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文化界

    疯子给瞎子领路的时代

    2005年是博客大众化的一年。在新浪的大力忽悠下，明星们纷纷在新浪博客安营扎寨，开始“表演性写作”，一时多少豪杰，博客成了明星的官方网站，带来大批的粉丝团，粉丝们党同伐异的战火也终于烧到了博客领土。

    有粉丝每天痴痴地守着明星博客，像在协和医院排号一样等着占沙发。将博粉作为一个独立人群来观察，追问他们痴心妄想不讲是非忠诚无限为了自己的明星可赤膊上阵的秘密，其实也就是观察明星粉丝这个群体。

    观察粉丝，我一个邻居女孩是最典型的案例，她温和、善良、气质缓慢、性格沉稳。她是徐静蕾博客的粉，每天必上几趟溜达溜达，但她更是“玉米”，在百度吧玉米地里，这位妹妹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她像一头凶猛的小狮子，守护自己贞节一样保护着“春春”。她每天花巨多时间在玉米地里，像士兵一样巡逻，绝不允许别人说她的春春一句坏话。一句话，她与众玉米们同哭同笑，同呼吸共命运，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我有次无心问一句李宇春有女朋友是真是假，她眼含着泪花说，“你可以侮辱我，但不能侮辱春春，我现在对你的人品有极大怀疑”。我赶紧道歉，并想到我的基督徒母亲，母亲说，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她能感觉到幸福和温暖，感到自己很有力量。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群氓的时代》中这样解释，“人们像社会动物一样聚集在一起。他们沉醉于从过度兴奋的人群中迸发出来的神秘力量，然后又逐步进入易受暗示影响的状态，就像那种由药物和催眠术引发的状态。只要在那种状态中，别人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别人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就像在朝圣、爱国游行、音乐会以及政治集会中发生的事情那样”。这种解释令人震撼，个人的理性太过弱小，总是屈从于他不能控制的群体情感，就好像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制止一场流行病一样。个体死亡，群体万岁，当代世界的观察者这样说。

    寻找答案的结果给我带来了大困扰，我仿佛偷窥到了政治与宗教的秘密。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想致力于国家事务，就必须诉诸人们的情感，就像爱恋和仇恨、复仇或悔改，等等，而不是事先诉诸理解一样。最好是唤醒他们的回忆，而不是他们的思想。一个人如果天生感悟到这种“大众催眠术”，他就有可能成为政治领袖，起义领袖，宗教领袖，或邪教领袖。是这些人，统治着严重充满恐惧和希望的民众。

    说跑题了吧，我本来在说一个娱乐事件，说善良的粉丝们，不小心就说到了历史，谈追星族粉丝本是一件轻松的任务，我却把他们搞得很恐怖，罪过。

    我在书中读到莎士比亚的一句话：这是时代的苦难，这是疯子给瞎子领路的时代。

    作家的价值在于独立思考

    每年的两会，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他们从全国各地盛装而来，说着一些不温不火、不咸不淡、不痛不痒的话，十几天后再呼啸而去，留下一地鸡毛蒜皮。

    有一些世外高人如作家贾平凹，一脸莫测高深地来了，留下一句话就走。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之后，贾老师用一句话概括之，“报告很好，没有排比句”。技惊四座，也让人一头雾水。前两年，贾老师还来了这么一句，“听总书记的报告很震撼，报告删一字而不能”。

    贾平凹是政协委员，二月河是人大代表，都是以著名作家身份参会。二位老师倒是直言敢谏，接受记者采访时二月河说，应该鼓励原创文学，建议设立国家级文学大奖，类似斯大林文学奖那样，也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诺贝尔文学奖。

    很显然，不大出门的二月河又着了记者的道，设立国家文学大奖这个想法虽然不太靠谱，倒也没人去关心他说的对不对，但“中国诺贝尔文学奖”一语惊人，给了标题党以可乘之机，媒体开始大幅报道，说二月河建议设立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直接将一个严肃建议娱乐化、山寨化，话题就这样“被产生”了。

    二月河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国家应该用这种重奖的形式，表达对原始创作的尊重。举个例子，前苏联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设立了国家级的斯大林文学奖，对文学创作绝对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丁玲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都得过斯大林文学奖”。这些提议无可厚非，但被精心提炼之后，二月河就成了“给长城贴瓷砖”的小丑，他看到了周围人在窃笑，却茫茫然不知其然。

    对建议者的尊重，是先搞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然后很严肃地剖析并做出回答。二月河是位老派作家，对作协的地位深信不疑，对作家要交税耿耿于怀，呼吁要给作家免税。把作家看成了应该受照顾的弱势群体。而且，二月河对国家万能深深信赖，这从他的历史小说里就可以看到，也是他提出国家级文学奖的基础。

    在二月河看来，中国有了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还远远不够，这些奖都还不够大，达不到“国家科技最高奖”那样的地位。此想法的谬误有二。首先，文学不是搞导弹，不是863计划，国家投入越大，成果就会越多。在巨额资金刺激下，卫星可以上天，而且一直飞到月球，但被管理、被喂养、被恩宠的作家们，日子越舒坦反倒越不出东西，这也是文学管理者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二月河把文学想得简单了，文学不是GDP。王蒙曾说过一句雷话，说中国文学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他举的例子就是出了多少部文学作品，在历史上前无古人。王蒙和二月河一样，把文学创作当成了种庄稼和炼钢铁，以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作家日子过好了就能写出牛作品。写了一辈子，还是这种见识，不容易。

    所谓国家万能，所谓作协体制，养着大批作家的根本目的，不外乎两个字：听话，周杰伦唱道，“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但听话的作家从来不是好作家，唱赞歌的文学从来不是好文学，作家的价值在于独立思想，在于不合时宜地发言，文学的价值在于对人性和社会的批判性描写。贾平凹的高明在于他“阳奉阴违”，所以有《废都》那样的好作品，二月河的不高明在于他“身心合一”。

    茅盾文学奖有点矛盾，鲁迅文学奖不像鲁迅，这不是奖的级别问题，而是因为这块贫瘠的文学土地上缺少收成。

    刚刚一个有趣的消息是，韩寒的小说《他的国》要参选鲁迅文学奖，但随即被有关方面否认，称参加鲁奖的作品要12万字以下，而这本小说到了15万字，不符合参评标准。

    15万字的小说，对于鲁奖它太长，对茅奖它又太短。噫，对于这样的文学奖，你还有什么好期望的呢?

    那个疯狂的传统叫告密

    黄苗子告密事件的严重在于，它让很多人珍藏在心里的一些东西碎了。

    某位“楚辞泰斗”曾经欺负过黄苗子郁风，学者李辉挺身而出，为文化老人出头，揭露了泰斗的卑劣人品。泰斗成了落水狗，看热闹的人一转眼，发现黄苗子成了卖友求荣的告密者，人品一点也“不遑多让”。这不是一出荒诞剧，这是历史。

    一夜之间，一位可敬的文化老人，成了代表着背叛的犹大，我们只顾得上谴责，却忘记喝问一声，到底是谁，有这样厉害的翻云覆雨手? 

    我痛恨并同情着的黄苗子老人，正在病床上走向他的生命的终途。在生命结束的前夜，知道人们已经知道了真相，他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敬佩并为之叹息的聂绀弩老人，“英雄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的诗人，终于在地下知道，是“苗子小弟”出卖了自己，他会不会微微一笑? 

    还有学者李辉，这位冲冠一怒的文弱书生，他之前知道这件事情吗?我想他不会知道，如果他早就知道，怎会有心情去揭露国学大师的真相。他如果不知道，当他发现自己尊崇的师长，他勉力去捍卫的理想，竟是如此的不堪，痛苦与幻灭之中，他又何以自处?   

    那位“楚辞泰斗”被揭露的时候，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国学大师都是假的!”后来黄苗子先生成为告密者，我们又恍然大悟，“原来文化老人都是假的!”再后来呢?我们又得恍然大悟，“原来一切都是假的!”

    这句追问早在三十年前，已经借北岛之口说了出来：“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自己还在原地踏步，我们仍然很傻很天真，我们应该去问谁?

    我们是有告密传统的，譬如，揭露黃苗子告密的章诒和，自己又何尝不曾是告密者?据她自己讲述，她曾受命记录了女犯人张家凤恶毒攻击毛泽东的言语，导致张被枪毙。这样比较来看，章诒和与黃苗子，谁又更卑劣一些呢?当然也有不同，章诒和告密发生在“文革”，而且书中公开忏悔了，黄苗子告密发生在1962年，而且至今不公开道歉。这其中的区别，有五十步?或者有一百步?所以有人说，在那个时候，人人都是告密者。

    这是年轻的我们所不能了解的事，但我们都会读书看电影啊，我们看前东德的《窃听风暴》，看《古拉格群岛》，看“文革”历史，应该会读出一些收获来。而且，我们真的已经丢失了告密的“本事”吗?我六岁的小女儿，是班里的纪律组长，被要求看到哪个同学在楼道里乱跑，或者推搡喧哗，就在小本上记下来扣几分，然后交给老师。女儿说管人的感觉很不错。

    所以，聂绀弩说：“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稣下手。”

    什么时候才不会再告密?要等到我们心中没有了恐惧。

    我们不仅保存着告密的隐性血统，我们还有一个拒绝忏悔的传统。当一场灾难发生之后，肇事者的第一反应就是遮之盖之，掩之埋之，最好是所有人都快快遗忘之。所以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黄苗子做了什么，是谁让黄苗子做了什么。把集体记忆的硬盘取出来格式化，这是不是“洗涤”之一种?

    当然，面对黄苗子事件，我们能够沉痛地反思，本身就意味着世道正在慢慢变好，我们的道德水准很是高过一些文化老人，因为我们没有经过那样的洗礼。但我们又有什么底气，来割掉与告密文化连接的脐带?

    如果没有反思，没有忏悔，没有真相，没有还原，就没有人敢说告密不再来。所以，我们只能顽强叙述，我们必须拒绝遗忘。

    文化宣言小史

    看到几个人发表了个《新春节文化宣言》，号召大家罢看春晚，去年，也是几个人，发表了个《圣诞节文化宣言》，支持大家过圣诞。近年这类宣言成风，于是起了一个念头，列一个近代以来的宣言的编年小史，从中应该可看到世风和人情的变迁，于是粗略查找了一下，大致如下。

    1920年，胡适、蒋梦麟、李大钊等七人联合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其中有说：“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得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

    1922年，胡适、蔡元培、梁漱溟、陶行知、丁文江等十六人联合发布《我们的政治主张》，首次提出了“建立好人政府”的观点，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

    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知名教授联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引发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的大论战。

    1958年元旦，著名学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标志着“新儒家”正式开宗立派。

    2004年，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领衔七十多位名流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引起了不少知识分子的批评，成为近年重要的文化事件。

    2005年，一些民间儒学信奉者发表《孔历2556年民间儒学信奉者曲阜宣言》，通篇文言文，十分好玩。

    2006年，十个大学在读博士发表《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圣诞节”问题的看法》。

    2006年，二十一个民俗学组织代表联名发表《广州宣言：保护年俗的本真性》，号召社会保护好“春节”这个传统节日。其背后，是近年来政府主导的复兴传统文化潮流。

    2007年，又是十个在读博士生、硕士生，发表《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随后，这群人写的《解“毒”于丹》顺利出炉。

    2007年，五人发布《圣诞节文化宣言：西风更猛烈》，号召大家过圣诞。

    2008年，又是五人，发布《新春节文化宣言》，号召大家不看春晚。

    一个个“宣言”编过来，看到最后，不由得哑然失笑，想起了《神雕侠侣》里“华山之巅”一章，一群武功稀松之极的武人搞了个山寨版华山论剑，争夺天下第一。书中黄药师叹道：“欺世盗名的妄人，所在多有，但想不到在这华山之巅，居然也得见此辈。”

    （摘自《贰时代：解剖文化界的100个关键词》，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2月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