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

    德国人的历史观之争

    最近几年的事实证明，世纪末的阴霾已早早降临。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已经步入了世纪末。在波恩内阁的圆桌会议上，在《法兰克福汇报》的编辑室，在众多德国历史学家的书桌前，一位冷酷的客人徘徊不去，这位客人就是纠缠不休的“过去”。 人们想赶走他，他却毫不屈服，并不断质问：“为什么你们德国人会犯下20世纪的滔天大罪——欧洲犹太人大屠杀?”

    “二战”结束四十年后，一些政治和文化界精英认为已到了摆脱希特勒阴影的时候。他们质问道：如果我们的回忆永远停留在奧斯维辛上，德国还有未来吗?难道年轻一代没有权利卸下第三帝国的历史包袱，走进新的千年?如果我们的未来永远纠结在一段早成往事的德国罪责上，悲观、挫败和颓废感也会永远如影随形。

    在“二战”结束四十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和德国总理共同来到比特堡(Bitburg)的士兵公墓，这次活动被视为一个信号，它意味着“二战”被重新定义成了一次欧洲范围的普通战争。既然里根领导的美国在美莱村屠杀事件之后依然心安理得，那么科尔领导的德国在奧斯维辛事件之后也能保留民族自豪感。几乎在同一时间，德国各大州级报纸的增刊上都登出了一则“硬币版本协会”的广告。广告宣传的一套纪念币的主题是纪念德国国防军在1939年到1945年间“杰出战绩”。最后一枚硬币上的文字虽被遮住了一半，但依然能看出上面的字迹：“虽败犹荣”。

    比特堡的幽灵一直挥之不去。这其中，《法兰克福汇报》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比特堡事件，这份“德意志之报”给予了极大的认同和宽容，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德国总统1985年5月8日的联邦议院演讲的认同和宽容。在此之后，《法兰克福汇报》登载的很多文章读起来仿佛是对魏茨泽克言论的间接回应。1986年2月28日，汇报刊登了弗里德里希·卡尔·弗洛梅(Friedrich Karl Fromme)的一篇重点评论，文章评论了联邦议院此前一天的“反犹主义”辩论。弗洛梅认为，这种探讨是多余的，没有意义。他的理由是，“‘反犹主义’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今天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反犹主义，尤其在苏联”。其他的民族或许会问，是不是苏联更值得同情。‘犹太灭绝’这个词必须加引号，在纳粹德国它是秘密进行的。当时德国的广播也从来没有发布每周信息，公布过去几日中被屠杀犹太人的人数。

    通情达理

    虽然德国人当时并不知道“病态的反犹主义者希特勒”暗地里在谋划什么，然而令弗洛梅感到遗憾的是，德国人直到如今依然如履薄冰。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因为面对犹太人，他们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对身边人有好恶之分”。

    劝诫德国人不要凭感情行事之后，弗洛梅也提醒犹太人不要得寸进尺，否则会激起新一轮反犹主义运动。“中青年的德国人对犹太人是很有好感的。他们这一代人在情感上并没有背包袱，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他们的耐心是有限的。理性和人性这两个概念并不是永远都能共存，因此我们必须“通情达理”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点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通情达理，各方努力”也是这篇为德国人作道德辩护的文章的标题。

    两个月之后，弗洛梅的同行，另一位评论家恩斯特-奧托·迈茨克(Ernst-Otto Maetzke)也对他的观点表示了支持。1986年4月24日，迈茨克结合当时全世界对奧地利总统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政治过往的讨论，发表了一篇关于犹太人国际会议的评论。他批评这一会议“虚伪地利用了往日战争和暴力统治的牺牲者，以达到当下的政治目的。虽然这种手段在政界相当普遍，但这不能成为他们的理由。这种做法甚至比一般的盗尸者更加卑劣”。迈茨克本打算将这篇评论的题目定为《让已故者去安葬已故者吧!》，但为了简明醒目，最后他又改成了《比盗尸者更可恶》。

    加入《法兰克福汇报》右翼联盟的第三位成员是君特·吉勒森(Günther Gillessen)。1986年5月14日，吉勒森用一个多版面的篇幅，详尽地介绍一位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律师弗朗茨·欧彭海默(Franz Oppenheimer)。欧彭海默读了一些新近出版的书，其中有一本对他的影响极大，他因此产生了以下这种观点：“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前，即使在纳粹党核心成员中，极端反犹主义者也只是占12.5％的少数人。”这个数据出自美国战后在德国做的问卷调查，它恰好为欧彭海默的观点提供了合适的论据。这位“历史文献收藏家”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德国人在希特勒罪行上的过失，并不比其他人在过去的斯大林、今天的戈尔巴乔夫罪行上的过失更严重。”吉勒森在自己评论的引言中推出了欧彭海默的这个结论，还特意用醒目的大字体来强调文章的标题——《谨防对德国历史的错误结论》，副标题则写得更直白：“对集体自责行为的唆使”。

    经过一系列的铺垫之后，1986年6月6日，柏林自由大学现代历史教授和资深法西斯主义研究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也粉墨登场。如果有人读过那天的《法兰克福汇报》，可以在副刊中发现诺尔特的一篇题为《不愿过去的过去》的文章，表达了一个之前任何历史学家都没有提过的观点：奥斯维辛其实是苏联斯大林时期“古拉格群岛”的一个翻版。出于对亚洲布尔什维克屠杀欲的恐惧，希特勒自己也做出了一种“亚洲行为”。犹太人大屠杀是不是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假想防御呢?这正是诺尔特的言下之意。

    其实诺尔特此前曾用过更隐晦的方式表达这一观点。在1985年H.W.Hoch出版社的《第三帝国面面观》一书中，收录了一篇诺尔特用英语写的文章，文中提出了一种质疑：希特勒在“二战”爆发以后将德国犹太人作为战俘隔离，是否也有其合理之处?[根据诺尔特的观点，希特勒的行为之所以有“合理性”，是因为犹太社团的主席魏茨曼(Weizmann)曾在1939年9月初给英国首相张伯伦写了一封公开信，承诺犹太人在战争中会站在英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一方。]无论在被《法兰克福汇报》删减的章节中是否还有类似段落，在诺尔特之前，还没有哪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对希特勒抱有如此程度的宽容和理解。

    站在世纪末回首历史，诺尔特并不是唯一一位试图将第三帝国及其罪行相对化的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安德里亚斯·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和米夏埃尔·施图尔默(Michael Stürmer)两个名字也常常被提起(哈贝马斯在1986年7月11日刊登在《时代》上的文章中也提到了他们)。这两人被讨论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施图尔默喜欢将自己相对保守的历史观上升为整个德国的历史观，而希尔格鲁伯则对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和军官抱有明显的好感，虽然他也知道，如果没有这些势力的支持，希特勒既不可能上台也不可能长期执政。但这两位历史学家都不是诺尔特式的相对主义者，他们的立场尚不至于与诺尔特相提并论。

    而波恩历史学家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Klaus Hildebrand)的情况则不同，1986年，希尔德布兰特在《历史学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4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热情洋溢地评论了诺尔特的那篇以英语出版的论文。其实早在1983年，希尔德布兰特就借纳粹夺权50周年之际为由强烈抨击了一种观点，即认为1933年之前德国已走上了“特色道路”，偏离了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正常”发展。而在希尔德布兰特看来，所谓的“特色道路”只能指1933年至1945年间，因为当时出现了“希特勒这个意外情况”。

    希尔德布兰特的另一篇文章发表在1984年沃尔夫冈·米沙尔卡(Wolfgang Michalka)出版的关于纳粹夺权的论文集中，这篇文章直到今天都没有引起过人们的注意。在该文中希尔德布兰特又收回了之前的一些说法，他写道：“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未来的研究中(例如与斯大林俄国的比较研究)，或随着历史的迈进(如柬埔寨原始共产主义提供的例子)，人们是否会以历史化的眼光来看待希特勒时代。这样或许会产生出很多可怕的历史观点，同时也伴随着痛苦的人性体验，然而说得恐怖些，这两种现象都足以令‘1933年到1945年间德国特色道路’这个概念变得相对化。”

    很多人驳斥过希尔德布兰特关于1933年之前不存在“德国特色道路”的说法，但几乎都是老生常谈。对我们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是诺尔特提到了斯大林和波尔布特，将他们的罪行和希特勒相提并论。但这种比较有什么意义呢?德国在文化上是一个西方国家，参与了欧洲启蒙运动，并有悠久的法治国家传统。而俄国和柬埔寨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原谅斯大林和红色高棉的罪行。只不过，希特勒及其帮凶们的行为需要用西方标准来衡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德国发起的大规模种族屠杀，包括对犹太人、辛蒂人和罗曼人的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罪行，也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罪行。

    西方价值观的大甩卖

    1986年8月29日，约阿西姆·费斯特(Joachim Fest) 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写道，谴责德国其实是以一种傲慢的姿态“延续着从前的纳粹等级观，将人类划分为高等民族和肆意杀戮的劣等民族”。

    这些人自我辩护的伎俩多么令人匪夷所思!费斯特将德国抽出了它自己参与创造的价值体系，并免除了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即从历史本身出发进行恰当的判断。诺尔特、希尔德布兰特以及费斯特的目的都不是鼓吹玩世不恭的虚无主义，但是他们的所言所行，说得恐怖一些，是对西方价值观的一次大甩卖。

    哈贝马斯认为，诺尔特和希尔德布兰特旨在鼓吹民族自辩论。而费斯特在上文提到的这篇文章中，针对哈贝马斯的论断为诺尔特和希尔德布兰特进行了辩护，并称这种论断简直是一种人身攻击。魔鬼梅菲斯特说过什么?  “纯洁心灵迫切渴求之物，不可在纯洁之耳前提及。”利用斯大林和波尔布特来“相对化”希特勒的人，不是在做历史学研究，而是在从事“历史政治”，他们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将历史工具化，这种“右翼”做法和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的理论领导者的行为如出一辙。费斯特难道敢声称，他的报纸之所以讨伐“德国罪责论”，并非出于政治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追寻历史真相，为了真理本身?

    21世纪也是新千年，或许这也是一种安慰。德国人在回顾历史时，可以思考自己在长久的历史中究竟为世界做了什么贡献，当然政治成就显然不在其列。从19世纪的局势来看，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是势在必行之事。然而建于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却毀在德国人自己手中。鉴于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欧洲和德国人自己都不希望再重建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重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这就是历史的逻辑，用俾斯麦的话来说，这种逻辑比普鲁士内阁更明确。   

    （摘自《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6月版，定价：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