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再现当年的风云变幻……毛泽东为何选择华国锋作为接班人？或许能从华国锋的风雨人生中寻找到答案。
初识毛主席
1938年6月，就读于交城职业学校的苏铸瞒着母亲逃离家庭，和同学一起参加了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为了日后便于开展工作，不牵连家人，苏铸改名为华国锋，以示担当“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之决心，随即加入共产党，时年17岁。
1949年6月，华国锋随大军南下，到湖南湘阴县任县委书记、地委委员。
1951年7月，华国锋调到湘潭县，在毛泽东的家乡任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委，这年他30岁。
1952年10月，华国锋任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县委书记，兼任专员，两年后任地委书记。从1945年担任山西交城县委书记算起，华国锋此时担任县委书记的生涯已达10个年头。这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华国锋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55年7月，地点为长沙。当时毛主席召见四人，其他三人是省委副书记谭余保，省委常委胡继宗、徐启文，只有他是地委书记。他汇报洞庭湖区防治血吸虫的情况。
毛泽东从家乡亲友们那里知道湘潭县委书记是个大个子的北方人，比自己小28岁，工作扎实。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要见见自己家乡的父母官，当面考察。这年，华国锋34岁，但参加革命已近二十年。见毛泽东时，华国锋讲起话来不慌不忙，有条有理。毛泽东一连问了几个问题，都是有问必答，对答如流。毛泽东对他们的汇报表示满意，会见后合影留念。
当时，毛泽东正全力研究指导全国的农村合作化问题。华国锋一向重视把农民组织起来，1950年秋湘阴土改不久，即指导互助组——刘正春互助组开展工作。这是湘潭全区第一个互助组。
1955年，华国锋第一次在国庆节观看了阅兵、游行。10月4日七届六中全会开幕，这是华国锋第一次列席中央全会。
毛泽东提名，38岁的华国锋任省委常委
1957年8月，华国锋调到省委任统战部长。1958年7月任副省长。他到省里工作后见毛泽东的机会就更多了。从1954年起，毛泽东每年都要回湖南，他很重视统战工作，特别是和湖南的民主人士很熟，老朋友很多，每年回来，都要看望或宴请他们。1959年，毛泽东从家乡韶山回到长沙，又要请人吃饭，杨开慧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国民党元老唐生智、程潜、曹曲球及毛泽东的同乡、长沙第一师范同学周世钊。毛泽东让华国锋安排此事，将他们接来。
1959年庐山会议后，由于支持彭德怀的意见，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被免职，第二书记周惠调到北京降级使用，湖南省委改组。从湖北调来张平化、王延春、苏钢，张平化任第一书记。毛泽东多次和华国锋谈话，知道他实干、工作细致，是个老实人，提名他为湖南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
华国锋当时只有38岁，在全国省委领导中也是年轻的。
毛泽东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
1962年10月，胡耀邦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任湘潭第二书记。11月10日胡耀邦到湘潭上任，他到湘潭首先传达十中全会精神、传达毛泽东讲话。第一句话便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
1963年1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要华国锋和胡耀邦汇报工作。胡耀邦下乡，在路上开着车窗，被风吹得感冒了，不能去。华国锋专门向毛泽东说明胡耀邦不能来的原因。
虽然毛泽东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再次批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湖南省委已在各地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华国锋没有汇报社教运动情况，也没有汇报社教运动揭发出来的地富破坏情况和干部被腐蚀的情况，而是如实反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带来的危害。他说：“现在人瘦了，牛瘦了，地也瘦了，农具、种子都不如以前了”，“农具恢复要五年，耕牛要七至十年。”他向毛泽东讲清“五风”危害大。
毛泽东后来向湖南省委和中央的同志说，我们党内有两种人，一种讲真话，一种讲假话。党的干部要讲真话，做老实人。他主张对讲假话的人要针锋相对，不能让其占便宜，对讲真话的人要给予支持和鼓励。这种精神也是党内一贯提倡的。毛泽东肯定华国锋的求实作风和实干精神。他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一直保持到他逝世，这也是他最后选择华国锋的一个重要原因。
1964年7月，华国锋调回长沙。在省委书记处分工主持政府工作，并任政府机关党组(后改为党委)书记、副省长。省长程潜长期住在北京，华国锋挑起省政府工作的重担，这年他43岁。
被造反派秘密关押，周恩来打电话“要人”
1966年底，中央号召反对经济主义，华国锋因为主持省里的工作，被带上“反革命经济主义头子”的大牌子游街。华国锋气愤地说：我搞什么经济主义?就是因为我是省委书记、副省长，负责财贸，造反派要钱、要物，我没有批，就给扣上这个帽子。和造反派有什么道理可讲?！
后来华国锋等人就被抓起来，秘密关到工厂。被关押期间，中央决定将湖南省军区领导和两派群众及准备结合的干部召到北京来开会。周恩来总理给省军区打电话要华国锋和两派群众代表一起来北京开会。华国锋因为秘密关押，省军区找不到。周恩来连催三次。6月14日半夜3时，周恩来第三次拿起电话，直接找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华国锋，限期送到北京来。口气严厉，不容置疑。几经周折，造反派才将华国锋送到飞机场。
临上飞机之前，造反派要华国锋表态。华国锋被关了四五十天，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说：“不能表态。”
周恩来并不认识华国锋。建国后，华国锋一直在湖南工作，周恩来很少去湖南。所以周恩来三次打电话，应是奉毛泽东之命。毛泽东准备让华国锋参加省革委会领导班子。
华国锋不是“亮相”站出来的干部。是中央“捞”上来的干部。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同华国锋的情况一样，对华国锋说：“咱们俩和有的人不一样，他是自己站出来的，咱们是中央‘捞’上来的。”
1971年2月，华国锋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周恩来同华国锋谈话，说：主席提名，调你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值班室等工作。纪登奎调去管专案。李先念年纪大了，你要协助他多做些工作。正式下文是8个月后，“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不久。
毛泽东要华国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1971年8月25日，华国锋奉召到武汉。当天晚上，毛泽东将他找到专列上谈话。那时人人都戴毛主席像章，华国锋胸前也戴着一枚。他一上车，毛泽东看见了，故意问：“你戴的什么?”不等回答，接着说：“不要戴了，万岁就讨嫌。一句顶一万句，其实一句也不顶。屁话!”
在此之前，华国锋刚奉周恩来之命到全国各地考察农业生产。他首先向毛泽东汇报所了解到的情况。讲的全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谈了有一个小时，毛泽东认真地听，中间有提问、插话，或发表一些议论。等华国锋讲完了，毛泽东说：“哎呀，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路线不对，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华国锋一听就瞪了眼了，什么大的路线?不是庐山会议已经解决了吗?毛泽东回顾党的历史，华国锋第一次听毛泽东这样谈党史，他知道毛泽东让他从北京赶来绝不仅仅是谈历史，只好一边听，一边琢磨。
毛泽东话锋一转，开始谈林彪的问题，对林彪的错误做严厉的批评。然后毛主席说：“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你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这次谈话汪东兴在座。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对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一事征求意见。周恩来在北京研究后，很快下文任命。
到长沙后，毛泽东召开广州军区的负责干部会议，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兼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韦国清。三人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毛泽东先叫华国锋、汪东兴向他们传达他在武汉讲话，吹吹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大吃一惊。
28日、29日毛泽东分别召集他们谈话，30日召集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卜占亚谈话。
毛泽东第一句就讲到江青，说：“汪东兴有办法，管得住江青，能不让她进来见我。”华国锋说：每次主席批评别人都要捎上江青。
汪东兴赶快说：“还不是主席有指示。”
毛泽东开宗明义，上来就问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
大家汇报了这两天座谈的情况。
毛泽东又讲了一篇话，批评林彪。在28日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讲到叶剑英，他说：张国焘搞分裂，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的，所以你们要尊重他。
每次主席谈话后，华国锋和汪东兴都做追记。华国锋带回北京的记录是他们几个人一句一句回忆，根据追记整理的。记录送毛泽东看了，认为整理得还不错。
毛泽东指示：你回到北京，只告诉总理一人
8月31日上午，毛泽东坐专列去南昌。临行前，毛泽东要华国锋不去江西，直接回北京。华国锋认为主席讲话的内容涉及党的副主席，事关重大，回到北京怎么办，特地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只同总理一个人讲。”华国锋回忆说：毛主席在火车上和总理通了电话，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在电话中不可能讲到林彪的问题，即使涉及也不可能讲这么细。
9月6日，华国锋赶回北京。当日晚十时半，他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周恩来召开的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大家都十分关注毛主席的动向。李先念、纪登奎与他相熟，打过招呼，轻声问道：“你去了，主席谈什么了?”他泛泛说：“主席谈了路线斗争。”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没有讲具体内容。
旭日东升，会议才结束。人们陆续都走了，华国锋起身上前，拿出记录，交给周恩来，说：主席在外面谈话记录带回来了。主席说我回到北京，只同你一个人谈。并简单地汇报主席南巡的情况。然后提出：主席的讲话要详细汇报，希望总理约个时间详淡。这次谈了近半个小时，华国锋回到家已是八时半。
一连等了几日，9月11日凌晨接到通知。周恩来约他在国务院会议厅谈话。
华国锋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谈话的过程，甚至讲话时的神态、情绪。并谈了记录是怎么整理的。
周恩来自始至终神情严肃，静静地听，有时插话问问情况。两人没有议论。这件事事关重大，主席讲得很清楚了。周恩来看了记录并听了华国锋详细汇报后，知道林彪问题发展的程度和毛主席的态度，心中有底了。这次谈了一个半小时，一直到四时半结束。
谁也没有想到，在华国锋向周恩来详细汇报后，仅过了40小时就突发了林彪叛逃事件。
“九·一三”事件前，华国锋奉令回京向周恩来汇报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使周恩来事前详细地掌握了毛泽东的意图。从此周恩来更加信任、倚重华国锋。9月30日周恩来提议，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华国锋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根据周恩来指定，华国锋参加东北、华东、西南三个小组的会议。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年他52岁。
毛泽东病危后，华国锋开始找人谈话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1976年6月25日毛泽东病危后，华国锋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知道主席在，与“四人帮”的斗争可以争取主席的支持，失去毛主席的支持，斗争更加困难。
华国锋开始找人谈话，了解每个人对这场斗争的态度，首先找国务院的人谈，一来接触多，二来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陈永贵对他说：“千万不能放虎归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华国锋要听叶剑英的意见，与叶帅商议，最好能到叶帅那去一趟，当面谈。但是毛泽东的丧事刚刚开始操办，许多事还没有头绪。另外，他去叶帅那里目标太大，容易引人注意。万一被“四人帮”发觉，将陷于被动。
华国锋很快想到李先念。9月11日下午华国锋去看李先念。
华国锋坐下来，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以到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的，只能待几分钟。我实在太忙，离不开，请你去找趟叶帅。我们和‘四人帮’的矛盾必须解决，请叶帅考虑，用什么方式解决，在什么时机解决为好。”
华国锋的态度，使这个难题解决了一半。华国锋的寥寥数语，一扫李先念多日心头的阴霾，李先念不由地露出舒心的笑容，连说：“好，好，我一定去看叶帅。”
正是由于华国锋决心下得早、下得好，所以在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就将“四人帮”隔离审查。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结束了十年动乱。
1976年10月31日，叶剑英将熊向晖找到西山畅谈。叶剑英说：现在大局已定。过去主席讲，从大乱到大治，现在是这个时候了。华主席谦虚、稳重、诚恳，有民主作风，是领袖之才。毛主席是慧眼识英雄。华受命于危难之机、非常之时，非常之事，非常之人，建立非常之功，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没有什么，主要是江青。她是主席夫人。敢于下决心把她抓起来，也只有华。这个人是大智若愚，有智有勇。把江青抓起来，我都没有想到。如果周总理在，周不会这么做。就是邓小平也不一定这么做，不像我们老家伙思想顾虑多。红楼梦大观园不好管。王熙凤有病，探春管，看起来文弱，其实厉害。主席讲人才难得，外柔内刚，绵里藏针，放在华主席身上更合适。他交班不交给别人，毛主席慧眼识英雄，“文化大革命”有他的功劳，难怪他讲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
最后的争议
10月7日当天下午，邓小平就知道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10日，当消息再经证实后，邓小平郑重地拿起笔来，致信党中央和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信的最后，用了一个他从来没有用过的词：“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情不自禁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10月份，华国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华国锋在此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他的提法与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所讲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有很大区别。
后来批评“两个凡是”，华国锋承担了责任。
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九次会议。华国锋主动要求辞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年华国锋59岁。主动辞去党中央主席职位，这在党的历史上是首次。
（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8月上。因篇幅所限，删节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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