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条旗到底有多神圣？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为什么说它是个大熔炉？美国为何没有社会主义？让我们从该文中找出答案。
星条旗到底有多神圣？
世界上没有哪一面旗帜像美国国旗那样浸透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内容；没有比美国的“星条光荣”更神圣的旗帜。 “星条光荣”是威廉·德奈弗(William Driver)船长乘着他的双桅船环游世界之前，他对这面巨大旗帜的爱称，这面旗帜自1831年起一直保留至今。
2007年在斯密森学会所作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55％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每天都插着这面旗帜，16％的人在国庆节那几天会把它插起来，只有21％的人说他们手里根本没有这面旗。从世贸中心双塔抢救出来的一面少了12颗星星的国旗在全世界都成为头版头条，甚至超过了棒球世界杯赛(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全美橄榄球冠军赛(超级碗)、2002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为什么美国人不止尊重“星条光荣”，甚至大多数美国人还希望在宪法上增加一条附加条款，要求对燃烧他们国旗的行为予以处罚?
1777年7月14日，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大陆会议)将当时的美国国旗确定为13颗星星和13条横条，代表最初的13个联邦州。因此7月14日在美国也被视为国旗日。有意思的是，美国的开国之臣们却并不怎么重视它。引用乔治·华盛顿最著名的一句话来说，那是“天上的星星”和“我们祖国的红色”，而旗帜上的“白色条纹” “代表自由”这句话则大概不是美国第一任总统说的。费城的一位家具商遗孀贝特西·罗斯(Betsy Ross)的故事——说她遇到了乔治·华盛顿，她设计了第一面旗并缝制了这面旗子——纯属虚构，这个故事是直到1870年前后才流传起来的。
美国人对国旗的崇敬源于抵抗英国的第二次美国战争。1814年9月14日，弗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 Scott Key)在巴尔的摩看见在已被英军攻占的麦克亨利堡上飘扬着一面美国旗帜，便写了《曙光》这首诗。这首诗很快被出版，并配上了18世纪的旋律，在巴尔的摩广为传唱。这首充满感情的歌曲赋予了这面象征保卫疆土的亨利堡垒之旗以“星条旗”这个名字，美国也从此有了国歌。
而美国人对国旗真正感到崇敬却是在美国内战中。1861年到1865年的战争让成千上万的普通士兵献出了生命，而在文学作品中形象无比高大的旗手均把“星条旗”等同于国家。牺牲的人数越多，就会留下越多的被撕碎的、被烧焦的或被子弹打穿的旗子，这些战斗的遗物和符号象征的是英雄主义和基督教信仰的献身精神。不是普鲁士宰相俾斯麦那样的血和铁，而是血和布条；不是一种属于军队的武器，而是一面属于人民的旗帜，它代表了美国人为国牺牲的集体精神。所以亳不奇怪，为什么美国老兵直到今天仍然站在呼吁国旗神圣化运动的最前列。
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内战期间，将这面旗帜变成一种工具的并不是军官们，而是奴隶制度的敌人——废奴主义者。与星条旗本身的神圣含义不同，旗子上红色条纹让他们想起了奴隶背上一道道血淋淋的伤痕。所以，对于废奴主义者来说，这面旗就是代表罪过和黑人少数族裔尚未获得自由的象征。
美国国旗在国家危难之时引起了一些对强烈的感情程度和文化爆炸力之间的争论，那些在牛仔服上也画上星条旗的嬉皮士们在越战期间可能会遭到警察的逮捕，就连在艺术上对这面旗帜的使用也有相当严格的限制。1966年，纽约一家画廊的老板被处以500美元的罚金或60天的拘役，因为他展出了马克·莫雷尔(Marc Morel)的作品“绞刑”，“国旗袋子”被挂在一条一条的绞绳上。对这位画廊老板的起诉罪状是侮辱和死亡恐吓，这场官司打了不下8年，联邦法院于1974年11月才宣布之前的判决是不合法的，也由此证明了言论自由是至高无上的。
10年之后，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发生的燃烧国旗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格雷戈里·约翰逊(Gregory Johnson)竟敢在共和党的代表大会上为抗议罗纳德·里根的政策而点燃国旗，他因为“亵渎”了这面旗帜而被处以2000美元的罚金并被判入狱1年。美国最高法院于1989年驳回了该判决。此后，许多有影响力的爱国人士纷纷提议修改宪法，以禁止亵渎星条旗。此项提案以1票的微弱优势在参议院获得了通过。
为什么说美国是个大熔炉？
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早在19世纪，新来的移民人数每10年就上一个大台阶。在19世纪20年代来到美国的移民人数为15万，在30年代为60万人，到40年代达到170万，到50年代已经达到230万。如果你知道当时美国的人口密度有多小，马上就会明白移民运动对这个国家的改变有多大。单是在1830年到1850年之间，出生于外国的移民与美国人之间的比例从1∶100变成了10∶100。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全球化大迁徙。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一个世纪，就有不下3500万人来到美利坚合众国，相当于今天的爱尔兰、挪威、瑞士、芬兰、丹麦、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人口的总和。
与我们今天的想象不同，这些有着不同故乡的人们并不是随处混居在一起的。比如说，在几十年当中，从挪威来的移民都只在4个联邦州(威斯康星、明尼苏达、爱荷华和伊利诺伊)落脚，那里的气候和景色会让他们想起挪威的故乡。在1850年前后，出生于爱尔兰的移民占纽约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卡内基钢铁厂里工作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全是东欧人。19世纪在宾夕法尼亚、得克萨斯和密苏里定居下来的德国人多到让一些移民不禁盼望有一天这个国家会“德国化”。建于1896年的钢铁工人城，伊利诺伊的格兰特城，在1910年左右住了不下1.5万名保加利亚人，他们还有自己的保加利亚语日报——全国唯一的保加利亚语报纸。
住在纽约市的不同移民族群彼此靠得最近。在1900年左右，80％的纽约人即使本人不是移民，他们也是移民的孩子。更多的意大利人和俄罗斯人都认为纽约才是他们的故乡，而不是热那亚和威尼斯或基辅。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这句话——“我们更像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一个国家”——是对这种特殊状况最恰当的描述。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的这个说法，正如我们至今仍然在说的一样，的确是由犹太教复国运动者、来自英国的记者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创造出来的。在1908年的一部情景剧中，他用“大熔炉美国”来表达这种看法，这个词也随之变得普及，而类似的措辞早在18世纪就有了。赞格威尔剧本中的主角，戴维·奎克萨诺(David Quixano)是一位犹太音乐家，他是从沙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侥幸逃出来的人，他拥有能在纽约实现“美国梦”所必需的才智。他写了一部美国交响乐，娶了一个非犹太人的老婆，从东欧犹太人变成了骄傲的美国东海岸人。“美国是上帝的熔炉”，赞格威尔呼吁他的英雄将“德国人和法国人、爱尔兰人和英国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全部放进熔炉里去!上帝创造了美国人”。
没有什么能比共同的语言更容易让一群移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了。“每一个来到这儿的移民，都应该在5年内学会英语，否则就请离开这个国家”，西奧多·罗斯福于1918年这样宣布道。按照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人口普查数据，大多数移民都不由自主地遵守了罗斯福的劝告。1930年，有1340万登记在册的人并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其中有不下90万人都不会讲实用的英语；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新来的移民或临时工。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越来越认为“熔炉”这个词是个不恰当的比喻，还不如“文化拼图”或“沙拉碗”好。这样说吧，美国社会不是“一锅粥”，而更像是一碗巨大的彩色沙拉，里面的各种配料(各种人种的族群)全都搅拌在一起，却依然保留了它们各自的独特味道。在赞格威尔使用“熔炉”这个词的时候，对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适应却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现在，那些支持文化移植的自由派支持者们却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说美国是随着新移民的到来而不断地自我创造并始终不断变化的。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于1906年在一本小册子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乍看起来，桑巴特的问题可能显得太老土了，因为就连21世纪的欧洲也没有社会主义。但是桑巴特这个问题的爆炸性威力直到今天也丝毫未减。
桑巴特本人对这个尖锐的问题明显做了一些错误的回答，他预言说，“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发展至今仍然处于停顿状态，换言之，也就是被阻止或使其走到了相反方向的道路上，这一切只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下一代人身上开花结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系列的迹象表明社会主义理想已经渗透到美国。其中之一就是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小说《回顾：从2000年至1887年》，这本书获得了了不起的成功。这本于1888年发表的小说讲的是一位来自波士顿的年轻富家子弟，他长年失眠，经过一位催眠师的帮助才能在一个隔音的地下卧室里打个盹儿。有一次当他从催眠中醒来时，却已经一下子到了2000年，他大吃一惊，因为资本主义在此期间已经自行地在民意的压力下逐渐被一种同志般的国体取代了。贝拉米理想化的乌托邦被翻译成了二十多种语言，在美国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是继《汤姆叔叔的小屋》后任何书籍都不能比的。在以机械精神和社会冷漠为标志的19世纪后期，存在一百五十多个贝拉米俱乐部，美国人想要实现一种所有生产资料全归国有的社会。
19世纪的那些社会主义批评家——首先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美国社会主义的缺点在于它过去没有封建主义，却又一直持续不断地繁荣；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于1920年将美国和其他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成功归功于“苦行僧般的新教教义”。对于韦伯来说，以宗教为动力的生活方式与现代资本主义中的职业意义和经济意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对于桑巴特提出的世纪之间，如今的答案首先在于美国是个多元的移民社会。利益多元化和社会的分化使美国人更相信自己的拳头，而不是同志般的握手。竞争到底的人在美国才可能(能够)比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人更快地赚到钱。除此之外，美国的宪法传统当然也在此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它让美国人确信，无须什么革命剧变，所有改变和调整都可以在这种由18世纪后期创建的社会秩序下完成。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危机所致，同时也受到了西班牙内战的影响——社会主义左翼分子也曾经在美国昙花一现。共产党的口号是“20世纪的美国精神就是共产主义”，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大约有10万名党员。尽管人们偶尔也会对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提出严厉的批评，却从来没有认真讨论过是否真的要为美国选择另外一种类型的经济纲领和社会纲领。
（摘自《美国问题如数家珍》，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7月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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