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是中国民间借贷的大本营：温州有一千多家担保公司，运作资金高达二百多亿元，打着担保公司等旗号放“高利贷”的现象在温州非常普遍，温州几乎全城都在借贷，每天都能在报纸上看到担保公司的广告，担保公司俨然成为温州的第一大民间银行……
随着经济发展的逐步加深，民间借贷开始兴盛起来，因灵活性及节省时间受到青睐。近十年，民间借贷有三个跳跃性发展期。这三个跳跃期恰恰与当时的经济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一个发展的跳跃期是2005年左右。虽然说民间借贷的总量一直没有一个比较权威而确切的数字，但从一些省份的发展可以看出一些趋势。2005年，仅安徽省一地民间借贷用于生产投资需求比例由2004年的60%上升到2005年的近80%。民间借贷期限一年以上比例为42%，比2004年上升近10个百分点。而此时，正好是实体经济面临瓶颈阶段，也是房地产蹿高以后的一个休整期，恰好股市有所缓和但还没全面复苏，就在这个真空期，实体经济也好，房地产投资也罢，都需要一个资金补充。
很巧的是，江浙一带资金回笼现象在那个时期比较明显。我们就以温州资金流向，看一下为什么那时民间借贷规模会突然放大。从2000年开始，温州商人靠实体加工来赚钱的趋势已经开始逐年下降。2001年，温州约两千亿元资金开始流向房地产。仅京、沪两地就集中了约一千亿元资金，2003年开始，国家对房地产进行调控，温州主力资金首次离开房地产。2002年至2003年，部分温州资金进入山西煤矿，在国家要求开始关闭小煤窑之后，2005年前在棉花领域发展。2005年期间资金回流。到2006年，上千亿元温州资金大举进入股市。而就是在这个阶段，民企制造业进入困难时刻，民间借贷进入第一个跳跃发展期。
第二个跳跃发展期是2008年，这一年，民间借贷进入成熟阶段，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正达到顶峰，许多世界顶级企业都出现了资金周转问题。外围整个大环境恶化，引起全球消费能力突然大跌，也导致了中国外向型企业的大量倒闭。有些尚有订单的企业，一时资金周转不过来，而银行贷款又不那么灵便，这时候需要的资金又特别急，于是这些企业往往就会求助于中短期的民间借贷，虽然民间借贷利息比银行利息高，但由于当时整个货币政策还没有太紧，闲置资金也比较充裕，所以借款利息往往也只比银行略微高一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温州一些资金开始进入风险投资以及创业投资领域。
第三个跳跃期是2011年，这次的原因更加复杂。2010年开始，由于通胀现象开始突出，国家开始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不但连续提高准备金率，还在年底加息。其意图就是强行用政策来控制通胀。从2011年初到6月份，央行连续六次调高银行准备金率，由18.5%升到了21.5%，银行准备金率连续创历史新高。且已经到了每月提一次的状态。虽然央行一直压住没有连续加息，但实际上银行对贷款的门槛已经不断提升。
这时候，中小民营企业很难贷到款。按道理说，在2009年以后，国家逐步施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外部大环境也在恢复之中，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开始趋暖。产品需求以及消费能力也在增强，民营企业尚在恢复之中，对于民间借贷需求应该不会那么迫切。但民间借贷却在2011年达到了最高峰，这是什么原因呢？除了货币趋紧政策让民间借贷资金不断注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2010年汇改以及与美国金融会议的谈判。奥巴马上台后，除了针对中国设置贸易壁垒之外，还借机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打压，要求短期大幅提高人民币汇率。一系列谈判之后，虽然避免了人民币大幅升值给中国产业发展带来的灾难，但却也不得不眼看着人民币在一年之内缓慢而有序地增长。
从2010年到2011年，一年间，人民币汇率增长超过6%，吃掉了大部分民企利润，很多企业举步维艰。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通过短期借贷能够熬过去，那么2011年起，他们面临的将是长时间的冬天。但不管怎么说，遇到了资金困难，自然就要找民间借贷暂时度过危机。因此，民间借贷再次跳跃性发展。但是此次发展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一方面，大环境的恶化让民企赢利能力持续下降；另一方面，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也让民间借贷利率跟随持续升高，民企生存雪上加霜。
比如在江浙一带，2008年年利率一般都在20%以内。但是到2011年，随着环境恶化，一些企业在借贷之后资金断链的现象日益增多。很多地方年利率已经在80%～100%之间了。一方面，货币政策紧缩导致了资金源变得奇货可居；另一方面，越来越高的借贷风险也让民间借贷机构把利息越提越高。高风险自然要高收益。但如此一来，民间借贷也好，民营企业发展也好，开始进入了恶性循环。
民间借贷运作，其实一直处于自我发展状态，国家既不鼓励，也不打击。一般来说在本着自愿的情况下，民间借贷是允许的。可是又不会完全受法律保护。这就让民间借贷变成了一个灰色的金融产业，并带来一系列问题和负面影响。由于民间借贷的特殊性，加上法律规定最高利率不得超过银行贷款最高利率4倍，这就造成了很多民间借贷的经营主体在追债的时候往往无法通过法律的正当途径达到目的，有时候会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其中就包括了一些非法手段。
借债者由于利息过高，很多人丧失了还款能力。或全家“跑路”（例如在2011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三家大型温州企业倒闭，高层“跑路”），或者承受不了压力导致自杀。这样就增加了很多社会不安定因素。还有一些人利用社会关系，利用金融系统的漏洞低息借款，然后再放高利贷。这些人一旦款项收不回来，往往也是一走了之，使国家金融机构无辜受损。死账烂账频繁出现。
据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7月19日发布的2011年上半年小额贷款公司数据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3366家，贷款余额2875亿元，上半年累计新增贷款894亿元。
在这种状态下，资金从银行出来以后走向了两个方向，一是小型借贷公司，而另一个方向就是银行理财产品。小型借贷公司回报率虽然比较高，但毕竟属于民间组织，可能带来的风险性较大，在法律上也得不到相应保障。而理财产品从个人角度来讲好像风险较低，回报也比存银行要高得多。
但实际上，银行的理财产品很多也是这种类似借贷组合，只不过投资相对来说有一定的企业担保，审核起来也相对严格一些。不过由于在投资者和借款企业之间，银行不过是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所以一旦企业出了问题，实际上银行是不会负责的，从深层意义来讲，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民间借贷。
2011年起，民间借贷公司开始由沿海发达地区深入内陆并开始规模化产业化，甚至开始向一些贫困地区延伸，衍生出了类似传销性质的借贷产业链。比如令人震惊的江苏省泗洪县的高利贷危机。一个原本贫困要接受国家救济的小县，却因为民间借贷出现了宝马遍街现象。但是当资金链崩盘的时候，不仅造成大批人倾家荡产，整个地区经济也陷入瘫痪。
另外，银行理财产品也越来越多，这里面就埋下了风险的种子，因为支持民间借贷持续赢利的主体仍然是企业，是实体经济。真正需要钱又贷不到款的是民营企业。而发展趋势是，民营企业危机开始由小规模的小企业断链，蔓延到一些在地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企业。
2011年的9月底，民营企业老板“跑路潮”现象开始愈演愈烈，据媒体报道，银行和民间借贷同时催债，令温州中小民企资金链纷纷断裂，温州老板“跑路潮”愈演愈烈，当地政府急派工作组进驻银行，要求“不抽资、不压贷”，试图为企业争取喘息时间。截至9月27日，已经有26家企业的企业主“跑路”，涉及金额正在调查之中。仅9月22日一天就有9家企业主“跑路”，引起了经济管理者的高度警觉。当地政府的一份工作文件提到：“中小企业倒闭企业主‘跑路’出现较为集中现象。”“企业关停倒闭由规模较小企业向大企业蔓延，眼镜行业龙头企业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跑路’，影响巨大并带来了连锁反应。”然而事件并没就此结束，而是开始向其他一些地区蔓延。官方监测显示，浙江多地面临空前的民间债务危机。2011年7月、8月和9月，浙江民间借贷利率分别为30.3516%、30.0851%和28.4819%。同期，湖州分别为30.4685%、29.9466%和31.1446%，大有超过温州之势。这就是第一个信号。到10月份，浙江“跑路”的老板已达228名，一场潜在的危机开始出现。
在高利贷的压力下，一些原本资质好的企业也出现了资金链断裂危机，如果长此以往，不但实体经济遭受重创、老板跑路、企业停摆，而且由此产生的传导效应将导致大量的民间借贷资金血本无归，当整个危机传导到民间借贷的系统内就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多米诺骨牌效应就可能产生。
既然导致了这么多的问题，是不是民间借贷毫无用处、毫无好处？是不是要彻底禁止民间借贷行为呢？其实不然。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银行等金融系统无法涉及的领域，具有灵活、可操作性强以及满足企业、个人紧急需求的作用，尤其是现阶段银行等系统还无法完全构建起一套针对民营企业风险投资系统的时候，民间借贷有降低企业运行风险避免资金断链的作用。
因此，如何能够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形成一个良好的运作平台才是重中之重。针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逐步跟随市场建立并成熟起来，并逐步规范企业行为。一方面可以让民间借贷作为一个新兴的金融产业逐步发展，另一方面也有的放矢地增加了财政收入，避免了违法行为出现，降低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对民间借贷机构和需要资金的企业和个人都有了法律规范和保障。促进了金融稳定，有百利而无一害。最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洗黑钱”以及一些来自非法途径的金钱和一些官员的“小金库”形成灰色领域的产业链条。
规范民间借贷，并承认其在经济运行中不可缺少的地位，是目前我国经济中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最终的目的还是稳定经济，让经济运行朝良性方向发展，并让金融体系安全、有序地运行。相信有一天，民间借贷会在阳光下迈步前行。
（摘自《看得懂的经济内幕》，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4月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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