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对立都是一回事

    我越读历史，越觉得古今一体；越经常出国，越觉得中外同理。其实天下的对立都是一回事，但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

    到了当今时代，敌我界限已经大乱，斗争哲学的影响依然很深。很多人满口民主政治，却连民主政治的起码道理都不懂。民主政治的基本含义就是要让左派和右派坐在一起。

    说话要说大实话

    大跃进时代有一首歌，歌词是“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插队的时候我把歌词改了一下，叫“吃饭要吃过油肉，种地要种沙盖楼，唱歌要唱爬山调，娶媳妇要娶一篓油”。过油肉，是当时只有到县城才能吃到的肉，沙盖楼，是我插队的地方最肥的一种土壤，爬山调，是当地的民歌，一篓油，就是胖乎乎的闺女。套用这个歌词的基调，我想谈谈写杂文的体会，那就是“说话要说大实话”。

    我写杂文只是练手，多年前牛刀小试写了《放虎归山》，意思是要逃出专业，走向业余。我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读野书，因为干学术就没有时间读野书，这让我感到很难受。《放虎归山》的意思也是想能够再读野书。

    我写杂文，为的就是要说“大实话”，大实话就是真诚的话，掏心窝子的话，即使是错话，即使是得罪人的话。杂文和学术文章不一样，学术的目标是求真，求真是一种事实判断，和真诚、勇气没什么关系，当然杂文里也不一定都有这两样，但是要谈大问题，真诚和勇气却不可少。

    我把自己的人生经历称为“草木一生”，草木一生的人生反差很大，有很强烈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作为过来人，我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跳出时装化的历史观?所谓时装，以前流行长的，现在流行短的，以前穿红的，现在穿白的。这是一种什么都吃后悔药，什么都走向反面的历史观。

    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长郭影秋先生曾写过一首诗，“城南有古井，往来吊者多。庸人多自扰，古井本无波”。我越读历史，越觉得古今一体，越经常出国，越觉得中外同理。其实天下的对立都是一回事，但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我们只有看问题的全过程，才能发现管制万物的大道理，才能明白对立本身的意义。比如光明和黑暗对立不对立?对立。月亮是光明，影子是黑暗，但没有月亮哪来的影子?这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思维方式不一样的地方。

    强国梦与抢国梦

    我研究三古，即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近百年的中国革命一直受两股力量的生拉硬扯，就像拔河，绳子的一端是“强国梦”，另一端是“人民大爷”。强国梦，谁敢怀疑?一个国家不强就会挨打。但强国的样板是谁?正是欺凌弱小的国家。强国梦是抢国梦，不抢则不强；不抢别人，就得抢自己，反正中国是大国，自己抢自己也够抢一把。但中国强大了就真的能拔地飞升，彻底摆脱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吗?强国真的已经放弃他们500年的行事原则了吗?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人民，谁敢怀疑?人民是“母亲”，人民是“英雄”，没有人民就没有政治，特别是民主政治。“文革”中，大家讲不清到底谁是“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群众也有洪水猛兽的一面，既能载舟，也能覆舟，从政治的闸门放出去，倾侧反复，非常可怕，比如知识分子多半就是知识分子整死的。我也是人民的一分子啊，但我们把“人民”摘除，把“自己”摘除，那可是冤无头，债无主。写历史，远近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身临其境，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但事后写回忆，当时的坏蛋也委屈，都说身不由己。他们也是人，看上去也挺老实，但原来的事情怎么解释?

    信仰是不可讨论的 

    我在《花间一壶酒》要谈的首先是大问题，凡是大问题多有敏感性，比如战争，比如恐怖主义，很容易变成吵架的话题。因此我说话十分小心，尽量多摆事实，少讲看法，请读者自己判断。这样谈话，好处是可以避免抬杠，凑着别人的话谈，别人愿意跟你谈，这是苏格拉底式的谈话方法。

    当然这样讲话也有坏处，容易让人以为你没主意，他可以替你拿主意。比如我在文章《养鸡场》里说，我反对大学用英语授课，用老乡的话说，这是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续。有人反驳，错，外语应该学。可我并没有说外语不应该学呀，我只是说大学里，特别是文科不应该用英语来上课。

    现在也是这样，有人说《花间一壶酒》里我给恐怖主义下的定义不太正确。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误解，我根本就没有给恐怖主义下过定义，也不想给它下定义。我只把据说的一百六十多种恐怖主义的定义归纳了一下，管它叫“恐怖主义一锅粥”，我把这锅粥原封不动地端给大家，让大家自己去琢磨。但遗憾的是，有些读者自己就是一锅粥。恐怖主义的事，联合国还在吵，我着什么急呀。联合国是各国政治家的讲坛，我只是一介百姓，绝不代表政府；就算我想代表，人家也不让我代表啊。

    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人拉我入教，出于客气我会说，我对研究宗教很有兴趣；表示拒绝的时候，我则婉言说我什么宗教都不信。这还不行，没有宗教正是他们希望的，你要真想拒绝，最好说你已经加入了他们最讨厌的宗教。传教，不怕没信仰，就怕信异教。政治观点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谈话最困难。信仰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但信仰是不可讨论的。雅俗比这类问题小一点，但雅人也容不下俗人。过去说，秀才碰见兵，有理讲不清，其实秀才碰见秀才，也不见得讲得清。他们比别人心明眼亮，找茬抬杠，结果是真理越辩越不明。

    我的书有我的政治立场，两面不讨好，粗鄙之语也时有流露，对有雅癖的读者来说肯定不宜。我决不期望读者会皆大欢喜。皆大欢喜，肯定不正常。大道理管小道理，硬道理管软道理，也是同样的意思。大能容小，小不能容大，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这是大道理管小道理，水盛在杯子里，没有杯子水就洒了，这是硬道理管软道理。水要搁在杯子里才能喝，这点很重要，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喝的是水，不是杯子。

    反对非此即彼 

    过去常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是阶级斗争时代的斗争哲学，在当时也很有道理。但到了当今时代，敌我界限已经大乱，斗争哲学的影响依然很深。我在书里说，“斗争，两军对垒，双方必有同构性和对称性，而且是越打越有”。我还说，“立场是由反对决定，刺激是由厌倦产生”。这些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精神体会。我想说的道理是，敌人吃饭不吃屎，你怎么反对?你总不能光吃屎，不吃饭吧?很多人满口民主政治，却连民主政治的起码道理都不懂。民主政治的基本含义，就是要让左派和右派坐在一起。

    我不是唯“美”主义者，也不是唯“新”主义者，美是美国的“美”，新是新旧的“新”。“西方科技好，中国道德高”，这种国粹论，我也根本不相信。

    放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我写书的一个特点。还有一点，我不讲答案。我的文章经常虎头蛇尾，问题提得挺大，正面、反面都谈到了，最后结论没有。为什么没有?道理很简单，凡是人类历史的大问题差不多都无解。有解还得了?就像很多绝症，无药可医，你却给人家开药方，那不是蒙人吗?如果我得了绝症，当然会看病，拖一天是一天，看不好就坐以待毙。病笃乱投医，请神降仙，对很多需要精神安慰的人也许不失为一种心理治疗，但我不需要。

    我不是没有立场。第一，我是个反战分子，伊拉克战争我坚决反对，而且从根本上反对，我渴望一个没有武器的世界。第二，我是个反腐败分子，对于贪官搭台、奸商唱戏以及类似的发展模式坚决反对。第三，坚决反对无头苍蝇的发展政策，它带来了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带来了历史遗产的严重破坏，使得广大民众深受其害。

    所有这些反对，彼此毫无矛盾。我不用这个道理反对那个道理，就像用左手打自己的右脸，又用右手打自己的左脸，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子。我读历史一直认为，古今中外是一个道理，这就是我说的大实话。

    （摘自《文学还活着》，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5月版，定价：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