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走了，他还活着，并且以一种更为深远和让人刻骨铭心的方式永远活着。他们没有什么权力，究其一生，也不追求和留恋那种旨在凌驾于他人之上，通过命令他人而获得快感、安慰与私利的权力。在权力面前，他们通常是无能为力的弱者，但并不因此放弃努力的权利。
但就是这种微弱的、坚忍不倒的努力，维系着世道中的正义和真理，让文明的血脉和人道的理想代代相传。而且，他们的形象和英名，总是会远远超拔于那些易碎与速朽的权势，超拔于那种把安逸享乐当做生活目的的“猪栏的理想”，而在人心永驻。
蔡定剑先生，英年早逝的学者、教师，宪政民主的传播者、实践者，就是一位依靠自己的思想、著作、行为和人格永远活着的人。
——秦 朔
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吴志菲
1979年，蔡定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随着社会的大变革到来。这一年，驻守福建连江海防前线的蔡定剑即将退伍，家里也劝他返乡务农，但蔡定剑实在心有不甘，希望能够搏一搏刚恢复不久的高考。部队有规定22岁以下的战士有资格从部队参加高考，而蔡定剑当时已经23岁，可蔡定剑求学的诚意打动了营长，他争取到了全营仅有的两个高考指标之一，并成功考入了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
蔡定剑大学期间，撰写的《当前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一文，获得全国青年调查征文一等奖。当时的副校长江平一直称他是“79级非常优秀的学生”。大学毕业后，蔡定剑被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任干事。一年后，不安于现状的他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家陈守一。
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蔡定剑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从此与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结缘。在此期间，蔡定剑的学术志趣更多转为实证研究。不久，他被抽调到十三大报告起草组下面的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负责部分十三大报告的起草。
1987年，因不少常委和代表在审议过程中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提出质疑。蔡定剑奉彭真委员长指示，率一个小组调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的可行性。蔡定剑选择黑龙江、江苏和四川三个省作为调研点。他从政府实际需求出发，设置的调查科目大至办企业、农业税、交提留款、计划生育、土地管理；小到移风易俗、买国债、献血、灭鼠等，在田间地头往来奔波。
1987年11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蔡定剑等人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很大反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终于顺利通过。
1998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二字被去掉。多年后，蔡定剑深情地回忆说：这意味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这颗民主的种子开始在乡土中国生根发芽，意味着代表文明发展方向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已经不可逆转。
2002年年底，就在蔡定剑担任副局长之时，他作为课题负责人调查撰写了《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这份报告，扎实有力地回击了有关中国选举的若干流行谬论。就在这一年，他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2003年的最后一天，这位“学者型官员”正式告别全国人大，去官转身步入学界。回到母校中国政法大学执教，时年不过47岁。两年之后，回忆起这次离开的原因，蔡定剑曾说，在机关工作，条件、环境都不错，但自己的研究涉及的都是政治法律领域一些敏感的问题，如果总以官员身份表达个人意见很不妥当，不如选择做学术研究。政治是“众人之事”，因此需要众人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告别仕途，是为了更好地参与政治生活。
蔡定剑直面社会矛盾，从公民社会培育到透明政府建设，从官员财产申报到城市拆迁之痛，从网络反腐到反就业歧视，他持续地写、反复地谈。同时，他还推动参与四川罗江和雅安、上海闵行区等多处地方政改。作为一名独立学者，蔡定剑不唯史书、不唯法条，更注重来自现实的观察与分析。
在他看来，民权是有温度有表情的，它关乎普通民众的一喜一哀、一粥一饭、一屋一宇。与越来越功利的学者教授相比，与远离政治和现实的知识分子相比，蔡定剑有着更大的担当。他敢言他人不敢言，敢做他人不敢做。为此，蔡定剑被贴上了“特立独行”的标签。
2009年6月，他在南昌大学讲学期间回家乡，感觉胃不舒服，在医院检查时被确定为癌症晚期。他没有向外界透露病情，每天仍工作到深夜，以至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亲人也不清楚。
“我曾是一名战士，我现在还要像战士一样来战胜它。”蔡定剑开始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抗争，加快了一切工作的进度，以空前的激情研讨学术、接受访谈、撰文著书。蔡定剑的弟子说，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想为民主事业做更多事，影响更多人。
得知父亲生病后，儿子蔡克蒙北大法学院毕业后曾打算放弃赴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留学的机会在身边陪他，可被父亲拒绝。2009年9月6日，蔡克蒙飞往巴黎留学前一日，蔡定剑去上海闵行参加公共预算改革的会议，7日飞回北京直接从机场送儿子。他在机场对儿子说：“克蒙，你要记得，知识分子要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你要有毅力，要细心。”
去世前一个月中，这位癌症病人还组织了三场研讨会，议题分别是反就业歧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订和拆迁条例废旧立新。
2010年10月底，蔡定剑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北京西郊香山饭店会场，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法学圈公开露面。由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促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旧立新学术研讨会在这里举行，蔡定剑以病重之身主持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由他发起的，资金也来自于他的学术课题。与会者不能忘怀的是，当时蔡定剑“仿佛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简短的开场白后，身子就歪在椅子上，会议期间三次返回房间休息，且多次到休息室服药。
天妒英才。11月22日凌晨3时30分，蔡定剑在家人的目光中合上了双眼。在追思会上，蔡克蒙说：“如果有一天我到父亲陵前扫墓，我希望我能烧给他一张选票。”
民主不是只在天堂才有
笑 蜀
跟老蔡交往数年，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宪政的执著。只要在一起，他谈到的一定都只是宪政，不会有任何私人话题。最近心情如何、孩子怎么样之类的话，别的朋友聚会时一般都要问到，他不，他就只说宪政。说他对宪政怀有宗教般的热情，可说一点都不夸张。
翻翻老蔡最后三个月中的部分著述目录，这点就更清楚了：《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谈政府过度管理症的治理》，《被误读的新加坡》，《民主才能真正创造奇迹》，《公众参与和政府决策》(北京三味书屋演讲)……最后三个月著述仍如此密集，不输平时。但最重要的不是作品数量，而是所有那些话题，所有那些观点，无不切中当下命脉，而这当然需要系统、深入和持久的思考。这有力地印证，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刻，萦绕在老蔡心头的第一是宪政，第二是宪政，第三还是宪政。他是以战士的姿态倒下的，以冲锋的姿态倒下的。
人都是要走的。但以这样的姿态走，无疑最勇敢也最优雅，注定了他要走进历史。不客气地说，一般体制内学者，颇不乏学得文武艺，渴望售于帝王家的名利徒。而如果仕途之路竟终于敞开，他们必定受宠若惊。无论原来怎样调皮捣蛋，此后都不敢再逾雷池半步，每根汗毛都长得端端正正。岂止体制内，甚至体制外个别学者，也频频秋波流转，恨不能马上投怀送抱。原因很简单，毕竟庙堂集中太多资源，只要能挤进去。哪怕分到手的不过九牛一毛，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来已占先机，在庙堂挣到了一个显赫位置的老蔡，却在2003年主动辞职，到自己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做一介普通教授。这样的选择，会导致怎样的个人利益损失，老蔡心里大概明镜儿似的。但他并不犹豫，这可以说是他的勇敢的第一次公开证明。
少了庙堂羁绊的老蔡，不仅更才气纵横，也更远离恐惧。能写出《被误读的新加坡》，主要就是靠远离恐惧。因为，不自由照样可以持续发展，不民主照样可以实现现代化，新加坡似乎是这方面的范例，这似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而不容置疑。本来，作为典型城邦国家的新加坡，跟我们这个体量巨大的内陆国家，几乎没有可比性。而且，新加坡的强人政治，未必就能逃脱人亡政息的规律，其发展方向并非确定不易。这在圈内几乎无人不知，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只有蔡定剑，傻乎乎地说破了新加坡经验的真相，让世人凛然一惊：哦，皇帝的新装原来是这样子啊。对新加坡经验的还原，从更大范围来说，从属于为民主所作的辩护。这种辩护，是老蔡晚年生涯的第一主题。
民主一定是危害社会稳定的制度吗?老蔡回答说：把民主转型国家的不稳定和中国近代的动乱归结于民主之祸，这完全是无视历史和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民主恰恰最有利于社会稳定，专制制度才是人类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对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对威权政府更容易治理腐败，而民主不能治理腐败；对中国国民素质低，特别9亿农民素质低，所以不宜扩大直选、发展民主等论调，老蔡都没有放过，条分缕析，逐一驳回。在中国特定语境下，对常识的颠覆往往可以堂而皇之，肆无忌惮；重申常识、坚守常识则往往要冒巨大风险，二者的话语平台极不对等。这不免令人沮丧，知难而退者代不乏人。老蔡却是明知艰险也上前，以一个人的战斗，来狙击几乎潮水般汹涌的论敌。
但是，老蔡绝不是只有血勇，同时也是一个智者。他的新书，也是他最后的一本书《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则是作为智者的证明。他在这本书中不仅呼吁中国必须宪政，而且侧重研究宪政从何入手，怎样具体推进宪政。他主张全国人大作为最高代议机关，最重要的职责是“看紧老百姓的钱袋子”；主张预算民主；主张公共参与。由此可见，他不仅是把宪政当做信仰，更把宪政当做一门政治技艺，力求精进。
为了具体推进宪政，他既致力理论建构，更积极投身现实，投身公共政策设计，投身地方政改试验。无论四川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四川雅安党代表直选试验、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温岭民主恳谈会，都有他的心血在内。
勇且智，言且行，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实不多见。老蔡能成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正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人。我一直坚信，中国社会最缺的是共识。要有共识，就需要老蔡那样平衡理性的人；需要老蔡那样刚巧处在体制内外接合部，既有体制内经验又有强大民间资源的人，来用体制内外都听得懂的语言，同时对体制内外喊话，沟通体制内外，以扩大我们社会的中间地带，发现和凝聚我们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去世前的11月19日，《财经》记者与老蔡告别，他最后的一句话是：“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拳拳之心，令人动容。百年宪政之所以颇多蹉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明日复明日，总把不断累积的问题和悲剧留给下一代，以致积重难返。现在，问题和悲剧的累积已到极限，该在我们这代人手上解决的问题，不能再推诿给下一代了，需要我们拿出老蔡所说的一代人的使命感。但愿我们能够在我们手上证明给九泉之下的老蔡看，民主，不是只在天堂才有。
这是一代人的救赎，我们别无选择。
为什么纪念蔡定剑?
马国川
蔡定剑是笔者最景仰的法学家之一。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笔者曾就法律与社会问题采访蔡先生多次。蔡先生于我，不仅是学识上的启迪，更给予我精神上的熏陶与鼓舞。
犹记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突发事件应对(草案)》进行二审。该草案第57条规定，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消息。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迫于法学界、新闻界许多人士的反对，该草案后来被退回修改，并最终删除。
当时我采访蔡定剑时，他表示，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媒体应拥有充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它们为公民社会提供一个客观的反映意见的平台，也成为公众参与的一个渠道；政府应该尊重媒体，因为媒体是民意表达的方式，不应像一些地方官员那样，视之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正因蔡先生这样的开明之士的奋力狙击，这项可能损害民权民益的不良法令，才被制止于萌芽状态。近年来，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当民权受到威胁之际，每每有蔡先生这样的学者奋力相救，虽然并非每次成功，但毕竟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当今中国虽物欲横流，毕竟还有蔡先生这样的正直之士，代表未来的希望。
蔡定剑先生个子不高，身材瘦削，看起来也不像一个健谈的人。但在写作时，他激情四溢、才思敏捷。他的很多文章深刻尖锐，文笔犀利，一点也不“温柔敦厚”。他曾对我感叹，他写的文章一点也不好发表，常因太尖锐而被“枪毙”。
“近代以来，对民主的价值大家都认同了，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都是在为了民主事业奋斗，”蔡定剑接受我采访时曾说。那次采访后不久，有朋友通过邮件向我推荐了一篇“值得一看的好文章”，正是蔡先生的《为民主辩护!》。蔡先生之所以要写此文，正是因为近年来在社会上，甚至在知识界中，对于民主自由曾经有的共识，正在遭到否定或动摇，也许又走到一个历史的节点。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意识形态风潮转变不知不觉间侵染中国，所谓的“中国模式”得到更多人的鼓吹。
近年来，在蔡先生所属的法学界内部，也出现了利益与理念的分化。现代法治曾被视为帮助中国冲破专制束缚、走向现代社会的利器。但现在，一些法律与法学家正为体制内的滥权提供话语支持。原本作为民权保障的法律，成为一些人取悦权贵集团的工具。一段时间以来，对律师群体的矮化与压制、借“打黑”之名而行的法治倒退，都是这种危险趋势的表现。不少法学界人士虽知事明理，但为现实利益驱使，走上投靠权贵之途。
在当今法学界乃至学界，不关心大众疾苦、徒知玩弄学术概念文字游戏者有之，奔走于名利场忙于将学院地位换为金钱利益者有之。如此之辈，与淡泊名利、正道直行的蔡先生相比，差距何止以道里计哉。吾辈今日纪念蔡先生，实因这样的人格品性为当今社会所稀缺，需要发扬光大。今日重读其遗作，以他的清新正直之气，驱赶弥漫于当下中国社会的物欲气、乖戾气、腐朽气，提醒知识分子真正承担起自身的道德使命。
坚信“民主宪政才是社会平稳转型的基础”的蔡先生英年早逝。他留下遗言“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让我们深思。
（摘自《蔡定剑追思录——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的使命》，法律出版社2011年5月版，定价：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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