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迅速跻身《纽约时报》畅销书冠军，但写作此书给张纯如带来巨大心理压力，2004年，她开枪自杀。张盈盈，张纯如的母亲，耗时六年写成回忆录。
与日本驻美大使的一场电视辩论
1998年4月22日，纯如到盐湖城举行《南京大屠杀》图书签售时，她给我打电话说，在一家书店，一名韩国记者问她，如何看待日本大使关于她的书“不实“及“充满偏见”的评论意见。纯如听闻此事大感吃惊，她说她不敢相信，一个大使居然会对一本书公开发表这样的评价!我们告诉她不要轻率做出结论，让她调查一下，大使究竟是怎么说的，然后再相机而动。
后来，纯如发现，4月21日那天，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确实公开批评了她的书“包含众多极其不准确的描述和一面之辞……”纯如出离愤怒，她问我们，“你能想象一个德国驻美大使对一本关于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书作出如此评价吗?”
纯如准备就此作出回应。当然，我们会给她百分之百的支持。和她一样，我也无法置信，一个日本大使居然会公开抨击一本书。
4月24日，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谴责日本驻美大使，要求美国和中国政府敦促日本立即为此事解除齐藤邦彦的职务。
就在同一天，基本书局（《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出版商）也发布了一份声明，谴责日本大使。在这份声明中，基本书局的总裁及首席执行官杰克·麦基翁表示：“张纯如将60年前发生在南京的悲剧重新带入人们的视线。作为出版商，我们将继续努力将这本书所传达的信息播散到尽可能多的读者中去。众多著名学者及历史学家都对这本书大加称赞……”这份声明还指出，纯如的书已经重印了17次，销量超过13万册。“它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上停留了13周。”声明指出，“尽管这本书在日本遭到批评，柏书房出版社仍将出版它的日文版。”
在这份新闻稿中，纯如要求日本大使指出书中的“失实之处”，提出要和他在全国性的电视台进行公开辩论。
美国和海外的媒体大篇幅报道了日本大使对于这本书的批评意见以及纯如要求公开辩论的回击。然而，齐藤邦彦未能指出书中任何不实之处，也不肯对公开辩论一事作出回应。
1998年5月11日的《时代》周刊上也登出了纯如向日本大使发出公开电视辩论挑战的新闻。
5月6日，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也发表声明，支持纯如的书，批评日本大使公开发表扭曲历史的言论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5月8日，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发言人也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据我所知，很少有哪一本书可以掀起这么大的国际关注，导致两国政府的正面交锋。
因为中国驻美大使馆和领事馆都发表了支持纯如的声明，日本右翼网站宣称，中国政府是纯如的书的幕后指使者。这太荒谬了。在为这本书收集资料时，纯如从来没有和中国政府打过交道。
与此同时，一部名为《骄傲》的日本电影将日本二战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美化为一名英雄。这部电影4月首映，5月份开始在日本电影院公映。电影的上映与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对纯如的书的批评几乎前后呼应。电影引发了又一轮对《南京大屠杀》及其历史背景的媒体报道高潮。
5月15日，纯如发电子邮件给我说，一名驻东京的《时代》周刊记者询问她对于电影《骄傲》的反应。纯如回复道，“这部电影对日本的伤害远比益处为大，因为它激怒了整个亚洲和美国的舆论引导者和政治家。如果日本社会欣然接受了《骄傲》，那便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即现在的这一代日本人认可了战争时期政府的所作所为。”
“我热切希望并坚信，时间会令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有勇气说出‘这不是真相。这部电影没有诚实地描写我们的过去’。”
在日本，有传闻说，东条英机的孙女东条由布子是这部电影的幕后推手，而电影正是根据她写的书改编而来。
我对纯如说，东条英机的孙女试图粉饰自己祖父在战争中的丑恶行径，但谢天谢地，我父亲的外孙女向全世界展示了1937年真实发生的事情。
……
如果我说，所有这些针对书的指责都没有影响到纯如的感情，那就是在说谎了。它们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她的生活。自己的书持续受到质疑和审查令纯如压力很大。更糟糕的是，在这个时候，她正陷入与日本出版社柏书房的笔墨官司之中。这家正在将她的著作翻成日文的出版社向纯如坦承，他们受到了来自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威胁。后来，纯如收到大量来自出版商的电子邮件，向她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一些无理要求。
尽管如此，1998年的夏天依然发生了许多令纯如非常开心的事。《读者文摘》选择她作为9月号那期杂志的封面人物。这本杂志的写手拉尔夫·本内特采访了她，杂志的摄影师来到纯如家中，替她拍了许多张照片。8月中旬，9月号的杂志一上市，纯如立即给我们寄了一份。她对封面照片很满意。我们将照片放大后放在镜框中，一直挂在我们家的墙上。
《读者文摘》拥有5000万读者，在全球以19种语言发行。纯如搜集了各种语言版本的当期杂志。我觉得，这个封面故事最重要的作用还是让全世界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10月10日，纯如受邀出席了在伊利诺伊大学校园内举行的“东方战争罪行”主题研讨会，并担任组委成员。会上，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位历史教授抨击了纯如的书，这令所有人都非常吃惊。然而，我发现纯如十分冷静，非常专业地作出反驳。我意识到，纯如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经验丰富的辩论家了!但我也意识到，右翼势力不仅存在于日本，在美国，也有许多他们的同情者。
纯如最后对我们说，公开辩论看来无可避免。她说只有通过辩论，才能对那些批评言论作出答复。“就从日本大使开始吧!”她说道。
12月1 日，她突然给我们打电话说，她将在PBS的《麦克尼尔-莱勒新闻一小时》节目中与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对质!
我们立刻打开电视机，等待傍晚6点整PBS《新闻一小时》节目开始。伊丽莎白·法恩斯沃思主持纯如与齐藤邦彦的对话。纯如身在旧金山电视台的演播室，而齐藤邦彦则在华盛顿特区。事情的起因是，当年10月，当韩国总统访问日本时，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对日军占领朝鲜时的所作所为表示道歉。几周后，当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时，日本首相对侵华行径做出了口头道歉，但却没有书面声明。这令全世界的华人非常愤怒。
法恩斯沃思请齐藤邦彦大使解释对中韩两国不同待遇的原因。齐藤回答说，他看不出这其间有何分别。他坚称，书面和口头道歉是一样的。法恩斯沃思遂转向纯如，问她为什么书面道歉如此重要。纯如答复道，如果像齐藤邦彦所坚持的那样，书面道歉与口头道歉是一样的，她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不给中国一个书面的道歉。
纯如继续说，“日本政府给了韩国政府书面的正式道歉，而几周前，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够得到同样的道歉。我认为这件事之所以掀起波澜，是因为在江泽民访日期间，这一期望落空了。 在我看来，日本错过了这个对日本帝国军队在亚洲所犯战争罪行进行忏悔的黄金时机……”
齐藤表示，他认为，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的声明已经表达了深刻的悔恨并向亚洲人民表示了真诚的歉意。
法恩斯沃思随即问纯如，“怎么样才算足够呢?”
纯如回答说：“首先，日本需要诚实地承认关于其暴行的基本事实，然而许多篡改历史分子仍拒绝承认。然后，一份书面道歉以及对受害者的赔偿是必须的……同时还要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写入有关日本战争侵略的内容……”
纯如继续说道：“我认为，除非日本发自内心地作出道歉，否则人们是不会相信他们真心悔过的……”
纯如接着开始向日本大使发出挑战：“我想要知道，大使他本人今天能不能在全国电视直播中说一句，他个人对南京大屠杀及日本对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深表歉意，日本人也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齐藤邦彦用日本政府一贯使用的套话来回复纯如：“对于南京事件，我们的确意识到，在那里发生了不幸的事情，日本军队的一些成员实施了暴力行为……”
法恩斯沃思打算结束访谈，于是说：“因为时间限制，请你们简要总结一下。”
纯如说道，齐藤邦彦所说的并不完全正确，但法恩斯沃思打断了她的话，问道：“你指的是道歉?”
纯如没有完全明白问题的意思，重复道：“道歉。”
“你听到道歉了吗?”法恩斯沃思问道。
“我不知道。你听到道歉了吗?我没有听到‘道歉’这个词。我认为，如果他真诚地说了‘我个人对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所做的事表示道歉’，我会认为那是一个道歉的。我会认为那是向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大步……”
绍进和我看完节目后非常担心甚至害怕。一方面，我们对纯如有勇气在电视直播中要求日本大使对中国人民道歉而感到骄傲，但另一方面，我们觉得日本的右翼民族主义分子看到节目会生气。我当晚失眠了。第二天，绍进的一个物理系同事告诉他，他很敬佩纯如的勇气，但他最后也表示，纯如应当请个保镖。他的话令我们更加担心。
改变一生的照片
尽管纯如在写她的第一本书——《蚕丝——钱学森传》时，与我们谈到过许多关于下一本书的选题构想。但动手写《南京大屠杀》的决定却来得十分突然。那是1994年12月13日，参加在加州库比蒂诺举行的一次会议时，她下定决心去书写历史上最残忍的这一篇章。会上展出了上世纪30年代日军侵华期间拍下的许多反映日本战争罪行的照片。纯如在书中写道：“尽管孩提时代我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但却从未做好准备看到这些照片——被砍掉的头颅，被割开的肚腹，赤裸的女人被强奸者强迫着摆出各种色情姿势，她们的脸扭曲变形，带着让人永远无法忘记的痛苦和耻辱表情，所有这些都毫无遮掩地呈现在黑白图像上。”纯如接下来写道：“在这个极度痛苦的时刻，我醒悟到不仅生命是脆弱的，人类的经验本身也是脆弱的。”她后来在电话里告诉我们，她必须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下一本书的题目。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也是受害者们应得的公道。
1998年，《南京大屠杀》一书出版后，一名日本记者德留绢枝采访了纯如：“为什么你决定写这本书?”
纯如回答说：“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父母讲述的南京大屠杀就令我震惊。他们告诉我，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屠杀了数十万计的中国平民，甚至连小孩也不放过。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去图书馆试图了解更多细节，但却找不到一星半点儿与此相关的信息。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在市里的公共图书馆里，在我的世界历史教材里，什么都找不到。更糟糕的是，我的老师们居然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作为一个问号存在了许多年，直到1994年我在图片展上看到相关的照片。那些照片之恐怖激发了我写这本书的念头。”事实上，在那之前，纯如一度认为，我们在向她讲述那些陈年旧事的时候，或许夸大了1937年到1938年发生在南京的事。
在那次库比蒂诺会议上，纯如了解到，直至当时为止，还没有一本用英语写成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专著。她还了解到，许多美国传教士、记者和军官都曾在日记、电影或照片中记录下了他们的见闻，而这些都保留在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她想到要去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馆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找相关材料。
5个星期后，她于2月12日返回家中，等着她的是一堆至少有3英尺高的信件和包裹，其中包括她从东海岸寄给自己的大箱影印文件。耶鲁之行极为成功：她发现了大量素材。
3月12日，纯如寄给我们一封25页的长信，描述了旅行中的种种细节。她说她之所以给我们写这样一封细致入微的长信，也是起到记日记的作用，日后提醒她那些细节。
在这封信中，纯如提到，她于1月8日飞抵华盛顿，当天晚上11点30分找到李圣炎博士的家中。纯如此前根本不认识李博士，是通过湾区的朋友介绍才找到的他。李博士和他的妻子非常大方，让纯如在国家档案馆搜集资料期间住在他们家。纯如描述了她在华盛顿特区的生活：
我在李博士家住了一星期，除了晚上，李先生夫妇很少能见到我，因为我几乎一醒来就一头扎进国家档案馆里去。
我惯常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七八点钟起床，坐公交车去国家档案馆大约需要45分钟。我上午在档案馆13层的军方资料区，查找有关文件，填写所需的各类报纸的存档索引卡片。接着，几十个大箱子被从档案架上取下来，放在小推车上，送到二楼的阅览室供我查阅。那里每周二、周四和周五一直开到晚上9点。我通常在那里一待就是一下午或一晚上，浏览文件，把那些和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贴上标签，尽快复印下来。
一天工作结束后，李先生在银溪车站把我接上。如果我工作到很晚，就必须靠李先生开车载我回家，因为公交车一定时间后就停运了。开始时，我为如此麻烦他而深感不安，但他坚持说没什么，因为他反正也没什么事做。此外，李先生还对我每天在档案馆找到的东西非常好奇，他很享受开车回家路上与我就抗日战争展开长时间的讨论。例如，他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日本军人在本国时非常文明有礼，但到了国外却如此凶残。他相信，答案或许藏在日本的武士道历史中，在他看来，这种武士道文化几乎就是一种邪教。
纯如还提到了她在纽约与独立制片人汤美如的见面：
1月15日“马丁·路德·金日”那天，我和汤美如见了面，她是一个美国华裔独立制片人，之前制作了一个时长一小时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奉天皇之名》。我们一起在一家中国面馆吃了午饭，互换资料和采访联系人信息。
汤美如曾经在一家香港电视台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记者，但她对那里的气氛很厌恶，于是决心到纽约以一个独立电影制片人的身份打天下。
汤美如告诉我说，1993年8月，她独自去南京采访1937年大屠杀的幸存者，到了4个幸存者的家里。
“他们住在贫民窟里!”汤美如说，“他们甚至没钱买药!他们家里一点儿家具都没有!你应该去看看那些日本老兵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和中国受害者形成怎样的反差。他们住在美丽的房子里，家里陈设着美丽的艺术品和家具，还有花园。他们从日本军方那里得到巨额补助。这些人是罪犯，他们的受害者仍因他们的罪行而受苦。
读完纯如对汤美如在南京所遇的描述后，我跟她说，或许去南京采访幸存者不是个好主意。
纯如的下一站是耶鲁大学的神学院图书馆。有人介绍纯如认识了住在康涅狄格州莱思市的邵子平先生。邵先生是美国东海岸维护中日战争史实活动的积极分子。
邵先生答应让我在接下来的两周里住在他家，这样我就可以在耶鲁大学做资料收集工作了。
我在耶鲁查阅到的资料包括与这些人有关的文件：约翰·马骥，一位牧师，曾用一台摄像机拍下种种暴行；罗伯特·威尔逊，一家南京医院的医生；史迈士，芝加哥大学的前社会学教授，曾在南京大学执教；魏特琳，曾在金陵女子大学教书，设立了中国妇女难民营。这些只是一少部分当时身在南京的外国人，他们的日记和信件最终保存在了耶鲁。这些神职人员冒了很大的风险留在南京，帮助那里的中国人。所有这些人在南京停留期间都被日本人掌掴或是殴打过，其中一个甚至在扭打中被打落楼梯。当然，这和发生在南京城里中国平民身上的遭遇没法比。当我将一张又一张泛黄变脆的信件放在复印机上复印时，我的眼前匆匆闪过那些句子，内容关于成千上万被机枪扫射致死的男人，被用刺刀、碎瓶子或高尔夫球杆蹂躏下体的女人和女孩。
只是看着这些对暴力的叙述就已经让我很难受了，想象一下，它们又会对那些亲眼目睹这些暴行发生的神职人员有着怎样的影响。大卫·马骥，约翰·马骥的儿子，告诉我说，这导致了他父亲的过早死亡。一位修女疯了；而另一位，魏特琳，后来没多久就自杀了。(正如我之前跟你在电话里提到的，魏特琳留下了五百多页日记，足可以同《安妮日记》比肩。我准备将来编辑并出版这些日记。)
纯如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挖掘出了很多文件和记录。当然，我永远都忘不了她在那儿给我们打来的那通电话。看完魏特琳日记后，纯如感动极了，当场哭了起来，并当即打电话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纯如说，魏特琳在南京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期间在安全地带庇护了上万名中国女性和儿童，使得他们免受日军的奸污和凌辱。然而，在魏特琳于1940年返回美国后，她因为身体极度衰弱和精神上的折磨而自杀身亡。这引起了纯如的强烈共鸣。不管怎样，在后来的几年中，纯如反复提到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故事，她的生平事迹一直在纯如心中萦绕不去。魏特琳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之一。
纯如在东海岸待了5个星期，成果斐然。她说她拿到了许多素材，可能将来得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好好消化。
在此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纯如与苏珊·拉宾娜（纯如《蚕丝》一书的编辑）在纽约的见面。纯如跟苏珊提到打算写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纯如告诉苏珊，她非常想写这本书，有必要的话甚至甘愿自费出版。苏珊问起南京大屠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纯如想写此书?甚至连苏珊都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这让纯如越发想要把这本书写出来，告诉世界更多真相。纯如向苏珊描述了她在图片展上看到的那些照片，还有她在国家档案馆和耶鲁大学图书馆收集到的资料。苏珊迷上了这个故事，要纯如马上写一份图书选题计划给她。
1995年6月4日，纯如写信告诉我们，她已经收到了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寄给她的撰写《南京大屠杀》一书的正式合同。
纯如接下来忙于安排自己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之旅，去为《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收集资料。纯如打算采访仍生活在南京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纯如终于采访了一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每个我见到的幸存者都极其渴望讲述他们的故事。一些人在采访时情绪过于激动，甚至流下泪来。但所有这些人都想在死去之前讲述大屠杀的事。”
当她发现所有这些幸存者都住得很差的时候，纯如的心碎了。她深为这些受害者鸣不平，表示写这本书既重要又急迫。她还告诉我们，她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律师，这样就可以帮助这些贫苦的受害者在国际法庭上讨回公道。纯如说，幸存者的证言以及目击者的叙述已经证实了她所读到的那些档案文件的准确性。
（摘自《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中信出版社2012年4月版，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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