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民族的传统精神文化中，与“小民丑陋文化”相对立的“强民济世文化”从来就没有缺位过。只不过在很多特定的社会背景下， “强民济世文化”受到了太多的压抑，但是，其“民族脊梁”的作用却从来也没有缺位过。
2004年底，台湾文化学者龙应台发表了她对文化新见解的高论：《面对大海的时候》。文中写道：
“……中国文化等于封建、落后、霸权统治吗?中国文化只是菁英文化吗?
“文化是大河，吸纳无数支流的涌动，河里有逆流、有漩涡、有静水流深之处，有惊涛骇浪之时。不歇止的激荡和冲击形成一条曲折河道，就是文化。文化不是一块固体，无法被‘一言以蔽之’地描述为封建霸权或者菁英文化。”
——显然，通过龙应台先生的这篇文章，我们应当不难理解，中华文化绵延5000年，文化构成复杂多元，其中既有一统天下时期形成的大国小民精神文化，也存在着各自为政时期形成的小国大民精神文化，更有国事衰微之时的弱国强民精神文化，他们交叉融合在一起，共同融注成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文化体系。
应当明确指出的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体系中，其实从来都没有缺位“大民”的精神文化要素，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它的发展成长受到某种压抑、表现不太显明而已。
事实为证。早在我国古代名著《左传》中，就记载了一则“弦高智退秦军”的故事，足以作为“小国大民”的证据。
故事说的是公元前628年，晋文公病死，他的儿子襄公即位。有人向秦穆公建议，趁此机会攻打相对弱小的晋国的盟国郑国。他们的理由是“晋国国君刚刚死去，还没有举行葬礼，趁这个机会攻打郑国，晋国决不会插手”。而原先因故留在郑国的秦军也送信给秦穆公说： “郑国北门的防守掌握在我们手里，要是秘密派兵来袭，保管成功。”
谁知，袭击部队刚刚进入滑国地界，就来了个人拦在军队前面，自称是郑国派来的使臣，求见秦国主将。孟明视大吃一惊，立即亲自接见那位自称使臣的人并问他前来干什么。
那使臣说：“我叫弦高，我们的国君听到三位将军要到郑国来，特地派我送上一份微薄礼物，慰劳贵军将士，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接着，他献上四张熟牛皮和12头肥牛。
孟明视原来打算趁郑国毫无防备进行突然袭击，现在突然遇到郑国使臣老远地跑来犒劳军队，这说明郑国早已有了准备，要偷袭就不可能了。他收下了弦高送上的礼物，对弦高说： “我们并不是到贵国去的，你们何必这么费心。你就回去吧。”
弦高走了以后，孟明视对他手下的将军说： “郑国有了准备，偷袭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还是回去吧。”说罢，就灭掉滑国，回去了。
其实，孟明视是上了弦高的当了。弦高不过是个牛贩子，他赶了牛到洛邑去做买卖，正好碰到秦军。他发现了秦军的偷袭目的。就一边派人连夜赶回国向国君报告，一边急中生智，冒充郑国使臣骗了孟明视。
——从这则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到，弦高就是一个“小国大民”的典范。一个普通的牛贩子显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下层小民。然而，他“位卑未敢忘忧国”，心胸开阔、视界高远。就这样在大敌当前之际，不计个人得失，挺身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所凸显的正是“强民”的精神情怀。
应当看到的是，具有如此大民情怀的小人物，在我们民族的发展史上其实不乏其人，他们共同熔铸的，是与“小民”精神文化相对立的“强民”文化，尤其在国势衰微的苦难岁月里，“弱国强民”的动人业绩更显得光照史册。
1938年10月，在日寇的强势进攻下，武汉沦陷，宜昌危在旦夕。这时的宜昌如同一个大仓库：三万以上待运的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的器材拥塞于此。政府方面已经束手无策，值此国难当头之际，一位资本家——民生轮船公司的老板卢作孚临危不乱，挺身而出，以他的经验和勇气扛起了这一历史重担。
以当时民生公司的运力，要将其全部运往重庆，至少需要一年时间。而更加紧迫的是，当时川江已接近枯水期，中水位的航运时间只有40天。正当所有人都想象不出如何能在40天内完成平时需要一年才能完成的任务量时，卢作孚迅速交出了答卷，他根据民生公司在枯水时期创造的“三段航行法”，采取分段运输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加速物资和人员的撤退。此外，他还对船只航行的时间和物资装卸的办法，做了具体安排。
运输计划付诸实施之后，秩序便迅速代替了混乱。自1938年10月24日开始，24只船开始不停地往返于宜昌与长江上游各港口之间。原来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要4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2天，费时太长，现在按照卢作孚的计划，除了最重要和最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以能够节省一半的时间。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开回宜昌。这样，每天早晨都有六七只满载的船开出宜昌；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40天过去了，拥塞在宜昌的待运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走了三分之二。又过了20天，江水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而宜昌南北岸各码头的器材都看不见了。
当日寇进入宜昌这座鄂西重镇的时候，这里已是一座空城。
这次撤退后来被我国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
我们不妨把扫描的镜头再次向当今时代拉近。就以汶川大地震中涌现的中国首位慈善家陈光标先生为例，看看当代再次出现的“大国强民”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胸气魄。
5月12日下午，陈光标正在武汉开会，下午3时左右，四川的一位好友打电话告诉他汶川发生了大地震，北川、德阳、汶川等地大量房屋倒塌，陈光标闻讯当即将董事会变成救灾研讨会。陈光标立即决定将60台准备派往北京等地的工程机械派发到四川救灾，同时，每辆工程机械配备两名操作手，共120人火速赶往前线。
5月13日下午3时，陈光标就赶到了都江堰市，几乎与救援的解放军部队同时到达。60台工程机械也于次日下午3时全部到达四川。这些工程机械包括：挖掘机、推土机、吊机等，到达的地区除了都江堰外，还有什邡、德阳、绵竹、北川、安县和映秀镇。
5月14日上午，在距北川约5公里的擂鼓镇，刚路过此地的陈光标看到百余名受灾群众正在路边等待救援，陈光标立即下车，从车后备箱取出数沓百元现钞，逐一发到在场的人手中。望着这一切，在场的很多受灾群众都感动得哭了。
5月17日，在北川中学，陈光标带着两名员工和一台千斤顶开展救援，通过千斤顶顶起楼板，再用一块块砖头将楼板垫起来。将孩子从废墟里救出来，就这样，陈光标仅两个小时就救出了6个孩子。
18日，陈光标又带11台挖掘机到映秀镇救人。当天下午6时30分在映秀镇一农村信用社附近挖出近六十万元现金，当场上交政府部门。
二十多天里，为了争分夺秒地救人，陈光标困了就在车上躺一会儿，饿了就啃一口面包，喝一点矿泉水。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一有困意，大家就唱《团结就是力量》。陈光标带去的救援队共救回了128条生命。
5月23日上午，陈光标从成都市赶往绵阳发放收音机，在绵阳市九洲体育馆安置点，恰好遇到前往九洲帐篷学校看望复课师生的温家宝总理。总理紧紧握着陈光标的手说： “你叫陈光标吗?我早就听说过你，你是有良知、有感情、心系灾区的企业家，我向你表示敬意。企业家要有经营的理念，还要有爱心，有灵魂。谢谢你们!”
陈光标对总理说： “我们企业家能有今天，都要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国家遇到了危难，正是考验我们企业家的时候。帮助灾区人民，是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我们应该冲在前面，分担困难。我给灾区送物资，就是要把全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传达给灾区的父老乡亲。”
在展示陈光标先生的感人言行的同时，我们尤其不应当忘记他的家庭背景。他可是正宗的出身于“下层小民”：出身于苏北农村的贫苦农家，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困，从1968年出生到1978年，他几乎没吃过肉，甚至没有吃过一片完整的馍、一块完整的饼。不仅如此，饥饿还曾经夺走了他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的年轻生命。
2010年9月6日，一则“陈光标称死后全捐五十余亿财产将公证接受全社会监督”的报道醒目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上。报道中写道：
昨日，有着“中国首善”之称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在其公司网站上刊出了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一封信，陈光标在信中指出，当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把财富归还世界，是一种高尚和伟大。所以，“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
——仅以上述三例，我们就不难明白， “大(公)民”在道德水平与精神境界等诸多方面与“小(市)民”的差距。而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在这三个代表人物的身后，我们这个民族又有多少这样知名的或不知名的“强民”呢?就以在汶川大地震舟曲泥石流的抢救现场为例吧，我们能数得过来那些和陈光标一样在无私奉献的志愿者吗?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我们民族的传统精神文化中，与“小民丑陋文化”相对立的“强民济世文化”从来就没有缺位过。只不过在很多特定的社会背景下， “强民济世文化”受到了太多的压抑，但是，其“民族脊梁”的作用却从来也没有缺位过。
（摘自《大国小民——中国市民精神解剖报告》，东方出版社2011年4月版，定价：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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