在这样的“家属房”中住过。尽管设备简陋，脚下的土地很潮湿，木板床下常常长出青草，跳出蟋蟀和青蛙，但三个人重新团聚在一起，就像是久别重逢，说不出有多么快乐!生活就这样过下去，如果没有什么急行军、紧急集合、“深挖细找阶级敌人”之类的干扰，日子过得倒也还平静，比起以往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总算松了一口气；可惜急行军、紧急集合、批判会还是太多。记得有一次半夜两点，突然接到命令，紧急集合，打上背包，跑步到五里开外的团部操场。结果竟然是去看一个当时很少见的阿尔巴利亚爱情影片!这样的急行军就叫“锻炼”!既然前途渺茫，连猜测也难，人们倒也不再多想，我又做起归隐田园的好梦，幻想有一间自己的茅草屋，房前种豆，房后种瓜；前院养鸡，后院养鸭，自得其乐。
可惜好梦不长，一年刚过去，按照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新的革命任务下达了!夏天伊始，总管全国教育科研的实权人物，8341部队负责北大、清华两校的军宣队头头——迟群同志突然驾临鲤鱼洲，召集全体教职员工训话，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鲤鱼洲草棚大学：先办文、史、哲三系，学生从江南各省工农兵青年中推荐选拔；他们不仅要上大学，还要管理大学和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迟群同志强调这样的草棚大学，一无高楼大厦，二无“不实用”的图书文献，三无固定教学计划(一切因人、因时而异)，它的灵魂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这是一种“新型大学”，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同属“史无前例”!迟群宣布草棚大学暑假后立即开办(干革命就要雷厉风行)!三系各有七八名教师被指定为“五同教员”(五同者，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改造思想、同教育革命之谓)。我和老伴汤一介都有幸名列其中，我们受命立即脱产筹备。我们在会上都表示热烈拥护，私下却不免内心忐忑。我们不知道应该教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如领导所要求的，接受工农兵学员的“再教育”。
我们深感任务之艰巨，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唯恐误人子弟，对不起养育我们的老百姓和毛主席!我们呕心沥血，好不容易设计出第一年的课程。除全体师生要天天坚持背诵“老三篇”、体会“老三篇”的精神实质外，哲学系主要讲《实践论》《矛盾论》，历史系主要讲《新民主主义论》，中文系的课程比较丰富，除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外，还讲鲁迅、样板戏，批判四条汉子，外加大量写作实习。另外，几乎占了一半时间的，就是劳动课了!我们满以为工农兵学员会信心百倍地赞美鲤鱼洲，因此，第一次作文题就是歌颂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史无前例的草棚大学。我们期待着一批歌功颂德的杰作，甚至还计划选送其中一部分到地方报刊登载，宣传鲤鱼洲。然而，让我们失望的是几乎所有作文都反映着一种迷茫。较为含蓄的，是说这里一无图书，二无教室，三无好老师(他们认为鲤鱼洲的老师都是北京挑剩的“处理品”)，根本不像大学的样子；有的不谈教育，只是着意赞美鲤鱼洲的自然美景；还有个别家庭环境优越，有恃无恐的激进派学生就干脆说自己受了骗，要求到北京去上“真正的”北京大学(这时北京也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研究决定，要将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必须首先整顿思想。于是，草棚大学的第一课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样子观”!树立“无产阶级教育的样子观”。我们遵从上级指示，天天开会，做思想工作，实行军事管理，每天6点半出操、跑步，早餐后，师生各拿一只小马扎，坐在大草棚里，如学员所说，“围着圆圈儿吹牛”。我们这些资产阶级教育出来，而又尚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当然都以自己所受的“毒害”为靶子，极力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样子观”。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和这些充满朝气的学员倾心相交，热忱相待，不久就真心爱上了这些真诚、坦直、积极向上、求知欲极强的年轻人。我们尽一切努力，让他们读到更多的书。为此，我们多次去南昌，到已停办的江西大学尘封乱放的书堆中挑了一批书，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无奈学期过半，一切仍不得要领。
这样的“三无教学”终于难以为继。中文系领导想出了一个深得学生赞扬的好办法——到井冈山去!写革命领袖，写革命家史，收集革命民歌!出发那天清晨，三辆大卡车停在我们连队附近的大堤上。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夜，至今仍不见停。鲤鱼洲本是湖底，早有“晴天一块铜，下雨一包脓”的美誉。大堤本是黄泥垒起，宽度只能容两辆卡车。大堤上的路在大雨浸泡一夜之后，泥泞难行，还没走到车边就有好几个人滑倒。工农兵学员领队曾建议是否雨停后，过两天再走。但是五同教员中的一位革命造反派却站了出来，慷慨激昂地高喊：“中国人民连死都不怕，还怕下雨吗?”他率先登上了卡车，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三辆卡车艰难地挣扎着，我坐在第二辆卡车上，不免担心受怕。刚来到北大分校与清华分校交接的地界，突然眼见第一辆卡车滑出了堤岸，骨碌碌翻滚着，一直滚到百米之下的荒草地上!所有的人全惊呆了，立刻下车，连滚带爬，向四轮朝天的卡车奔去，想去救助那些被扣在卡车底下的师生。但是，几吨重的卡车哪里翻得过来?只听得一片无助的哭喊!幸而清华大学分校的“五七战士”们闻声赶来，带着工具，终于撬起卡车的一侧，让我们有可能将里面的人一个一个拽出来!天哪，我们朝夕相处的写作组组长张雪森和一位爱说爱笑，来自上海的工人学员王永干，由于被压在车棱下，大量内出血，脸色深紫，当时就离开了人世!曾坐在这辆车上的陈贻焮教授好久都神志不清，另外还有两个学员头部受了重伤，一位女学员眼睛流着血!
我们这些“连死都不怕”，更“不怕下雨”的勇者终于拗不过老天，满心悲戚、灰溜溜地回到了原地。死者王永干是我这个学习小组的学员，他英俊和善，是已有3年工龄的年轻工人。我被指定来接待他的母亲。王永干的母亲只有这一个儿子，为了将他抚养成人，她做了一辈子苦工!她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失去儿子的现实!如今，在鲤鱼洲，她不吃不喝，哭诉了两天两夜!反复诉说她的儿子如何聪明，如何听话，如何上进，如何做梦也要上北京大学，又诅咒自己瞎了眼，鬼迷心窍，竟让他来上这样的北京大学!我们全组人真不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位无缘无故突然失去优秀儿子的母亲!
一个多月就这样在痛苦和失落中过去!直到新的命令下达：“化悲痛为力量，重上井冈山”!我们重新踏上征途，却再也没有原来的意气风发!当时井冈山区还没有公路，我们全都跋涉在崎岖的山道上。最难忘怀的是年近半百的陈贻焮教授(炊事员)，背着一口大铁锅，手脚并用，奋力爬上山崖的身影，还有患有严重肠胃病，脸色苍白，流着虚汗的袁行霈教授!我当时身板结实，有过在农村监督劳动多年的锻炼，被指定为宣传队的一员，一直沿路编“顺口溜”、“对口词”给大家鼓劲。
我们终于到了井冈山。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特别注重基础写作，记得严家炎教授严格要求“文从字顺”，强调写文章必须“丝丝入扣”，因而得了“丝丝入扣”先生的美称。最值得怀念的，是当时的师生关系。我们朝夕相处，互相敞开心扉，真诚相待，常常谈到深夜。这样的师生情谊，后来再也难寻!如今，这些草棚大学的学员都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至今仍保持着联系。如草棚大学中文系的排头兵钟容生同志，很久以来一直是深圳市政府的一个局长，每当荔枝成熟时，只要有人来北京，他一定会给我捎上一大包。当年我所属的那个工农兵学员小组的组长张文定同志，多年担任北大出版社副总编，至今我们还常在一起共同策划出版书籍，真是友谊地久天长。
从井冈山回鲤鱼洲不久，草棚大学也办了近两年。正和突然开办一样，又突然传来草棚大学要被撤销的消息。人们前途未卜，不知会被如何处置。引领北望，充满期待与惶惑。幸而结果是皆大欢喜——草棚大学全体师生合并到北京总校，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一年后，整个鲤鱼洲“五七干校”也被撤销了。人们额手相庆，宰杀了所有的猪和鸡，据说开了三天三夜的“百鸡宴”。至于我们曾艰辛创建的农田、菜地、住房、砖瓦厂、草棚，则又重归于荒芜。
（摘自《鲤鱼洲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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