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列宁的冲突

    斯大林与列宁的分歧逐渐加大。斯大林在很早就以大俄罗斯人的傲慢来对待民族问题,为后来苏联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鉴于同事们一般与斯大林很难相处，所以斯大林能与列宁保持着长期友好的关系看来是值得注意的。当然，自从1911年的那个插曲开始，他们之间时不时地也会发生关系紧张的情形，但从来没有严重到对他们的友好关系产生威胁。看来，列宁意识到要用特别圆通的方式跟斯大林相处，他显然认为这么做是值得的。他欣赏斯大林作为领导人的长处，重视斯大林在某些领域中的判断，而且从不怀疑斯大林对事业有高度的奉献精神。

    不过，到l921年前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弓弦绷紧的迹象。一个促成因素是列宁在十大上的胜利，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关于解决使列宁与托洛茨基关系疏远的党内冲突的决议。这些情况扫清了列宁与那个人——斯大林将其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恢复关系的道路；列宁与托洛茨基恢复友好关系无法不使斯大林产生不满。而且，斯大林在内战期间显示出负面性格的各种事件，还有它们可能导致的后果，比如鬼蜮伎俩和丑陋的争吵等，最终使列宁对于斯大林的性格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据说，在十一大期间，当季诺维也夫——他仍然在策划反对托洛茨基的活动——在与列宁和一群亲密同事私下会晤，力主斯大林有资格担任党的书记职务时，列宁当时评论斯大林说：“这个厨子只会烧带辣椒的菜。”同样，列宁默认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可能也反映了这种矛盾态度的另一面：他意识到作为领导人的斯大林有一些非常有用的品性。

    但是列宁的疑虑并没有消失。他感到斯大林不仅是个难以与同事们共同工作的人，而且斯大林个人的缺陷有可能会危害布尔什维克的事业。

    1922年发生的事件迅速地使列宁与斯大林的关系陷入了危机，因为斯大林这时感到自己的权力基础已足够稳固，他的权力基础使他足以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便有些观点有时违背列宁的意见也可以不作让步。在这种不断发展的冲突模式中，有一个事件是对放松苏维埃国家外贸垄断措施的提议发生的争执。这个提议出自索柯里尼柯夫、布哈林，以及其他一些急着要发展苏俄的对外贸易，同时又怀疑外贸人民委员部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索柯里尼柯夫当时是财政人民委员，他想用贸易特许制来取代外贸垄断，还想使苏俄托拉斯和合作社直接从国外购买粮食的要求得到批准。列宁被激怒了，他预见到如果采取削弱外贸垄断的行动将会带来何等危险的后果。列宁竭力坚持自己的意见，但却遭到高层人士固执的反对，有些反对意见便来自于斯大林。因此，1922年5月15日，列宁给斯大林和副外贸人民委员弗鲁姆金写信，建议“正式禁止”一切有关削弱垄断问题的讨论，而斯大林回答说：“在现阶段，我并不反对‘正式禁止’旨在削弱外贸垄断的步骤。但我认为削弱垄断仍是不可避免的。”后来，列宁争取到了托洛茨基的支持，才最终在外贸垄断的幕后斗争中赢得了胜利。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列宁的头号反对者，但他确实采取了与列宁相反的立场，而且面对列宁的抨击也毫不退缩。l926年晚期，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的讲话中援引这件事时，斯大林承认自己在外贸垄断问题上犯了错误。但他把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大大缩小了，他说，当时采购机构处于混乱之中，他曾提出临时开放一个苏俄港口以出口谷物。斯大林接着说道：“但我没有坚持自己的错误，在和列宁商谈后我立刻就纠正了。”这当然是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它所产生的摩擦轻描淡写了。不过，外贸垄断权方面产生的分歧，其严重性尚不能与民族问题上爆发的冲突相提并论，列宁在后一个问题上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斯大林。

    关于民族问题，列宁起初的想法主要基于两个不同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是从革命政党出发，而另一方面是从革命出发。不过，民族分离主义的这种离心力，虽然列宁从党的角度出发认为它是一种威胁，但从革命本身的角度出发，这种离心力却又是值得期望的，因为它有助于沙皇帝国的革命瓦解。因此他极力支持“民族自治权”的口号——这对他来说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他厌恶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沙皇专制思想，以及“统一而不可分的俄国”的做法。

    当这个帝国在战争和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在事实上倒塌并瓦解的时候，列宁就面临着政治上的困境。由于仇恨俄罗斯民族主义，他愿意尊重民族自决权。但作为革命政治家，他又想尽可能多地使这个帝国的领土处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之下。何况，他也不可能忽视这类想法：例如，巴库油厂的经济价值，还有主要居民是非斯拉夫人的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所具有的战略和政治意义，以及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有巨大重要性的乌克兰，但乌克兰的斯拉夫人并非大俄罗斯族血统。列宁试图从两方面来解决这个困境，其一，他顶着沉重的压力接受了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分离；其二，他也尽力为革命运动保留庞大的前帝国的残躯。

    在苏维埃统治的初期，列宁在民族问题方面不得不与之作斗争的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于一群以布哈林、皮达可夫等人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很晚以后才感觉到自己与斯大林有着更为严重的分歧。我们业已知晓，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民族自决权思想，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根据国际主义和阶级来处理社会与政治问题，而不应该这样认真地对待民族问题。1919年3月，布哈林就党纲问题向八大作报告时提出(他还援引了前面提到的斯大林在第三届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民族自决权指的是该民族的劳动阶级而非该民族自身。例如，应该尊重波兰工人的意愿，而不是尊重波兰资产阶级的意愿。不过，为了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应该承认殖民地人民如霍屯督人、布须曼人、黑人和印度斯坦人有民族自决权。

    列宁对此反驳说，民族仍然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党必须接受这种情况。他冷冰冰地说，俄国并没有布须曼人，而他也没有听说过哪个霍屯督人要求成立自治共和国，必须承认的是，有这种要求的是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和其他许多非俄罗斯小民族。不仅是殖民地世界，在俄国国内，民族问题也同样是政治上的现实状况。通过承认芬兰人的民族自决权，苏俄就让芬兰的资产阶级无法欺骗劳动人民说大俄罗斯想吞并他们。在后来的争论中，列宁又回到了芬兰问题。他回忆说，当年与短命的红色芬兰政府缔结条约，作出领土上的让步时，他曾听到一些俄罗斯的共产党员反对说：“那是些良好的渔场，而您却放弃了。”这样的反对意见激怒了列宁，他说：“把这样的党员抓起来，他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还有一次，教育人民委员部内部及其外部有些党员想统一学校系统，而且在这种系统中只教俄语，对此，列宁说：“在我看来，这种党员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他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必须与他作斗争。”

    许多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有着与列宁同样的忧虑。两年后召开的十大上，斯大林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就党在这方面的政策作报告的时候，一些发言者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表示了深深的担心。副报告人、代表土耳其斯坦代表团的萨法罗夫对大俄罗斯人和土耳其斯坦本地人之间继续存在着殖民关系表示遗憾，他建议斯大林就民族政策提交给大会的提纲应补充这样一条：即赞成苏维埃东方人民的“民族文化自决权”。来自乌克兰的一个代表扎顿斯基抗议许多党员把苏维埃联盟当做俄罗斯国家的倾向。他说，革命不仅在非俄罗斯族的边疆地区，而且在俄国的中心地区使民族运动觉醒了。俄国开辟了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使自身由西欧的仆从转变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但这些事实在一些俄国共产党员中引发了一种“俄罗斯红色爱国主义”，他们往往不仅自豪于自己是俄罗斯人，而且认为由于自己是俄罗斯人，所以是第一流的和最优秀的；他们认为新国家与其说是苏维埃政体和苏维埃联盟，不如说“俄国是统一而不可分”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斯大林在这场讨论中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同时，他也拒绝考虑萨法罗夫就民族文化自决问题所提议的修正案，他的理由是，它带有崩得主义的“意味”：“这是崩得主义的提法：民族文化的自决。我们很久以前就放弃了民族自决的含糊口号，没必要复活它们。”

    斯大林还是个年轻革命者的时候就有了俄罗斯民族性的意识，他视布尔什维主义为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纯俄罗斯派别”。与此矛盾的是，列宁视此人为党的宝贵财富，主要是因为他能够担任少数民族的发言人，而且此人长期以来也接受了给他规定的这个党内主要角色，但是，甚至在这两个人相遇之前，早在列宁吃惊地发现他已完全形成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之前很久，斯大林内心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就已有所表露了。

    斯大林对俄罗斯自我认同的背后，是他对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高加索民族的傲慢态度。在斯大林看来，布尔什维主义或列宁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场具有阶级意识的革命运动，既有国际性质又有彻底的俄罗斯性质。在1926年4月的一份党内文件，也就是他给卡冈诺维奇和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的信中，他说，列宁主义是“俄罗斯文化的最高成就”。这份文件内容是关于一次谈话的备忘录，谈话双方是斯大林和一位著名的乌克兰共产主义者舒姆斯基。舒姆斯基主张让更多的乌克兰人进入乌克兰共和国党和工会的领导层，主张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实现“乌克兰化”，显然也包括在公共生活中鼓励使用乌克兰语。舒姆斯基的依据是，如若不然，日益发展的知识分子维护乌克兰文化的运动可能就不接受党的领导。斯大林同意有这么一个运动，但他认为舒姆斯基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斯大林写道，任何自上而下强迫无产阶级乌克兰化的做法(舒姆斯基是否倡议过尚不清楚)，只能激起乌克兰工人阶级中的非乌克兰人产生反乌克兰沙文主义的情绪。而且，正当西欧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仰望莫斯科，带着敬慕的心情注视着飘扬在国际革命运动和列宁主义堡垒上面的旗帜的时候，一些乌克兰知识分子却主张乌克兰无产阶级“去俄罗斯化”并在文化上摆脱莫斯科，这难道不是互相矛盾的吗?舒姆斯基没有看到这场乌克兰文化和公共生活新运动的阴暗面，这场运动的危险之处在于：“这个往往由非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运动就会在某些地方带有使乌克兰文化和乌克兰社会人士离开全苏联文化和全苏联社会人士的性质，带有反对一般‘莫斯科’、反对一般俄罗斯人、反对俄罗斯文化及其最高成就——列宁主义——的性质。”

    列宁与像他一样的俄国革命者从来没有把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从没用过“列宁主义”这个词)说成是“俄罗斯文化”的最高成就。而斯大林的不同之处是，他对列宁主义的俄罗斯特征采取肯定性的自豪态度，就像一位激进的法国爱国者视雅各宾主义为法兰西精华的伟大体现一样。斯大林视俄罗斯与列宁主义的会聚为俄罗斯光辉的历史宿命。

    1947年，斯大林发布了一份庆祝莫斯科建市800周年的宣言，称颂莫斯科是中央集权制俄罗斯国家的历史中心。这只不过再一次表达了他上世纪20年代初已形成的那种态度，他为莫斯科是国际革命运动和列宁主义的堡垒而自豪。他非常骄傲自己是个莫斯科人和俄罗斯人。在1922年2月发往梯弗利斯的函件中，他自称是“莫斯科人”。“我们这些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我们这些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说法经常出现在他20年代的作品中。1931年与艾米尔·路德维希谈话时，他甚至把个人的革命出身也俄罗斯化了。他说，当他l5岁参加革命运动时，“那时候我和当时居住在外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秘密小组发生了联系”。其实，他本人1926年向梯弗利斯铁路工人讲话时就承认，他最早联系的是格鲁吉亚人，而非俄罗斯人。不过，就在这次对梯弗利斯的访问中，他也展示了自己的俄罗斯意识。当他观看一场格鲁吉亚歌剧，在幕间休息中与作曲家巴兰契瓦泽聊天时，他着重指出了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尤其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对格鲁吉亚作者的影响。

    l921年1月1日，斯大林召开了一次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突厥语系民族共产党员会议，他在短短的闭幕词中说，那些在过去遭受民族压迫的人民如今面临的问题是克服民族主义的残余，甚至要克服“民族主义倾向”。比较而言，在俄国共产主义历史上，反对民族主义倾向从来没有什么重大意义。由于俄罗斯人是统治民族，他们——特别是俄罗斯共产党员们——没有经受过民族压迫，除了有某些“大国沙文主义”的情绪外，他们当中没发生过民族主义倾向，因此，他们用不着，或几乎用不着去克服这种倾向。看起来，斯大林忘记了历史上的统治民族中也有民族主义现象，而且，尽管他漫不经心地谈到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但他并没有将其看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斯大林那傲慢自大的俄罗斯中心观和列宁的观点之间，有一道精神上的裂缝，到1922年，列宁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这道裂缝。

    (摘自《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1879—1929）：一项历史与人格的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5月版，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