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个学生叫宰我，是个不安分的学生，经常问一些让孔子啼笑皆非的问题。
有一次，宰我又来问孔子：“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意思是：“老师啊，你说仁人志士‘有杀生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那我碰到一个仁人志士，跟他说：‘井里面有仁义在，你跳进去吧!’你说他应该跳吗?”
这问题有些刁钻，但孔子还是耐心地回答了宰我：“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意思是说：“怎么能这样呢!君子可以被摧折，但不可以被无辜陷害；君子可以被欺骗，但是不可被愚弄。”
儒家五德是“仁、义、礼、智、信”，应该说儒家思想是非常排斥“愚蠢”的。所以，尽管儒家教导人们要做好人，要为了仁义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按照中庸之道，凡事都需有度，做好人的度，就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能被别人愚弄。
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年少时的扶苏机智聪颖，生就一副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因此在政见上，经常与暴虐的秦始皇背道而驰。他认为天下未定，百姓未安，反对实行“焚书坑儒”和“重法绳之臣”等政策。秦始皇认为这是扶苏性格软弱所致，于是下旨让扶苏协助大将军蒙恬修筑万里长城，抵御北方的匈奴，希望借此培养出一个刚毅果敢的扶苏。
几年的塞外征战果然使扶苏成长得与众不同，他身先士卒、勇猛善战，立下了赫赫战功，敏锐的洞察力与出色的指挥才能让众多的边防将领自叹弗如。他爱民如子、谦逊待人，更深得广大百姓的爱戴与推崇。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冬，秦始皇巡行天下，行至沙丘时不幸病逝。秦始皇临终以前，曾写玺书召令扶苏至咸阳主持丧事并继承帝位。但中车府令赵高和丞相李斯等人与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阴谋篡改始皇帝的遗诏，立胡亥为太子，继承帝位，同时另书赐蒙恬和扶苏死，并“数以罪”。
见到诏书后，扶苏以为是父亲的旨意，就决定自杀。大将蒙恬毕竟经验丰富，起了疑心，力劝扶苏不要轻生：“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但扶苏为人宽厚仁义，不愿背礼，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父亲让我死，我不能不死!旋即自杀于上郡军中。
扶苏平白无故地被害死是件极其可悲的事，虽然儒家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强调“忠君孝悌”，但也不能不加思考，说死就死。就算让他自裁的人真是秦始皇，扶苏也该想一想变通之道。
儒家的中庸思想其实蕴涵了方圆之道，凡事都不能太过，违令不遵自然是不忠的，但唯命是从也是愚蠢的行为。只有心中有度量、有原则，懂得变通，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才真正符合中庸之道。
有一则微型小说，可以很好地诠释原则与变通之间的关系。
北洋时期有一对父子兵，父子俩长期在各个军阀的队伍里当兵，成了兵油子，经历大战小仗无数，身上却连个伤疤都没有留下，因为这对父子有一个绝招：装死。大炮一响，两人就躺下装死，装得无比逼真，躺着都中枪的概率毕竟不高，所以尽管上头司令大帅死了好几个，他们却一直没死。用老父亲的话说：“军阀混战都是狗咬狗，我们去拼命，何必呢?”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父子俩的军队也被拉上了抗日前线。这一仗打得昏天黑地，在日军的炮火面前，父子俩所在的那支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战斗结束后，儿子又毫发未损，原来他又装死了，但是当他再去看自己的父亲时，却发现父亲已经倒在血泊当中，原来在这场战斗中，他的父亲没有装死，因为这是一场抗击侵略者的正义之战。
这就是变通的中庸之道。在父亲看来，军阀混战中必须力求自保，把自己的命献给唯利是图的军阀实在太愚蠢；但是在抗日战争中，人人都有守土抗战的职责，如果再退缩，那就是卖国。相比之下，儿子的做法则是不变通，自然不算中庸之道。
中庸不是要把人变成一根筋，也不是要把人变成老油子，而是教我们要独立思考，要有节操、有理想，不为无意义的事情随便付出，在真正的道义面前能够毅然赴死。
（摘自《不为繁华易素心——儒学大师给现代人的智慧心语》，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2月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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