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一边与中共往来，一边与蒋介石周旋。这时的中共中央不仅在做张的工作，同时也在东北军中做官兵的工作。
1936年 6月份的形势变化对于中共和张学良都实在是太令人兴奋了。先是有一个轰轰烈烈的两广事变，与西北方面正在密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不谋而合；紧接着华北宋哲元、韩复榘，四川刘湘等也在暗中积极串联，密谋响应，其代表都先后来到西安，对张学良展开游说；与此同时，远在川滇黔之交的红二、六军团和进入西北地区的红四方面军这时也开始根据中共中央提议挥师北上，前来与陕北红军会合了。如此这些令人振奋的新情况，使得中共与张学良6月初刚刚商定的西北发动时间，不得不大幅度提前。可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张学良不在西安，这着实让中共领导人很是着了一番急。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这时最关心的，其实还不是发动的时间问题。因为只要时机适宜，准备成熟，张学良对于何时发动不会有所异议。关键在于，从瓦窑堡事件所暴露出来的东北军与红军统战关系极其脆弱的严重情况，使中共中央深感整个东北军的改造与争取工作必须立即提上议事日程，否则，一切军事发动都可能因为东北军內部的不稳定和政治目标的不统一而前功尽弃。
这时，西北大联合计划还仅仅存在于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头脑之中，一切准备刚刚开始，大量的具体工作尚无着落，特别是对整个东北军的内部动员和争取工作，正处于起步阶段，张学良、王以哲与共产党的一切秘密联络即使在东北军的高级将领里面，都还必须严格保密，否则难免不被泄露给蒋介石，甚至引起东北军內部的分化。
其实，从李克农潜入洛川六十七军军部与王以哲、张学良密谈并通电之日起，南京方面就已经有所发现了。3月5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再度秘密会谈的当天，驻洛川的六十七军副官处副官、复兴社分子刘宗汉就将李克农来洛情況及达成的协议内容密报了戴笠。报告除对张学良两次见李的情况似不大了解之外，其他内容十分详尽，对照相关的中共档案，可知所说十分准确。戴笠得此报告， “除急电饬西北工作人员严密侦查，随时报告外”，马上向蒋做了报告。戴的报告同时还“附呈六十七军张贴之赤匪宣传品一纸”，内容是“铅印新闻纸单面《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洛川军部附近公开张贴“八一宣言”，亦可见当时红军对东北军工作之深入。
张学良暗中与中共联络的消息，听到的人已经很多了。3月29日，即红军东征山西一个多月之后，时在山西辅助阎锡山的徐永昌就在日记中写道：“晚八时张汗卿来电云拟助晋剿匪，如以来晋为妥者，可否上风陵渡过河云云。阎先生大怒，以为必无好意，且悔恨运城之部不该北调。(杨)星如谓共匪渡河决为张主使。阎先生亦言曾闻之郭增恺(杨虎城亲信)，张汗卿去冬某日在陕北与毛彭约晤等等，举室惶扰。”这里所称张与毛彭约晤，虽然不是事实，但阎锡山在这里所讲的“去冬”指的是阴历，1936年阴历年为1月24日，可知阎锡山这里所提到的应当是张学良与李克农1月20日第一次在陕北洛川的会谈。只是中间人大概也是听闻，不清楚中共方面来的什么人罢了。但杨虎城的人既然都已经探得消息，并广为传播，可知张学良暗通中共的情况在当时国民党高层里面就不是什么秘密。
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而暗中与红军妥协，对此无论蒋介石，还是阎锡山都是见惯不惊。蒋因张学良曾几度相助，又是东北军统帅，就更是睁一眼闭一眼。他见到戴笠报告后，虽对张的做法深感担心，表面上却仍佯装不知，一切只以军令行之。当然，他也不忘时时靠晓以道理。如红军东征受挫，正迅速回撤陕北，开始回渡黄河之际，眼见张学良按兵不动，蒋之批评也是苦口婆心。
比如张学良与中共密商如何进占延川等地的几乎同时，蒋介石就得到了西北不稳的密报。只是当时这个消息主要是冲着杨虎城去的。据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5月8日密报称：“西北情形极为复杂，共匪、汉奸、野心军人彼此勾结利用，乘机图逞，此时若不清理，一旦有事将必败坏大局。职于今昨两日，督饬特务人员，破获西安之共匪伪省府，捕获要犯二十七人，并抄出反动刊物甚多，均系力诋中央，反对剿匪。获犯中以教育界人最多，陕省教育极为不良，而绥靖公署所属部队之内，潜伏共党及汉奸甚多，恐为将来之害。而其中为杨谋主者，为全国经济委员会所派之西北专员郭增恺，蒙蔽虎城阴结汉奸共匪，以为大局变动时个人势力发展。最近抄获《活路》之反动刊物，力诋中央，煽惑东北军联共抗日，即在绥署参谋处印刷。拟恳请钧座饬委会将郭增恺调开，如罢免，必须限制其不来西北。”
其实，《活路》的编印，主谋乃东北籍激进分子，并非杨虎城部所为，更与郭增恺无甚关联。故事发后，张学良亦颇为紧张，一度急忙飞回西安与杨虎城商量应对办法。好在此事并未牵涉到张学良。蒋所以必须对《活路》一事采取严厉措施，就是因为它对东北军煽惑甚力，非加遏止不行。郭也因此于5月6日被西北“剿总”调查科逮捕并押送到南京陆军监狱去了。自然，郭被解京之后，经有关当局反复讯问，结果丝毫通共的证据也没有查出来，几个月后又不得不将其释放出来。
有关张学良或东北军“通共”的问题，在蒋处置两广事变过程中，也有新的情报出现。当时，中央新闻检查处处长贺衷寒的报告送来，所述东北军内部情形也让蒋担心不已。报告说：“据西北政训分处科长周保黎面报称，长安军官训练团自王以哲军长主办以来，以联俄容共相号召，对称呼总理及委员长均不立正而规定称呼副司令则应立正。又行营少将参议张翼即前江西匪区逃出投诚之师长，现亦在该团工作。其言论颇多荒谬。”如果说，过去有关张学良或东北军有“通共”行为的情报，真假不清，且鉴于东北军战力较弱，可以想象其主要是出于避战之目的，如今在东北军军官训练团中公然有“以联俄容共相号召”者，自然远较一般“通共”更为可怕。蒋对此自然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于是便有8月29日所谓“艳晚事件”的发生。当晚，省党部便衣队奉命秘密逮捕了在东北军中颇有影响力的有中共嫌疑的宋黎等人。
尽管蒋介石并未抓住张学良与中共串通的切实证据，但种种情況仍旧使张学良不能不十分小心。他一面与中共秘密联络，暗商联合苏联共举西北抗日义旗之举，一面对蒋还要继续表现出忠心不贰的样子，一切唯命是从。像对蒋介石上述电报，张通常也是一一贯彻落实，从不公开违令不遵。包括在5月12日与周恩来第二次延安会谈时，虽然确定了两军共同行动的大计划，他还是特别将蒋之命令提出，要求红军尽量予以配合，使他能演好自己的角色。故双方这次会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商量让东北军依据蒋令按时进占延川等地的具体安排。对此，考虑到当时红军已经回渡，东北军进占黃河西岸，正好可以在红军回撤的背后筑起一道防波堤，以防蒋、阎两军乘势大举跟进陕北，周恩来也很痛快地予以同意。等到蒋介石意识到这种形势，估计红军可能转而向西，力求在甘北和宁夏有所发展时，其命令自然又有改变。他于是要求张学良“以现在陕甘宁兵力制成整个计划”，确保不让红军向甘北宁夏转进，以利晋西追剿部队渡河进剿。对此，张学良也照样做出计划，一面陆续将东北军主力西调去甘北防守，一面继续要求中共配合其演戏。而中共方面也处处迁就，尽量提供方便。
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学良从一开始就表示，他与共产党合作的第一步，首先并不是如何与蒋对抗的问题，而是如何把东北军的大部分争取过来的问题。因为，尽管张学良在东北军中有极高的威信，但在涉及联合谁，反对谁，最终走哪条路的重大问题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还并不很多。而要在西北发动事变，对西北及全国形成重大影响，建立足以号召西北甚至全国的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使苏联能够另眼相看，施以援助，如果不能把东北军整个的，至少是大部分争取过来，这一发动就很难达成目的。甚至连西北其他有反蒋倾向的地方实力派，包括杨虎城等，也难以争取过来。毛泽东等人对此也是一清二楚，故他也曾一再强调，西北的发动固然要提前，但必须以能够确保成功为前提的原因。而这样的前提在这个时候还远不具备。
自6月12日起，毛泽东、周恩来就不断打电报给刘鼎，要其立即来苏区讨论重要事情。这次之所以特别叫刘鼎来，其目的主要也就是要具体部署中共在东北军中的工作。随后，中共中央迅速组成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其成员包括叶剑英、朱理治和边章伍。同时由这个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具体拟定了一份题为《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工作文件，经中共中央于6月20日批准实施。该文件非常详细地说明了中共中央争取东北军的具体做法。
由于中共中央这时内定的西北发动时间至迟为8月，争取整个东北军的工作最多也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中共中央自然不能不几次三番地电召刘鼎前来商量这一工作。不料，因种种原因，刘鼎迟至7月5日才来到安塞，剩下的时间竟连两个月也没有了。何况，即使有两个月的时间，要想顺利完成上述争取工作，也是难乎其难的。故实际上，只有大力加强上层统战工作，分别派人前去接近、劝说、影响东北军高级将领和中层军官，从政治上感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是唯一可行的捷径。毫无疑问，毛泽东已经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
在7月5日举行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参加的安塞会议究竟谈了些什么，至今尚无文献能够直接说明。但通过这次会议前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电报，仍旧不难看出其讨论的大致内容是什么。
其实，这时在东北军上层，如对张学良、王以哲的工作，已经很有成绩，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工作甚至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在东北军内部建立党的基础的工作，同样也有成绩，无论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前此派来的刘澜波、宋黎等人，还是这时在前线从事统战工作的李克农、朱理治等人，也都已经陆续在东北军内部发展党员，甚至还建立起个别共产党的秘密支部。但这时最困难的是争取军师旅团一级的军官。中共和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多半还只是建立在与张学良、王以哲个人关系的基础上，更多的只是一种上层统一战线关系。几个月来，中共中央对整个东北军的内部状况、主要干部情况以及政治动态，不仅无从把握，而且不甚了了。显然，要开展对东北军中上层的全面争取工作，深入了解并把握东北军的情况是绝对重要的。这正是中共中央急于找刘鼎回来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由于东北军军师旅团一级军官是整个东北军的枢纽，他们又直接掌握部队，一旦政见分歧，即使是张学良、王以哲也将奈何不得，因此要突击争取整个东北军，争取或影响这些军官，“目前最为重要”。考虑到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一方面决定组织干部分途去见东北军各军师团长，做政治宣传工作，同时根据红军多年政治工作的经验，决定召刘鼎来告之以红军政治工作优点，要其设法劝说张学良能够在东北军各级军事单位设置政治工作系统，中共并愿意为东北军配备政治工作干部。
从刘鼎来后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看，中共中央对刘鼎汇报的东北军状况及中共在东北军内部的工作，总体上还是满意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刘鼎来安塞之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曾有电报来，对刘鼎在被捕期间的表现提出怀疑，要求中共中央“严重注意”。但中共中央这时对此不以为然。毛泽东7月6日致彭德怀电称：“刘鼎来，布置了那边的工作，那边的工作大有希望。”这明显地反映出中共中央对刘鼎这时所担负的工作基本上还是重视与信任的。
中共确定的“突击”做东北军各级军官工作的计划，并未完全停顿。在这方面，可以看到的最为典型的，就是叶剑英、朱理治领导下针对东北军一〇七师的工作。
原本，中共中央计划在张学良同意在东北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系统时，派叶剑英、朱理治等到西安去，因此这一计划搁浅，二人遂留在陕北专门从事东北军六十七军前线部队的“突击”宣传计划。他们明确分配了工作任务，派刘仲明专门做一〇七师的工作，马文瑞专门做一二九师的工作，刘培植专门做一一七师的工作，另一人专门做一〇五师的工作，并且一律设法随军行动。同时，他们也注意利用各种宣传手段来影响东北军士兵，专门请苏区的“人民剧社”在安塞与延安间的杨家湾集市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演出，以便针对赶集市的东北军官兵进行政治宣传，此举收到极大效果。很快，东北军六十七军下辖的几个师里都发展了共产党员，并建立了秘密的党组织。最好的如一〇七师，发展共产党员有二十人之多，还成立了以六三〇团陶翊周营长为书记，王昌奎、李瑾玉为委员的中共一〇七师党委会。
当然，争取了张学良，就已经成功了一半，进一步争取其军队，所缺的不过是时间而已。而立足陕甘，联合张学良，极大地便利了中共面向全国的统战工作。让中共领导人感到欣慰的是，刘鼎、王世英以及随后由莫斯科经香港、广州、南京来到陕北的潘汉年，这时都相继送来了中共地下组织争取其他地方实力派已经取得重要收获的消息。这里，最突出的就是，广西、四川、华北几方面的地方实力派领袖都积极与中共联络，赞成共同抗日反蒋。
（摘自《西安事变新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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