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成为又一个春节渴望而又无奈的话题，这是一个很少令人感到快乐的结构。幸福感，正在离我们远去。能不能回家，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时间越久，问题越大。
好多年了，除了新闻和某些纪录片之外，基本上不看电视。有时候打开电视，仅仅是为了让空旷的屋子里有点动静。但是，不经意间，一则广告却让我的眼睛停在了电视画面上。广告说了一个故事，一个白领多年离家在外，因为打拼得凶，有好些年没回家了。这一年，终于年迈的父母得知，儿子可以回家看看了。但是，快到家的时候，白领接到了老板的电话，说是有紧急事务要他马上回来处理。于是，忙活了好些天做了一桌子菜的父母，只好泪流满面，空巢再度。
这则奔腾车的广告，也许仅仅就是广告，但这个故事，却触动了人之为人的某种最柔软也最尴尬的东西——有家难回。家对于中国人而言，具有价值观的意义，尤其是高堂在上，别无兄弟，分量就更重。虽然说，现代社会人漂流四方，但交通工具的进步，日新月异。过去“朝发夕至”须得顺流直下，而且也得限制在百里之内。但是今天，“朝发夕至”对于这个地球任何一个地方似乎都适用。也就是说，即使人在大洋彼岸，真的想要回家，也不过就是一天的工夫。过去称美国是汽车轮子上的国度，但现在已经轮到了我们，城市里的人们，已经进入了汽车时代。但是，交通便利了，人与人的距离反而远了。父母的家，即使就在城里，儿子女儿也坐在汽车轮子上，但见面的机会反而少了。
歌里唱，常回家看看；据说新制定的法律也说，常回家看看。回家的路，就是越来越遥远。为人子者，要说不思念父母，那是假的。不是路不通，也不是交通工具不方便，回家的路，就是困难重重。不仅农民工回不了家，大学生蚁族回不了家、北漂的鼠族回不了家，就连中产阶级的白领，有车有房，也回不了家。
春运期间的高票价是障碍，如果高铁普及，挤掉了普通列车，看起来更加快捷的高速铁路，就成了底层低收入人群回家的更大障碍。每年都有付不起旅费回不了家的大学生，现在，这个队伍里，又加上了蚁族。跟铁路人员勾结的票贩子，更是一个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障碍，不仅抬高了票价，而且造成了春运秩序的混乱。在这个混乱中，民众和政府都是输家，唯有极少数的黄牛党和他们后面的人获利。这个顽疾治不了，在外面的人们，年年都回家难。
当然，回家更大的障碍，是结构的问题。那则广告上讲的故事，也许有点极端，这样不通人情的老板即使有，也不会很多。但是，如果真有这样的老板，只要员工还在乎这份工作，多半还就是得服从，往往收入越高，服从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些表面光鲜、事业有成的白领，“事业”两个字，构成了有家难回的全部借口。其实，人们都知道，借口仅仅是借口，真正的问题，是那份工作和薪水。因为这样的白领，很可能是房奴、车奴和孩奴，一旦丢了工作，哪怕仅仅是几个月，月供就断流了。做了房奴和别的什么奴，就等于做了老板的奴隶。如果还有一大堆人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跟你竞争，宁可拿你一半的薪水做你的工作，老板让你怎样就可以怎样。回不了家，仅仅是一盘小菜。
有家回不了，实际上是有家不能回。回不去，是因为社会有了病。不是唱唱歌、制定一个法律就能解决的。作为中国人的孝道，作为中国人价值观的“家”，就在种种无奈和苦涩之中，被消解。住在城中村群租房的蚁族和住在地下室的鼠族，跟住商品房的高级白领，都没有尊严，没有价值追求。对于权力，对于金钱的压力，只能服从，再服从。富士康的农民工跳楼，富士康的工程师也跳楼。富士康如此，别的企业也好不了多少。除了垄断性的国企，但即使国企，如果一个收入不菲的员工，被要求过年不能回家，否则丢掉工作，恐怕他也得无条件服从。
这是一个很少令人感到快乐的结构。幸福感，正在离我们远去。能不能回家，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时间越久，问题越大。
（摘自《声音搏动中国·第二辑》，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11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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