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若比邻

    从1973年起，至1976年之前，我通过贾维的关系，陆陆续续读了《哈里·杜鲁门回忆录》、《爱德华·希思》、《田中角荣传》、《阿登纳回忆录》、《尼赫鲁回忆录》、哈尔伯斯坦的《出类拔萃之辈》、《爱德华·肯尼迪》和删节过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有关中国的部分被删除了)。我把它们借回家，藏在枕头底下，后来发现父亲也背着我在读。虽然他总不忘提醒我离政治远一点，自己却抵挡不住诱惑。毕竟父亲是一个渴望听到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渴望知道另一种历史描述的人，本性难移。那本《赫鲁晓夫回忆录》颇使我父亲兴奋了多日，并破天荒地对我说，心胸狭窄的斯大林指使“格伯乌”去墨西哥杀死了托洛茨基，赶尽杀绝呀!你看斯大林面相，额头多短小!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父亲最关心的核心内容，他坚信托洛茨基一定会平反。父亲这么放肆说话，基本是酒后。父亲那阵子喝酒很有点儿瘾，图的无非是一点点私下里的言论自由，而即便这么一点点，也需要酒精壮胆。我母亲有时喜欢在一旁听，陪父亲喝两口，兴致高了还问些问题，比如问父亲有没有见过彭述之郑超麟，仿佛听故事一般；有时遇到母亲没心情(女人嘛)，嫌父亲罗唆，便呵斥：依又瞎讲，还不吸取教训，迭个托洛茨基搭侬有啥关系，依为伊吃了几十年苦头还不够?

    贾维彼时在安徽宣城插队，与他一起去“改造农村”的还有李宁宁。我们三人是淮海中路小学的同班同学。我与他们通信频仍，贾维重理论抽象，李宁宁偏具体感性，但一开始——即他们刚去宣城时——他们的“共同宣言”是由李宁宁执笔的，“历史将它的使命交给了我们”、“我们必须将自己的计划陈述出来”云云，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凛凛然舍我其谁的派头。不到半年，两位的豪情已告降温，1972年春节前夕他们回上海，话题之一是“三年自然灾害”，宣城一带饿殍遍野，饥荒与强行收缴粮食让许多家庭绝门绝户。崇高谎言与民间真相令他俩不寒而栗，原有的激情被彻底粉碎，一个现实步骤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浪漫幻想崩塌了，迅速代之以直面生活的唯物主义态度。吊诡的是，让他们这么快就发现中国农村真相的，恰恰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们模仿青年毛泽东，在他们插队的村子里展开了“调查研究”……此后，贾维的兴趣完全转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并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中国现实，虽然这一批判武器是当时盛极一时的惟一官方真理，但又是最危险的最疯狂的。果然，锲而不舍的贾维在次年(1973年)做出了骇人的结论：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论”符合中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条件，是正确的，而毛泽东的冒进是错误的；毫无疑问，以打倒刘少奇为目标的“文革”是前一个错误的延续。当时的情形我记忆犹在：一个冬夜，贾维与我逛到中苏友好大厦南京西路铜仁路一侧(即现在的波特曼酒店那里)，街头清寂路人稀少，光秃秃的梧桐下，苍白的水银灯照着两个人的身影，我一听到贾维一字一句蹦出这个结论，心脏立时狂跳不止。我虽然也读马克思，但我更多被马克思的逻辑和修辞所吸引，我从未想过要用它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现状与党内斗争，那对我而言不是因为不可能有条件做，而是根本不敢想!

    严酷的农村现状迫使他们幡然醒悟，扎根农村无非动听的政治幌子，未来已注定，他们被抛弃在这里，他们将在此自生自灭，没有人来救他们，再不设法逃离那个穷乡僻壤他们这一生就算完了，这个问题很紧迫，但我们从来不在通信中讨论这个问题，正像我们从来不讨论人要不要吃饭这一类常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开卷有益。第一句，人首先因生存之需而谋求生存资料，物质生产由是而生，衣食住行，然后再谈得上其他，此乃不需要论证之前提，出发点，整个人类历史之基础，大概这么个意思吧(原文句子比较平淡，我仅记得大意)。假设把这个问题转变一下，落实到自己身上自问，就不单只有一个简单的唯物主义答案了。比如要不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或生存条件，取决于你对自己现有生活状况的评估，你是否能够忍受它；如果你已不堪忍受，那么紧随其后的问题是，你是否物色到新的目标，是否找到通向它的途径和改变你现状的必要手段，最后，你能不能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我思考过这些问题，思考过远不止一次，我的结论是否定的——我毕竟幸运地留在上海，我有一份微薄的收入，就最起码的物质生活保证而言，我已知足。我没有在我能看到的范围里发现足以吸引我的其他目标，我能够喂饱我自己，有衣换有鞋穿，我够了。我和我周围大多数人的生活不相上下，可以做到别无所求。人们普遍享有匮乏的平等，供给制和配额制消灭了他们在物质生活中的攀比心与嫉妒心。匮乏产生出一种朴素美学，人们的外表生活变得简单一律，他们的复杂性和残酷性都转移到了崇高的政治权力领域。作为不愿做政治牺牲品的人，只要远离政治，就有可能保全你的肉体，并保全你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内心自由。古人说“无欲则刚”，我将它理解为“无追求，则自由”，一种善用自己时间的自由，一种保持内心倾向的自由，一种价值观念尽可能不被他人支配的自由。尤为重要的是，很早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别人的目标未必是你的目标，放弃所有那些不属于你的目标，剩下的那个，才是你真正想要的。

    我究竟要什么?上世纪70年代初，社会上一度流传一本叫做《你到底要什么》的苏联小说，供批判苏修参考用的简陋灰皮书，作者柯切托夫，书内容尚有印象——莫斯科，列宁格勒，文艺界自由化人士，僵化的文化官僚，现代派画家，颓废诗人，别墅，人体画展，沙龙，男男女女，还有一些西方游客，间谍，记者……感觉苏联变了，西方化了，他们那里比我们这里放肆得多，特别是有了一群热衷于西方糜烂生活方式的年轻人——当时我不具备判断这本小说的能力，一个生活于密封罐里的人，装在套子里的人，没办法衡量另一个天地下面另一群人们的生活。我牢记马克思最热爱的格言“人所具有的我皆具有”，可望而不可即啊，评判者本身的丰富感受力是他得以评价世间万物的前提，而这种感知力不可能在贫瘠的环境下凭空诞生。我不知，则我沉默，这一点自知之明我当年已具备。

    自识字起我就踩椅子打开父亲的大书橱找书看，《茹尔宾一家》好像总与《叶尔绍夫兄弟》并排插在一起，我只掠过书脊，却始终没动它们。柯切托夫，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苏联还有这么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地位类似于当年中国的浩然或姚雪垠(对不起，后面这两位，包括毛泽东时代的许许多多位，我从未对其中任何一位发生过兴趣，我为我即便无书可读也没有为他们的拙劣作品浪费时间而庆幸，今天尤甚)。但我必须坦白，我读苏联小说的注意力，基本集中在爱情部分，或干脆说——有关女人的描写，这一选择可能源自我对俄罗斯文学的美好印象，一种想当然吧。事实上，我的期望总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满足，这个柯切托夫一本正经背后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嘛，至少苏联人比我们这里有人情味嘛。柯切托夫推出忧心忡忡的《落角》与《你到底要什么》了，我嗅出，苏联新一代的味道的确变了，不是变天的变，是和平演变的变(如同毛泽东去世后的阿尔巴尼亚看中国)，中国会朝这个方向变吗?又是一个危险的问题，一个不敢想的问题……那年头，我们有过多少个夭折的问题啊!

    修正主义这个词，一个让人胆寒逼人疯狂，一个足以葬送国家主席政治生命乃至消灭其肉体生命的词，今天还有人提起吗?贾维说，修正主义是正确的，刘少奇是正确的，我无言以对。不完全因为害怕，更因为我不了解历史与世界，在我看到的历史课本之外，在我看到的对世界的新闻报道之外，我只能从《参考消息》的豆腐干大小的缝隙中感受到一种别样的声音、描述与气息。当然啦，还有那些总能传到我们手里的书：它们披着“内部参考”的外衣，“供批判”的外衣，马列主义经典或马克思主义来源的外衣(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经济学之类)，尤其是那些最终没有被彻底焚毁、查抄和铲除的各种“毒草”——它们一直顽强地隐秘地在我们中间传播，它们一直是这个暴力专政世界的对立面，一直是所有正直者、所有不满者、所有怀疑者、所有寻求新答案者保持异见的有力武器。不被现实蒙蔽，不被“真理”欺骗，不被谎言愚弄，惟一的希望在于我们必须获得更多的世界消息，获得尽可能多的思想方法——可能毛泽东真的太自信了，他鼓励全国读马列，读《红楼梦》，读儒家法家，读《史记》读《水浒传》，彼时上海市委为配合批判修正主义，授意图书馆开放一部分考茨基伯恩斯坦著作，为遏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扩张反修防修开放了一些对正统社会主义理论极为不利的西方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政治哲学著作(上世纪60年代初翻译的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历史中的英雄》和新节译的德热拉斯《新阶级》就在那时借来看的)，现在看来简直有点儿匪夷所思，完全帮倒忙。因为很明显，就基本的政治理念与历史观而言，西方人的反苏言论哪有什么反修的借鉴价值(说他们反修纯属这里御用秀才们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他们就是赤裸裸反共啊。

    这段历史如此自相矛盾，它的全貌至今没有充分展呈于世。我现在不讨论宏观，就微观而论，我的经验在于——我个人阅读某书的时间，同所读之书的本意、效用以及当时置身其中的现实，往往是错开的；而一本在它的诞生地及在它的语境里早已过时的书，却会在万里之外另一个特殊的环境发生某种几乎难以想象的影响，这影响之巨大，完全可以用醍醐灌顶、振聋发聩来形容。要知道，那是在人人在读张春桥姚文元读“两报一刊”的年代啊。真不敢相信，读这两位，我们的奇耻大辱。

    1977年，那个老牌修正主义者铁托，应华国锋的邀请来北京进行国事访问。记得“九评”不，记得；好，那么还记得“九评”中的“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什么题目?《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当年为了南斯拉夫的国家政治属性与苏联拉破了脸皮，辩论焦点居然是：苏共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则向来认为不是；不仅如此，并且由此可以断言，苏共也不再是社会主义政党……铁托来了，一身白色西服，墨镜，敞篷车，天安门广场十万人盛大欢迎仪式，华国锋称铁托为“同志”。

    蓦然回首，严格说，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不是始于1989的东欧，而是更早的1976——约瑟普·铁托同志来访的同时，恩维尔·霍查同志在亚得里亚海的灯塔上连续发布批判“中国修正主义”的长篇檄文，“我们”装聋作哑，“不主动交恶”，“不争论”，“大人不计小人过”(后者据称是胡耀邦的批示)……想当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到头来，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受制于领导人的好恶，寿终于领导人的更替。霍查淡出，铁托凸显，贝尔格莱德比莫斯科更自由化，莫非世道要变了?好景不长，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不符合中国国情，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全面复出并在1978年底至1979年初旋风般访问日本和美国之后，“邓时代”来临了，他的大幅照片上了《时代》周刊封面，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态势已初步形成，计划赶不上变化，与南斯拉夫的短暂蜜月被迅速遗忘……不过，我记住了德热拉斯和“新阶级”，记住了“工人自治”和“不结盟”，还记住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我记住了英俊的克罗地亚人约瑟普·铁托。

    天涯若比邻，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那几年来访的外国元首真是多，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来了，没几年，塞拉西束手让青年军官门格斯图用枕头闷死；埃及总统萨达特来了，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果然就被刺客杀死在检阅台上；后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也来了，结局应验了，1989年底罗马尼亚发生政变，齐奥塞斯库夫妇在行刑官的口令数数下被处决了……难以置信的魔咒啊。

    灰飞烟灭，往事依依，昔日场景今安在，今天的笑谈，当年哪个不是头等大事，全民政治任务，悠悠万事惟此为大。1972年初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来上海之前，厂里支部书记传达中央文件精神，要求“我们”对“美帝国主义头子”的态度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有理、有利、有节，不卑不亢，待之有礼，十四字方针。我们似乎产生了一种主人翁般的莫名幻觉，好像尼克松上门来乞求我们一点什么似的。

    我对美国发生兴趣与尼克松访华没有直接关系，但与尼克松访华之后非公开翻译出版的那些内参书籍有密切关系。杜威说：发生在前的事，未必是发生在后的另一件事的原因。不过，发生在前的事，也未必一定不构成促成后一件事的原因。重要的不是好奇于西方的光怪陆离，而是西方国家的驳杂思想方法吸引了我，马克思难道不正诞生于西方吗?我不相信西方十九世纪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之后，这漫漫的一百多年，它后来贡献的全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什么不能相信杜威，为什么胡克早年曾是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后来却批评马克思，他思想变化的道理何在?《哈里·杜鲁门回忆录》、《阿登纳回忆录》和《出类拔萃之辈》等等几本书对我的影响极大——国际事件、冲突与分歧、关于历史真相的另一种描述、形形色色的人物、看问题的方式、幽默感、句子和词语——光读一个马克思是不够的，太不够了。《出类拔萃之辈》填补了真空，毕竟，仅凭两本薄薄的小册子《南方来信》，你还不足以了解越南战争。看看美国人怎么回顾肯尼迪约翰逊胡志明吴庭艳武元甲柯西金。杜鲁门的回忆，则使我窥见美国白宫机密，二战结束后的世界视野：广岛原子弹，占领日本，遏制苏联的“杜鲁门计划”与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柏林的封锁，以色列巴勒斯坦，朝鲜战争爆发与停战，风起云涌的革命，为我掀起了上世纪50年代冷战幕布之一角——许多年以后，我在一家书店发现了新版《杜鲁门回忆录》，蓝封面，上下卷，我翻开目录，发现有好几章的小标题，是我当年读的那个版本所没有的：“共产党的颠覆活动与政治迫害行为”，“共产党中国的干涉”……这两个小标题很触目，很恶毒，在70年代，再怎么内部发行，此类反共句子也是必须坚决予以删除的。

    （摘自《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定价：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