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由钟叔河组织编辑的《曾国藩全集》和周作人著作在当时出版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深受广大读书者欢迎。钟叔河娓娓道来那段经历……
被划右派：错就错在有思想
我这个人，生活经历很简单，思想经历很复杂。我是1931年出生的，除了抗战八年、坐牢九年外，其余时间都在长沙。
我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参干”，1949年8月，通过地下党介绍，参加了新华社和《新湖南报》(后改名《湖南日报》)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训练班在新解放的长沙城中招收了一百五十多个大学生和高中生，也有个别初中生和研究生(还是浙大竺可桢带毕业的研究生)。上世纪即已全国闻名的朱正、刘硕良也在其中，但我们当时互不认识。朱正、刘硕良受完训后，一个分配到郴州，一个分配到广西，我却在9月开班前便到报社上了班。
参加工作之初，应该说是充满了热情。李锐和我的关系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他那时候是《新湖南报》的社长。
我在报社的头两三年很顺利，写东西比较快，发表也较多。后来就在记者组当编辑，外地记者发回的稿子我先看一下，如果觉得好就可以发，文字上可以改一改，修饰修饰。但是我并不签名，也没有资格审稿，那是总编室主任和值班编委的权限。我改是可以改的，就是在改稿中结识了朱纯，她那时是驻衡阳的记者。
李锐、朱九思调走后，报纸越办越乏味，群众也越来越不喜欢看了，说报纸是布告牌、留声机。我有次去常德，见常德人休息时喜欢坐茶馆，写了一篇《常德的茶馆》，结果不让发。这时地主早就被镇压了，戴上了帽子，不敢去坐茶馆，坐茶馆的都是劳动人民，下了班，休息了，去坐一下，为什么写了不能发表呢?又见沈从文、周作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章(周署名“长年”)，建议我们报社请他们写文章，也不行。
后来“反右”开始了，我作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反右的负责人对我说，你的错误比别人都严重，有的人成为右派，是因为在个人问题上或办报问题上对党不满；你不是的，你没有涉及个人的问题，也很少涉及具体工作问题，你的意见讲的都是“不民主”、“不自由”，“民主集中制有问题”，“不必太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都是根本问题，所以你的问题特别严重。用他的原话说，“你错就错在要思想，要胡思乱想”。“反右办公室”编印了一本十多万字的《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最重要的内容便是我自己写出来的四十八条。
我最初想不通：解放前我是个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民主青年，我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啊!这四十八条也不是特别“鸣放”出来“向党进攻”的，而是几年来平素发言和闲谈中流露的观点，自己觉得并不那么错，所以信口而出，想不到“运动”一来，全成了同志们检举揭发的材料。唉!恐怕真像他说的那样，“错就错在要思想”吧!其实他说可能是“有思想”，“有思想”不敢当，“要思想”倒是确实的，那就认了吧。
抱着弄清楚一些问题的目的，在被开除离开报社以后，我在做工糊口之余用心读书，主要读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我认为今天是昨天的继续，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现实的答案，并希望将自己思考的结果与人交流。结果，又有人检举、揭发我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又引来了9年牢狱之灾。
1970年我被判刑10年。幸亏在谋生时学过几天机械制图，到劳改队后，这里正缺绘图技术人员，便把我分到机械厂的绘图室了。绘图室一位青年工人帮我从职工图书室陆续借来图书，我一有空就读。我深信，把无罪的人当作“反革命”的悲剧总有一天要结束。但是，我早已人到中年，身体被折磨得虚弱不堪，脊椎骨折、腰劳损、气管炎……在劳改队，偶然得见的潘汉年曾对四十五六的我说，“你还年轻”。这话给被关在黑暗牢房里的我增强了几分信心和力量。
投身出版：力主新编《曾国藩全集》
1979年3月，我被“提前释放”出狱，9月正式平反。我不想回报社，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编辑《走向世界丛书》。著名学者、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说，“这确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钱锺书先生说，这套丛书“眼光普照，观察到欧、美以至日本文化的全面”。钱先生要董秀玉领我去他家见面，建议我将丛书叙论的材料写成一部书，主动为之作序。
解放前，我看过曾国藩的家书，也看过他的文章。我并不认为曾国藩能够解决今日中国的问题，因为他属于过去了的时代。但他是旧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他的个人能力是出色的，在决策方面、组织协调方面，以及学术文化方面，他都是第一流的人才。他做实际工作时间不长，却做出了这么大的成绩，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研究人才学，他是一个标本。另外，他在培养教育人，发现人才方面有独到之处。他的文笔也好，可读。
曾国藩不单纯是一个军事政治人物，他还是一个学者，有很高的文化，他深入研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做了大量的编辑整理工作。中国的旧体制在当时走到了穷途末路，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要么赶快实现现代化，跟上世界潮流，要么就是被世界潮流抛弃。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的总代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把曾国藩的书列为禁书，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就是反对曾国藩，也得研究他的书，研究他的全部著作。周作人也是的，要批判周作人，就得看他的书，不看他的书怎么批判他呢，也批判不到点子上呀。而且，越是研究曾国藩，就越是可以发觉，连曾国藩这样有作为、有能力的人物都无法挽救旧体制的崩溃，那只能说这个旧体制的确到了不能不崩溃的时候，这能够更深刻地说明旧中国必须改变。
1983年，李一氓因为《走向世界丛书》的缘故，让我去北京开会。在京西宾馆的会上，我做了发言，《走向世界丛书》这时无须讲了，我就讲曾国藩的全集必须要新编出版。国家规划原来只允许影印刻本《曾文正公全集》，我说那不行，原来删掉和漏掉了大量的书信和批牍，还有不少其他集外文，都必须收集编印，把曾国藩的所有资料编成一部“大全集”。我跑到北京图书馆去，把旧的刻本和新发现的材料同时搬到会场上，一篇一篇、一条一条指出旧版本为什么不完善，不能简单地影印。就这样，新编《曾国藩全集》才列入了规划。
1984年，我调到岳麓书社当了总编辑，此时，书社已经将《曾国藩全集》列入了选题，分配了一位学中文的潘君做责任编辑。我去了以后，发现潘君更适合编文学书，便决定改由邓云生(唐浩明)来当责任编辑。邓学过工程，我觉得这正好是他的一个优点，因为学工的人经过科学技术的训练，工作方法比较周密。我对他说，你搞《曾国藩全集》正好，学过工科是你的优势，何况你后来还是文科研究生呢。于是便调整分工，让唐浩明来做《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
出版理念：站在提供资料的立场
为了出《曾国藩全集》，我承受了很大压力。唐浩明后来因为写小说《曾国藩》出名了，但当时还没有出名。我却已经搞了《走向世界丛书》，在全国有了一点影响。在湖南，我在1957年是个大右派，报纸上登头条，大家都知道，岳麓书社的总编辑又是我，所以最初这个压力主要只能由我来承受。
《曾国藩全集》付印的头一本《家书》出版后，《湖南日报》发了一篇大文章《如此家书有何益?》，反对出这个书。还有人向省委告状，说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岳麓书社为何如此热心出他的全集，“不出我们的学术成果”。我对社里同志们说，沉住气，我们不必和个人去争论，这种争论一开展起来，就会没完没了。只要在国际上，至少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正面的影响，只要大家觉得这个书出得好，反对的声音自然就压下去了。
很快，内地、香港、美国的报纸都发表了评论，把湖南新编《曾国藩全集》比成“爆炸了一颗文化上的原子弹”，都说出版曾国藩的书是大好事。省里面做官的人和负责审读的人，他们其实并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只在乎“上头”和全国舆论界是肯定还是否定这个事情。“上头”和舆论界肯定了这个事情，他就不会多说多管了。
有人后来却说：“策划新编曾国藩的书没什么值得提的，《曾文正公全集》光绪年间就刻印了，民国时期到处印，列入规划算什么呀!”现在来看，印曾国藩的书当然不算什么，但上世纪80年代初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讨论出版规划的会说这话的人也没有去呀!当然，他说他的，那没有关系，我也并不认为提议、策划出一部书有什么“值得提的”。现在是你来问我，叫我说，我才说嘛。我说，做这件事情，开始是出于我的本心，后来是我当总编辑的责任；选派适当的人当责编，也是我分内应该做的。如果这部书还有缺点，作为总编辑，首先也是我的责任。
我从来不认为别人发表文章批评反对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今天还有人不赞成出曾国藩的书，出周作人的书，也没有关系。提倡自由，不能只意味着我要自由，别人也要自由，也有他说话的自由。曾国藩的书和周作人的书，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的；对曾国藩和周作人的评价各有不同，会发生争论，也是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的。我认为，评价曾国藩和周作人是一回事，提供完整的资料又是一回事。我一般不去读评论曾国藩或者周作人的文章，更不去参加争论，那样反而会妨碍书的编辑出版。我总是站在提供资料的立场，这样就立于不败之地了。我只说，要肯定他，要批评他，都得看他的书，不看他的书，讲的很多话就没有常识。这样立论最站得住脚。虽然我一直在出书，在出书方面我却没有受过来自北京的任何批评，没有被抓过辫子。
我认为，在出版政策上，如果觉得这个人“倾向好”，他的东西就发表，就尽量多给他出版；那个人的“倾向不好”，就不准出他的书，有价值的东西也不出，这本身是一种反文化的态度。
与名人交：和周作人的不解之缘
我从小就喜欢看周作人的书，从抗战前《初中国文读本》上的文章看起，这是我哥哥姐姐的读本，里面收有很多人的文章。别人的文章初读很有味，像朱自清的《匆匆》、《背影》、《荷塘月色》都很好读，但多读几遍就没有很多味了。周作人的文章和别人的不同，他的文章初看不怎么样，甚至还有些看不懂，但是越看越懂得多了些就越有味，越看越觉得有意思。
上世纪50年代早期，我在报社的时候，到旧书店翻旧书，见了他的书就买。看了他翻译希腊诸神的名字不用通常的译名，写信去问，他回答说他是按古希腊文对音的，名从主人，别人翻译都是从英文翻译的，它是希腊神，应该按希腊文读音用我们的汉字直译。他这个主张，当然也有人不同意，因为学英文的是大多数，很多人翻译都是从英文转译。此后我就和他直接通信，和他联系，并没说我是右派，但说过我生活困难，没有办法购置比较像样的纸笔，也没讲我是板车夫，只说我以劳动维生，没有很多时间和力量买书，他给我回信，寄书给我，我不可能不对他心怀感激。因为他毕竟是“五四”老作家，而我只是一个拉板车的。
当自己从事出版时，我就想把周作人的书都印出来，我认为印出来会有人看的。周作人的确跟日本人合作过，这个事情的详情我不很了解，有的人说有地下工作者的支持，他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个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他跟陈独秀、李大钊有交情是真的，李大钊的子女他掩护过也是真的，更不必说当初毛泽东、周恩来都去八道湾他家里看过他，向他请教过的事了。其实这些事也不重要，我感兴趣的是他的文章有文学价值，有文化价值。我把周作人定位为文化学者，他的纯文学作品并不是很多。他谈科学，谈自然，谈妇女儿童，谈历史问题，各种问题都谈，他对人生、对文化的观点，我认为比较深刻。
于是当我有可能选题出书时，便立即编印了一部《知堂书话》，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署名“周作人著”的新书。接着，我又策划重印《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他的原著。
出这些书的阻力就更大了。湖南很多人反对，告状、告密，说我出了曾国藩又出周作人，偏爱汉奸，却不出革命回忆录，不出老同志的诗。事实也确实如此，岳麓书社是古籍出版社，我只出死人的东西。为此，我还得罪了一位副省级干部黄道奇，他拿他的一本诗稿让我看，希望我帮他出版。我说我不懂旧诗，你的诗写得好我也没办法给你出版，因为岳麓书社只出古人的东西，李锐同志的书我也没有出。这样就把他得罪了，他就写文章说我“左”，说我看不起旧体诗，说我偏爱周作人，说周作人也不是古人。周作人确实不算古人，但他现在也不是大活人呀。所以我不管，照样出周作人，不出黄道奇他们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从不看“官”们的脸色，从不拍“官”们的马屁，顶多不当这个总编辑就是了嘛，这实在是无足轻重的。
于是我这个总编辑终于干不下去了。这倒不一定是黄道奇的意思，也不完全是出周作人书的问题。而是省局来社里组织了一场选举，一人一票选总编辑，我落选了，自然得离开。当时讲湖南出书“三种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加上周作人。后来我才知道，幸亏有胡乔木看重周作人的文章，我才没有出更大的麻烦。
“三种人”中两种与我有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我提供的本子，湖南人民出版社印的，害了朱正。因为岳麓书社不能印译文，不然我就自己印了。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变成笑料。《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世界名著，出这样的书有什么问题?作者认同现代文明，提倡人类过正常的生活，跟贵族家庭、虚伪的旧道德决裂。查泰莱夫人的丈夫是个废人，她找一个男人是合情合理的，但旧体制不能接受，找同阶级的贵族做情人没问题，找个照料花园的工人就是不能接受，这个问题是有社会意义的。劳伦斯是伟大的作家，他写性有思想。性是人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写不得?当然你可以作道德说教，男女之事尽管可以干，最好不要写，这也是一家之言。但是，你用行政命令来处分出版者，那就是完全错误的。
（摘自《与之言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4月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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