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潮落，时代更迭，战争年代过去了。
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于东方世界。要问社会主义中国该是啥样子。谁也没见过，谁也没搞过，谁也说不好。经过政治协商，产生《共同纲领》，也载入了“提倡国民体育”这一条，而更详尽的方针大略和措施计划，仍然说不清。
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共产党人，只能把苏联的成功当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楷模。要问将来是啥样?苏联啥样咱啥样!另一个特点就是，国民党政府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例如各大部委和省市县政权的设立等，均变数不大。此乃历史惯性，也很自然，历朝历代的更迭，都无法独创国家政体，都会有延续性。
一句“苏联啥样咱啥样”，加一句“前头有啥咱有啥”，也就构成了新中国的国体架子。但是，具体到体育战线，便有些怪异。苏联的体育管理系统庞大而又健全，咱们一时学不来，而原先的国民政府却没有设置统管全国体育的行政部委，于是我们也暂时没有。原先的国民政府也是全国体育事业的支持者和倡导者，同时重视在教育部当中推行“体育试验区计划”，但并不包办全国体育。国际国内的体育赛事，均由民间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办。
从1949年10月起，中央政府对全国体育事业，是委托共产主义青年团来实施管理的。从团中央到各级团组织设立军事体育部，到了基层团支部设立军体委员。可以说，建国之初的国家体育要由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同志主管。而同时成立于1949年10月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实际上就是对国民党时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改组和重建。属于群众团体，由朱德出任名誉主席，并不是体育行政机构。
这就说到篮球了。
在我读过的各种官方体育史料中，都贬低了民国时期的体育发展状况，却唯独对篮球予以好评。如1984年出版了《中国当代体育》一书，公开承认“旧中国的篮球运动与其他项目相比，水平是比较高的。曾经获得过远东运动会的冠军。上海、北平、天津等地都具有一定水平的篮球队”，读者们已经知道，红色根据地的篮球发展，同样非同小可。篮球运动的确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共产党人打下了江山，大喜大庆，当然不会忘记篮球。此前不久，即1949年8月，曾由共青团组织了一支解放区学生篮球队，远赴匈牙利，参加了第二届世界青年节和第十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影响不大。现在建国了，搞他几场好球赛一赛，理应成为喜庆活动之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苏联老大哥同样热爱篮球运动，完全可以请来“碰一碰”嘛!当年的老八路战斗队，就是和强队“碰”出来的哟。
老帅们只知苏联篮球很强，并不知强到什么程度。谁也没有料到，苏联男子篮球队的到来，却给建国之初的喜庆气氛蒙添了一层阴影，把人搞得老大不痛快。
1950年12月，苏联国家队应邀来到北京。那时，红色中国的外交大业尚未拓展，体育方面的国际交流也很稀少。这次中苏交锋，已被确认为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个外国体育代表团，因而成为中国当代篮球对外活动最早的揭幕战。
当时，北京和广东等大部分地区都不具备正规篮球馆。中苏比赛姑且放在先农坛足球场上进行。另一说法是“在东长安街体育场搭了一个能容纳两千多观众的看台”，不知哪一说法更确切。中国方面对这场比赛非常重视，调集了军队和地方的篮球高手组成了京联、学联、体联三支联队，除了个头儿偏低之外，看上去阵容也还整齐。主席台上规格极高，有朱德、贺龙和陈毅等领导人隆重出席。
比赛开始。天哪，苏联队的第一个动作就让人震惊不已。谁能想到，苏联前锋得球之后，不是进攻，而是向着我方篮筐奔来，这小子竟然先替我方轻松投入一球，让中国队首开纪录。真让人说不清楚，这一反常举动，究竟是洋派的礼貌示好呢，还是一种轻蔑示威?
有文章说了，“在主席台上观看比赛的朱老总、贺老总和陈老总如坐针毡”。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我方投篮，这很无聊，中国人很难接受这种不明不白的奇怪礼物。
如果这一场比赛确是当代中国最早的篮球在华对外交流活动，那就意味着，我国篮球在北京国际比赛中的第一次得分，第一颗入球，第一个“2分”，是外国人给我们投入的，这成何体统?
空前绝后，匪夷所思。
那场球，我们是输定了。此后，苏联队前往中国各地，与我方多支球队总共进行了33场比赛。可叹人家一场也没让咱，一律以高比分、大分差夺得全胜。
看了这个小故事，你可能就会想：组织起来，提高水平再和他们干!是的，当我们今日呼唤体育体制改革的时候，不能否认“举国体育体制”的形成，在当年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竞技体育如果不搞官办，仅仅依靠共青团的倡导，实难尽快崛起。
再讲一个关于女子篮球的小故事。法国与红色中国建交比较早。为了彰显我国妇女解放运动，中国女篮首次前往法国访问。读者会想，中国女篮在国际上没啥名气，水平也不算高，可能备受冷落吧?错了，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女篮在法国各大城市预设的比赛，所有预售球票一抢而空，悉数卖光，居然创造了当时法国的一项票房纪录，舆论哗然，媒体踊跃，这就怪了。起初我们还很高兴，仔细一问才明白，原来法国观众的超常热情，并非前来观赏我们比赛的技艺，而是要看一看，裹着小脚的中国女子是怎样打篮球并进行比赛的!于是我们从高兴跌入忧伤，痛心疾首。
是啊，一个大国，一国政府，再不主抓体育怎么得了?
苏联男子篮球队一走，中国方面马上采取了一系列提高篮球水平的措施，推动地方和军队普遍开展篮球活动。1951年，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动员参加1951年全国篮排球比赛大会的通知》，要求在分区预赛和决赛过程中，迅速建立经常性的篮排球基层组织，声势浩大。北京、广东等省市首先积极响应，东莞华青男篮也是在这样一个时期登上了省城篮球赛坛，名声大噪，创造了自身历史的辉煌。一支县级篮球队，居然敢在广州大摆擂台，赢取全部强队，全广东几乎无人能敌。于是，华青主力队员纷纷被部队抢征入伍，承诺一穿军装就给你一个排长当当……
苏联队回国仅仅数月，即1951年5月，我们的第一次全国篮排球大会就拉开了战幕。篮球，成为全国第一个体育单项比赛项目，并与国民政府时期的篮球运动对接起来。篮球场上，又一次消解了尖锐对立中的阶级矛盾，只要你篮球打得好，即可成为革命阵营中的一员，而且待遇极高。篮球，就有这个功能。
这次全国篮球比赛，有华北、华南、华东、华中、西南、西北六大行政区各派男女两队，解放军和火车头体协各派男女两队，8男8女共有16支强队出席大会。意在广招贤才，选拔组建真正的国家代表队。大赛开幕，风雷滚滚，各路豪雄，竞显身手，谁敢说我中华无人?最终，由华东区双双取得男女冠军。
中国国家队和全军“八一队”就这样成立起来。身在清华大学的篮坛宿将牟作云教授，曾代表中国男篮征战过柏林奥运会，此刻精神大振，也不教书了，应邀担任了国家队首任主教练，曾经威震津门的“华南五虎”之一唐宝堃参军入伍，出任“八一队”首任主教练。唐先生一穿军装，其待遇何止是个排级。
百战百胜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们，而今下了决心，非把中国篮球搞上去不可。故有贺龙元帅名言传世：三大球不翻身，我死不瞑目！
1952年冬，毛泽东再次发表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细比十年前为延安《解放日报》的题词，“开展”改为“发展”，气势上来了，因为“开展”只能指“活动”而言，“发展”则指“事业”而言，活动乃区域性，事业乃国家性，能一样吗?“提高”改为“增强”，针对性更鲜明，也更精准，其余不动。只改动了三个字，感召力大增。要说毛泽东的文字功夫，真是厉害。此后，有荣高棠、马叙伦等人明确向中央建议，由贺龙出山主抓全国体育，效法苏联“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模式，由共青团、教育部、解放军，配合政务院共同筹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在筹建过程中，贺龙元帅又明确提出，“为了保证体育运动的开展，必须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体委”，并形成了一份《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可以说，由贺龙主抓的这份报告，全面拉开了举国体育体制的序幕，是一部极端重要的历史文献。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充分讨论了这份报告并作出较长批示。1954年2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政务院第205次政务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一报告。
此后，县以上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在全国相继成立，成为各级政府主管体育的职能部门，构成了“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举国体育体制，与计划经济成龙配套。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
贺龙元帅身为副总理，直接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由蔡廷锴、蔡树藩、卢汉、黄琪翔、荣高棠担任副主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荣高棠、军体部长黄中，担任正、副秘书长；原八路军120师“战斗篮球队”和边区篮球冠军“东北干部队”的张非垢、张之槐、栗树彬、张联华、黄烈、韩复东、朱德宝、王廷弼等主将，调入国家体委重要岗位工作；贺龙老部下钟师统筹建北京体育学院并担任主要领导。还有从西南和中南局调来的优秀体育干部李梦华、陈先等人，他们在告别战争之后，转向体育战线，共同构建了国家体委系统半军事化的独有特色。
在这个革命化大家庭组建之初，阶级斗争色彩尚不浓烈，人才尚能迅速集中。当时，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马叙伦先生有一个讲话说得好，他说：“我们务必清除门户之见、宗派思想，不分地区、不分信仰、不分性别，完全团结在一起，新干部要和老干部团结，本地干部要和外来干部团结，学校干部要和社教干部团结，大家都要取长补短，自助助人，把团结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来认识。在方向上、作风上，大家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才能把体育工作做得更好。”你看，许多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原先并不一定都是革命队伍中的成员，家庭出身亦很复杂。如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来自香港，举重名将黄强辉来自印尼，还有著名乒乓球教练傅其芳、梁焯辉，民国时代的著名体育家马约翰、吴蕴瑞、张汇兰、徐英超、马启伟、袁敦礼，田径夏翔，体操宋子玉，武术郑怀贤，运动医学曲绵域等前辈，都能受到应有尊重，成为中国某一体育学科带头人，运气好些还能在中华体育总会出任副主席等职。
集体项目篮球，群众欢迎，事关重大，共产党人更是有才必用，不拘一格。中国篮球先驱董守义先生，曾是民国时代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而在1949年以后，仍可当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并任国家体委运动司副司长，于1952年领衔中国体育代表团总教练，参加在芬兰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尤为引入瞩目的是，第一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也由董守义先生担任，颇受社会各界好评。而中国篮协也是各个运动项目中第一个全国性的协会，其他协会的成立均比篮协晚两三年。当时，国际体坛上曾经传闻说，“国民党时代的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早就死在共产党的集中营里了”，董先生笑而回应：“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这一切，使所有热爱中国体育的同胞们，看到了无限希望。阶级斗争熄灭论，实在是个好东西。
组织起来，集中团结，人财两旺，时局立变。接下来，国家体委在1953年、1954年和1955年，连续三年举办了大规模的全国篮球联赛，赛场面貌焕然一新。1956年改为举办全国篮球锦标赛，战况升级，同年开创了甲级联赛和乙级联赛，并于次年增加了丙级联赛和少年篮球锦标赛。到了1958年，全国正式确立了甲、乙、丙三级联赛制，篮球在中国遍地开花，技战术水平明显提高。史载1958年，全国顶级篮球队男女各12支，角逐甲级联赛，代表着我国篮球一流水平；乙级联赛有男队12支、女队11支，代表着我国篮球后备军团；丙级联赛代表着我国篮球的基础力量，方阵无比浩大，竟有男队102支、女队90支，同时交锋于大江南北。
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每年都组织省、地、县三级篮球地方联赛，各大产业及行业系统如火车头、煤炭、石油、电力、钢铁、化工、商贸、轻工等，也无不踊跃，每年都要自行举办业内篮球比赛，逐渐在全国形成了大搞篮球活动的风气与传统，以致篮球人才层出不穷。许多民间高手入选省市专业队，名噪一时。榜样的力量，影响深远，其中突出一例，就是上海码头工人刘二柱，他一级一级打上来，一直打进了国家队，成为著名国手，令人惊羡。
在全国农村广阔的土地上，普遍建起了简易的篮球场，篮球运动在全中国得到了一次巨大的普及。举例安徽省巢县，一个炯黄区就成立了39支男女篮球队。据1956年统计，在11个省54个县当中，计有篮球队1423个，仅辽宁金县就有男女篮球队212个。各式各样的篮球比赛此起彼伏，风起云涌，蔚为壮观。这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来说，真是一桩大好事。有正式报告表明，“50年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参加篮球运动人数最多的国家”，真是不得了。
国、省两级专业训练体制也确立起来了。待到1959年，国家一队、二队男女齐全，各省市专业队加上各行业半专业队，男女篮队伍少说各在百支以上。再看全国省、地、县三级少年体校，那就更多了。
篮球普及以后，为国争光成为国家体委系统当务之急。仅1957年一年当中，国、省两级男女篮就投身于国际比赛13次，总共打到127场比赛，这可不是个小数字。中国篮球的整体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一开始，我们主要是向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学习先进技术。中国最早的篮球外援教练就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引进而来的。1955年和1956年，国家体委聘请了两名苏联篮球教练，全面指导国家队的训练和比赛。中国篮球也果然提快了速度，增升了高度，加强了防守，确立了“积极、主动、快速”的作战思想。国家体委相继于1956年和1957年召开篮球教练员座谈会，在“积极、主动、快速”基础上，又增加了“灵活、准确”两个词组，总共10个字5个词，高度概括了中国体坛对竞技篮球运动的目标追求，逐步形成了我国自己的特长与风格。
此事放在今天，就改称“中国篮球技战术高峰论坛”了。
而在当时，篮球技战术论坛却渐渐浸淫了政治色彩，渐渐弥漫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但不管怎样，中国篮球水平总算有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从1953年到1957年，5年之间，中国篮球总共进行了283场国际比赛，其中勇夺胜利163场，打平7场，输掉113场，战绩不俗。此后，贺龙老总的脸上又添笑意，中国男篮开始战胜一些强队，苏联的俄罗斯队输了，强大的南斯拉夫队也输了。女篮则在1957年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打赢了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队，名列民主德国、朝鲜和罗马尼亚之前，获得第四名。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滚滚热浪中，篮球健儿更加拼命。这一年，中国派出国家一队、二队和八一队，分别访问了阿联酋、瑞士、法国和苏联等国家。回来一统计，3支队伍共战38场，取得了胜30场、平3场的好成绩，只输掉5场比赛。
1959年再接再厉，中国篮球出现高峰期。国家男篮以73︰70战胜了世界强队匈牙利，以86︰77战胜了世界锦标赛第四名保加利亚，又以82︰64战胜了欧洲冠军捷克斯洛伐克。这时，中国篮球的三大特长日渐突出：快攻、中远投篮和紧逼防守发挥充分，全队配合默契，对付强壮的高大中锋已非难题；女队表现亦极出色，她们两次与欧洲冠军保加利亚打成平局而轻取匈牙利，青年打青年还赢了苏联。更可喜的是，继民国篮球之后，又一个诞生明星的时代已经到来。男篮钱澄海、杨伯镛，女篮杨洁、周懿娴、李少芬、李世华、王霞飞，杰出教练陈文彬、张子沛、余邦基，他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开创了一代新风。当时，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一部体育电影，就是由谢晋导演的故事片《女篮五号》。
时间进入1960年后，中国篮球受到“困难时期”摧残。篮球队员人数大减，伤病情况也很严重。
苦熬三载，情景好转。中国男女篮于1963年出征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双双做到了一场不败，平均每场达到107分，投篮命中率接近57％，男女共同夺得冠军。当地媒体盛赞“积极+速度+灵巧：中国人”。同年，女篮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总结一下，中国竞技运动成绩的超前发展迅速提高，得益于组织形式的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得益于经济力量的高度集中使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一个高峰，又得益于全国纠正大跃进的“左倾”冒进错误，得益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普及群众体育方面，也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新原则，反对贪大求洋，反对盲目冒进和行政命令的做法。从而摆正了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摆正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也摆正了体育制度与那个时代的关系。
（摘自《篮球的秘密：从东莞到全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4月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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