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西光（1915—1989），安徽芜湖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组织派遣到东北军从事地下工作，参加了“西安事变”。1939年调离东北军，先后在华中野战军和华东军区敌军工作部任俘虏管理处主任、教导总团教育长、副政委等职。1949年8月到福建省工作， 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福建省委委员等职。1954年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后兼副校长。在这期间他是中共上海市第二、三届委员会委员。1959 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1978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主席。
1977年12月14日，听到耀邦同志要调到中组部去(但仍兼任着党校这边的工作)，杨西光到耀邦同志在党校的办公室里去看望。耀邦同志亲切地接待了他，与他谈了许多的话，问了一大堆的问题(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而问得最多的，是干部的问题，上海市几个副市长以上的干部，几乎都问到了。他猜不出耀邦同志怎地会突然地把关注点和兴奋点，都转移到干部问题上来，虽然干部问题、组织路线问题，也是几次路线斗争的症结，是个非要理清不可的大问题。不过他想，这也许是与他调去当中组部长有关，在当下，他亟须要细密周详地掌握到全国各省、部级干部的情况，不管是解放了的，还是仍然靠边站或者是蹲在牛棚里的。
当他意识到耀邦同志的心理和他当下的关注点时，便有意地进言说：“解放思想，看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思想上的极‘左’路线，一是干部问题上的极‘左’路线。我们党几十年来只反右，不反左，虽然嘴里边也说是要反左，而实际上却总是护着左，防着右，即使是一时间反了一下子左，也极不彻底，草草收兵。因此，造成和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许多干部都是宁左勿右，在使用干部上也是如此。有的人，甚至是不怕犯左的错误，把左的错误只当是个脚气病，认为这不仅无关身体之大局，而且有了这个小病，还可以免疫其他的大病。”
耀邦同志听了笑了笑，不住地点头，看来很是同意杨西光的意见。后来，又谈及到了他的今后工作，问他有什么想法。杨西光不假思索地说：“由组织决定，我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学习，对工作还没有想法。”这是他的心里话，不是一般的表态。当时他对读书和学习，正如饥似渴，他十分珍惜能够得到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十分珍惜高级党校这样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十分珍惜在这里遇到这么多的良师益友，能够这样深刻地启开和拓宽他的思想。
12月23日，也就是他在耀邦同志办公室谈论干部问题之后不到十天，吃过晚饭之后，他又趁闲到党校教育长冯文彬家里去做客。冯与胡耀邦是苏区时候的老战友，党校恢复之前，他在上海还是靠边站的干部，还是耀邦同志提议，让他给叶帅写信要求恢复工作而被调来北京的。他到党校后，担任教育长，帮助耀邦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是他千方百计四处奔走才把外单位占去的校舍要回来，使一千多名学员和教员有了住处，有了上课和读书的环境，可以说，功莫大焉。他与杨西光在上海的时候便很熟悉，因此，在党校里，杨西光与他来往最勤，谈得也最多。这一天，冯文彬不知是随意呢，还是事前和耀邦同志有过什么商量，谈话中忽然问道：“你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打算?”他仍然像前次那样，一点也未假思索地说：“一切都由组织上来决定。我现在主要的想法，是多读点书，多思考一些问题，好好地总结经验。一句话，就是：看看，想想，谈谈，写写!”
1978年初春，他到耀邦同志家里做客，耀邦同志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这次谈得比较明确，先是向他介绍了北京报界的一般情况，报纸在思想与政治路线斗争中的重大作用，接着，便开门见山、痛快淋漓地指明此行的任务，就是尽快地改变《光明日报》的落后面貌，能像《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那样，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彻底肃清“四人帮”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各种流毒。耀邦同志毫不犹豫地将这任重道远、风险万重的担子交给他，虽然没有再说、再问他什么，但那满含期待地望着他的眼神，他心里清楚地知道，那是在问他，你有没有勇气和胆量去做那呼唤暴风雨的海燕?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报纸是个危险区，是台风随时都可能袭击过来的危险地带。
他毅然地接受了这个使命。3月15日，中央正式下来通知，任命他为《光明日报》总编辑。胡耀邦和冯文彬找他谈话，他们说：“你不是想多思考一些问题，多研究一些问题吗?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最好课题，就是总结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你就先留下来帮助党校的同志把这份教材编好。等写完之后，你再到《光明日报》去赴任。”
不过，他没有留下来，没有帮助党校的同志编写总结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教材，而是一刻也不肯停留地、急着奔赴党所派遣他要去的斗争前线，准确一点来说，斗争的前沿阵地。
他风风火火地要赶在解冻的日子里来到《光明日报》，来到能够推动解冻的风和云尽快地吹过来的这块舆论阵地上，他那种老骥伏枥、久思战斗的心情，是迫不及待的，以至于报社还没有给他安顿好住房，来了之后只能暂住在报社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当时，他的妻子也还没有解决调动问题，仍然是银河两岸分居于京沪两地。
当时，遮挡春冰解冻的冷雾和阴霾，在政治路线和思想理论上，主要是长期统治着人们的左倾思想，它是现代的个人迷信和新的教条主义。在老干部和走资派问题上知识分子问题上以及十七年的黑线统治问题和天安门群众运动等问题上，都成了非常敏感的禁区，中央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步步设防。特别是“两个凡是”的出笼，更是把人们的思想牢牢地锁住，不能越过雷池一步。面对这个现实，他决心已定，要尽快地廓清冷雾与阴霾，“按照实践检验真理的唯物主义观点，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方针，冲破种种思想理论的禁区，打碎精神枷锁，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曲解和篡改。”
再一个重大的禁区，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这是多少年来在人们头脑中夯得牢牢实实的一个观念，以至于人们时时刻刻都要在心中默念几遍那个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纲。在人们的头脑中，相当普遍地认为除了阶级斗争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能作为纲，即使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里，也必须如此。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文革”后期大批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教训。
还有一个他所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把知识分子整得灰溜溜的，甚至被说成是“臭老九”，意思是说，其社会地位，仅次于地富反坏右与特务、叛徒、走资派。后来，虽然又有“老九不能走”的说法(借用《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话)，但其含义，也只是说知识分子还有用，不能走，也还只是将其作为团结的对象与改造的对象。“文革”期间，曾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批得个一塌糊涂，人们不明白，也不敢相信，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同是国家的主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道理。《光明日报》是面向广大知识分子的一张报纸，全面、准确地阐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应当说，它负有更为迫切的历史使命。
为了在这些领域内尽早地正本清源、催化解冻，他昼夜不停地深思着，奔波忙碌着，四处寻找能人高手和思想解放的前驱，组织他们撰写这方面的文章，他自己也殚精竭虑地构思这方面的重头论述。他自选题目，找资料，做分析，立观点，拟结构，发挥他思考问题“比较突出，比较尖锐，同现实斗争比较靠近”的所长，想好之后，便找报社各编辑部里的一些同志，坐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与思路，甚至口述其中某些重要的段落，然后让同志们回去代为执笔。草稿写出来之后，他再把人召集来，一起讨论，一遍两遍地修改。写出的文章，就以“辛广民”(“新光明”的谐音)或“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人们经常见到他办公室里的灯光，一直到深夜仍然通明，常见到在灯光下，有一个一边抽烟、一边思考问题，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的人影。
在这种坚持不懈地向前挺进中，一篇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与评论，如《阶级斗争是一切工作的纲吗?》《决不允许打击科技人员》《不能挤教育》等等，相继在版面上登场亮相，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震荡。
特别是在宣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依靠力量、全面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报道、议论和评述。《光明日报》接连不断地邀请名人、学者、思想活跃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到报社里开座谈会，《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纪要》，一大版、一大版地登载在报纸的重要位置上。他特别注意发挥言论工作的作用，不论是大块的理论文章，或者是短评、编者按、编后语等，都要观点鲜明，说出本报的倾向性。为了版面的生动活泼、形式多样，在他的指示下，又开辟了许多小的专栏，例如《教学小议》《科研方法漫话》《知识问题笔谈》等，长短结合，形成了有力的向禁区、禁令全面出击的舆论阵地。正如他后来所总结的那样，“总之，当时报纸的理论宣传及评论工作相当活跃，率先提出了一些‘拨乱反正’、探索前进的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观点，冲破了一些禁区、禁令。而根本的一点是打破僵化的思想框框，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重新评价毛泽东思想，进而重新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使我们的思想理论立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4月初，也就是他来到《光明日报》日夜奋战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天下午，他偶然发现报社理论部送来一张待他签发的《哲学》专刊大样。在那上面，在上辟栏的重要位置上，登着一篇五千多字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仅仅就是这一个题目，便使他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因为在党校讨论编写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教材时，胡耀邦就曾提出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两条原则。这两句话给他的印象太深了，牢牢地刻印在心底里。他知道这是拨乱反正的关键，是打破“两个凡是”禁区的强大武器，也早想组织班子，撰写这方面的文章，锻铸这样一柄干将莫邪利剑。现在，宝剑是不期然而然地出现了，虽然磨砺得还嫌粗糙，光芒未见露出，但他立即认识到，这正像人们所说的，应该出世的东西是早晚必然要出世的。现在，它终于应运而生了。
他当下便找来了理论部负责人马沛文和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商量，提出了两条意见：第一，这个文章很有分量，对于现实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应从《哲学》专刊上抽下来，放在头版重要位置上；第二，文章虽有雏形，但要进行反复地修改，使文章能够真正地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决策明确而果断，举措大胆而妥当。没有这个果断和胆识，没有这个决策和举措，便不会有石破天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世，更不会有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摘自《杨西光传》，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6月版，定价：40.00元）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