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医患关系

    手术刀下，你我都不是浮云！从北京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事件，到广东的“八毛门”、“ 录音门”以及“活婴被当做死婴丢弃”和“孕妇保胎护士却错发堕胎药”等事件都在触动着公众的神经，医患关系遭遇空前考验！

    医生被刺的反思

    2010年6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连发两起血案。凶手在刺杀了肿瘤中心一名医生之后逃匿，次日又将一名护士刺成重伤。据了解，凶手周某系因宿怨杀人，其父13年前患原发性肝癌，曾在该院就医，不久后去世。周某将其父去世原因归结为医生没尽力，长期怀恨在心，最终采取极端手段制造此案。

    近年来，医生被害事件屡屡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忧虑。这些事件看似偶然，却又隐含着一定的必然性，值得深刻反思。

    医生被患者杀害，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悲哀，也是一个法治社会的耻辱。作为“生命保护神”，如果医生连自身安全也无法保障，又怎能给患者以安全呢?

    医生是救人的职业，医患关系本应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但是，中国的医患关系为什么如此紧张?原因很复杂。其中，既有医患双方的原因，也有医疗卫生体制的原因以及更深层的经济社会原因。

    从患者来看，对医学的局限性和风险性认识不够，是导致心理失衡的重要原因。很多人认为，看病就是“消费”，只要花了钱，就应该治好病。如果治不好，医生就是“图财害命”。事实上，现代医学远没有发展到包治百病的阶段，这是由生命的复杂性决定的。对于大多数疾病来说，医学上更多的是缓解而非治愈，这不是医生的问题，而是医学的局限。即便是对于某些常见病，治疗上也有无效概率。因此，一位西方医学家说：“医学是一种可能性的科学。”医生只能告诉病人成功的概率，而不能保证绝对成功。然而，一些重症患者在家庭花费了巨额费用之后，往往难以接受人财两空的结果，很容易产生过激反应，这属于对医学的误解。

    从医生来看，缺乏人文精神、忽视沟通解释是激化矛盾的主要原因。很多医生过分关注技术，把医学的目标仅仅视为“治愈”，而忘记了“帮助”和“安慰”。个别医生态度生硬、冷漠、傲慢，不愿和患者多说一句话。他们认为，只要在治疗上做了最佳选择，技术上做了最好发挥，就算问心无愧了，没有必要浪费时间解释，更没有义务解决心理问题。结果，医学越发达，医生越冷酷。其实，人都是感情动物，尤其是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心灵格外脆弱敏感。医生的一句解释、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会对病人产生很大作用。但遗憾的是，我国真正具备人文修养、善于换位思考的医生还不多。据统计，在医疗纠纷中，绝大多数是由于医患交流不畅造成的。而纠纷发生最多的，往往是那些不屑交流、不善交流的医生，或在手术签字时只会说“丑话”的医生。

    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仅靠医患双方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医疗保障制度。近年来，由于政府投入不足等原因，百姓的医药费用负担很重，“一场大病，拖垮全家”的现象十分普遍，看病难、看病贵呼声日益强烈。而医院作为直接面向百姓的窗口行业，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喷发的“火山口”。尤其是医护人员身处“前沿阵地”，往往代体制受过，成为被伤害的对象。因此，只有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让人民群众得实惠，让医务人员受鼓舞，医患关系的坚冰才能化作春水。

    让医院从纠纷中解脱出来

    2010年初，司法部、卫生部、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运用人民调解制度化解医疗纠纷。这意味着，我国将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让医院从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呈频发态势，一些地方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严重干扰了医疗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公正“第三方”，当医疗纠纷发生后，很多患者更愿意选择摆花圈、拉横幅、闹事端等方式维权，通过扩大事态来施加压力。而医院为了息事宁人，往往花钱了事。于是，“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成了一个“潜规则”。

    事实上，这种做法既不利于分清是非，也不利于医院的长治久安。很多医院花钱不仅没有买来“平安”，反而传递了错误信号，引来了更多的暴力维权者。

    医疗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无论在任何国家，医疗纠纷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医学的专业性很强，医患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在双方的利益博弈中，医方往往占绝对优势。所以，如果仅靠医患之间协商，很难达成共识。于是，很多患者迫于无奈，只好选择“暴力维权”。

    事实证明，让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介入纠纷处理，医患双方往往都能接受，很容易达成和解，从而避免了无休止的纠缠和漫长的诉讼，大大节约了社会成本。

    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公共场所，本该是宁静的“港湾”，而不应成为医患冲突的“战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社会公益组织，它由法律、医学、保险等专业人士组成，不向医患双方收取费用，因而具有较高的公信力。

    运用人民调解机制处理医疗纠纷，可以让医院从喧闹的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志从事医疗活动，从而实现“院内纠纷、院外处理”。这既有利于维护医院的安宁，也有利于维护广大患者的利益，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创新之举。

    “医生防暴”与“患者录音”

    2011年11月，一家医学网站推出《医疗工作场所防止暴力行为中国版指南》，建议医生：“值班时尽量避免独处一室，切勿背靠大门”、“上班时可以穿轻便运动鞋”、“利用钢制病历夹抵挡和防护砍刺”、“将白服叠厚，缠绕在左手或左前臂，抵挡各种钝器和锐器”等。这份《指南》受到很多年轻医生的热捧，被称为“护身法宝”。

    医生在防患者，患者也在防医生。不久前，广州一名患儿家长因怀疑医院过度医疗，不仅对治疗过程进行记录，而且要求对医生的谈话、会诊都进行公开录音。对此，医生们感到压力很大。

    从“医生防暴”到“患者录音”，折射出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在加深。医生害怕患者，患者也害怕医生。双方互相戒备、互相防范，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近年来，我国医患关系日趋紧张，恶性暴力冲突事件也在增加。但是，医患关系还没有恶化到需要相互防范的地步。“医生防暴”与“患者录音”，显然属于“防卫过度”。例如，我国每年的门急诊量达60亿人次，相当于每人平均看五次病。在如此庞大的就诊量中，医患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偶尔发生一些纠纷，属于正常现象。应该说，绝大多数医生都是值得信任的。绝大多数患者也是理性的。医患之间，信任是主流，不信任是支流。

    但是，为什么医患双方都放大了对方的“恶意”，甚至互设为“假想敌”呢?这是需要媒体深刻反思的。在信息时代，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媒体。而一些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过度关注医疗行业的负面新闻，无形中放大了医患矛盾，加深了双方的猜疑和误解。例如，在最近发生的“八毛门”事件中，个别媒体仅凭患儿家长的一面之词，就判定深圳儿童医院过度治疗，甚至得出“8毛钱打败10万元”的结论，引发了舆论对医德沦丧的强烈谴责。然而，事实证明，8毛钱只是缓解了症状，而非治愈疾病。一个月后，患儿还是接受了巨结肠手术。为此，患儿家长向深圳儿童医院公开道歉。但遗憾的是，最初炮制这一“乌龙事件”的媒体却没有道歉，也未被追究任何责任。

    “新闻离我们越来越近，而记者离我们越来越远。”这是人们对一些作风浮躁记者的批评。近年来，医疗卫生领域的失实报道越来越多，不仅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而且损害了公众的判断力。尤其是在网络时代，一些记者由于缺乏新闻职业素养，远离新闻现场，不做调查采访，习惯于捕风捉影、合理想象，导致“八卦新闻”满天飞。例如，最近有媒体报道，郑州一名产妇被麻醉后，苦等医生2个小时，最终导致胎死腹中。然而，这则新闻不仅与事实严重不符，而且连患者家属也不认可。这样的虚假新闻屡屡出现，严重误导了公众，影响了医患和谐，害莫大焉。

    客观、公正、真实、平衡，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媒体应该尽量为公众还原一个真实的世界，而非一个虚构的世界。如果媒体过度关注阴暗面，而不坚持公正、客观原则，就会让公众产生认识偏差，以为“一片漆黑”，从而作出错误的判断。当前，我国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医患关系尚未达到理想状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媒体更应肩负起传播主流价值观的使命，保持冷静理性，积极化解矛盾，努力成为社会伤痕的弥合者，而非撕裂者。

    （摘自《中国式医患关系》，红旗出版社2011年12月版，定价：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