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童年阅读”
在我的记忆中，我几乎没有“童年阅读”的阶段。我似乎是一开始就摒除游戏性质的训练而进入“纯正”的文学阅读。我从小就不喜欢现今被称为通俗文学的那类作品。偶尔也涉猎过《七侠五义》、《施公案》之类的小说，但往往“不忍卒读”便放下了。那些描写引不起我的兴趣。我的童年是艰难而充满忧患的。家境贫寒，再加上异国入侵的战乱，个人和家庭的生计维艰，以及笼罩头顶的战争的乌云，剥夺了人生最天真无邪的那个阶段。我的“心境”与那些轻松的愉悦的阅读无关。早熟的人生使我天然地排斥那种旨在消遣的阅读活动。
我的小学至少换过四个学校才勉强地读完。有的是因私立小学缴不起学费，有的则是因战事逼近而逃跑迁徙。初中的三年更是在愁苦中度过的，每一个学年开始，我总为筹措学费发愁。好不容易缴了学费入学，每日的吃饭又成了问题。砍柴、拾稻穗、替父母典当混日子都是我童年时期的真实的东西。
可以说我的童年阅读是被恶劣的生存环境所剥夺了。我没有任何的物质和精神的条件为这类阅读提供可能性。我的青少年时代的教育也不完备，动荡的岁月使我很早便离开学校。军旅多变动的生活使我很难安闲地读书。因此，一些现在看来是经典性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都是军队复员进了大学以后按照文学系正规的要求阅读的。这时候读那些作品，已经是专业研究者的眼光，而非单纯的欣赏了。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封神演义》、《西游记》或《镜花缘》一类作品，我不喜欢它们和现实生活“隔离”的姿态和角度。
恶劣的环境和艰难的人生，使我自然地远离童年时代或青少年时代自然会有的那种“阅读的享受”，我发自内心地拒绝对于书本的消遣和嬉戏的态度。也许这是有悖于常理的，但却是我的实际情况。这与后来我视文学为庄严神圣，以及把它当作匡时济世的手段的观念的确立不无关系。
但童年的我的确喜爱书籍和喜爱读书。当同样年龄的孩子热衷于玩捉迷藏一类游戏的时候，我已经饶有兴味地读起了“五四”新文学的作品。那时没钱买书，但还是千辛万苦地拥有了一些。有一两个童年好友同样嗜书，就在其中一位的家中办起了我们自己的 “图书馆”——各人把自己的“藏书”都搬到了他家中，像正式的图书馆那样给书分类、编号——但借书人仅限于我们自己。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以“合资”形式筹办的“内部图书馆”。这些近于游戏性质的活动，对于我们良好习惯和高雅情趣的养成，默默地起着作用。
文学与我
在有的文章里，我说到童年时代我受到新文学中两位作家极大的影响，这就是巴金和冰心。 “巴金教我抗争。冰心教我爱”。这是真实的，不是因为他们二位是如今健在的大师我才这么说。《寄小读者》我很早就读了。这部作品以它博爱的胸怀、高雅的心灵和优美的文体，为我展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为这个世界所倾心。随后，我进了初中，我以当时在报上发表文章获得的几乎是全部的稿酬，买下了开明版的《冰心全集》。在那里，我读到了《春水》和《繁星》，也读到了《往事》和《南归》。我至今还认为冰心写于1932年的全集自序是一篇非常优美的具有典范性质的散文。至于《南归》所传达的丧母之痛，从那时起直至今日还时时唤起我的哀然。
我读巴金要晚一些，是上了中学之后的事。我中学母校是英国教会办的三一中学，那里弥漫着英国式的学院气氛。英语是第一语言，有繁多的宗教活动。而当时却是抗日战争与第三次国内战争纠结的时期，对现状的不满使我思想激进。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巴金的世界。因为对旧世界的吞噬和倾轧有切肤的痛感，我能够理解巴金的反抗精神，并从他那里获得了爆喷的激情。
我没钱买书，只能到处找书来读。堪可告慰的是，兵荒马乱之时，居然还有很多的书摊和书店在开张。每次放学，我总到书店里去“免费”地找书读。那时有个好的规约，不论多小的书摊，老板从不驱赶那些买不起书的免费阅读者。在那些书摊上，我读到茅盾的《子夜》、徐订的《风萧萧》，还有《马凡陀山歌》。
做学问从多读书开始
我喜爱新文学，我总是满怀欣喜地亲近、投入它的怀抱。那时我年纪小，不明世事，但却相信新文学造出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它所展现的诗意和追求是属于我的。我那时读不懂鲁迅，但却不由得为他的深奥所吸引，我感受到了他的深厚和沉郁，甚至也感受到了它的严峻和尖刻。但是那时我无法理解他，不仅他的杂文，甚至是《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但他的独特风格吸引了我，他的异端色彩对于年少的我展示了极大的诱惑力。
同样，我也读不懂郭沫若。《女神》那集子里的诗，大部分我难于理解。只有《地球，我的母亲》等少数几篇，我大体知道说的什么。说到《地球，我的母亲》这首诗，我想起一件趣事。这事发生在我还没有读到这诗之前。那是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年级办墙报，大概因为我喜欢文学和写作，便推我当上墙报编辑。有位同学投来了一首诗，题目便是《地球，我的母亲》：“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样才能报答你的深恩?”我接到这篇“投稿”很是欣喜，以为我们这里有写这样好诗的天才。墙报出来了，署名当然是那位同学。事情过了很久，我接触了《女神》，方才想起那是一次抄袭事件。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天狗》等等，那时是不可能理解的，便如同我能感知鲁迅的魅力，我隐约地窥见了郭沫若的狂飙所体现的时代激情，我为他的气势所震撼。
新文学的作品我竭尽全力把能够找来的，都读，不管理解不理解，总是如饥似渴，生吞活剥：除了冰心和巴金，还由鲁迅和郭沫若读开去，一直读到沈从文、曹禺和郁达夫。郁达夫的作品在上世纪40年代拥有很多读者，他的书那时还在畅销。我接触《迷羊》是在姐姐家里，在她那里看到《迷羊》很感奇异，因为它展开的是那样的世界。后来读到了他的其他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我依稀能够感觉到特殊的场景透出的同情心，而对《沉沦》，我除了对女性肉体的裸露而惊异，几乎体察不了他那复杂的心情和创作的意图。《沉沦》对于少年的我几乎是不可知的。
我就这样不加选择地、似懂非懂地吮吸着“五四”新文学给我的滋养。
古典的启蒙
以前我曾说到我对中国新文学作品的情有独钟，这丝毫没有无视和轻视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相反，我是异常倾心于那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闪闪发亮的文学星辰的。我以为鲁迅发出的 “我以为至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声音，是有感于它们的“与实人生离开”的弊端，怕它们消磨了青年人的锐气而对之持批判态度的。其实，鲁迅自己是读了很多中国古书的，这只要看他附于日记的购书单便知。
应当说，我的文学启蒙始于古典文学。那时的中学课本收了诸多古典名著的片断，如《论语》的《侍坐章》便是。讲《侍坐章》的语文老师我如今还深深感激他。他是毕业于“中央大学”国文系的余钟藩先生。他用福州方音吟诵此段文字，极富乐感，能够传达出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的神采气韵来。现在想起来，我还为这最初的文学和诗情的启示而深深激动。
第一次从课堂的讲授中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学那超乎内容蕴涵之外的宽泛而持久的艺术魅力，由于兴趣的诱发，以后我便自己寻找那些古典的作品来读。最先接触的是简赅而有意趣的作品，如“春眠不觉晓”或“红豆生南国”之类。后来，便读到李商隐的《无题》和《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那意思是说不清的，说不清也不妨，它却如神秘的磁石般吸引着你。夏夜户外乘凉，是南方人的习俗。晚饭过后，暑热渐消失，搬一竹制躺椅于屋檐下，听四围虫声鸣叫，龙眼树梢轻摇。竹影婆娑，口诵杜牧一曲《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眼前景与胸中意都借助这清俊的诗句得到传达。杜牧之外，王昌龄的绝句我也十分喜爱，刘禹锡的《乌衣巷》更莫名地唤起我远古的悲怀。
对于古典文学作品的寻觅是与新文学的追求同时进行的。文学欣赏加上当时已经萌发的写作兴趣，占去了我很多本应花在课堂上的注意力。从小学至初中，我的学业是畸斜的，外语和数、理、化的成绩都不好。我对数学，包括几何、代数和三角都头疼。因而我的数学水平大约总维持在小学三年级的程度，今天也是如此。
那时的学校也兴郊游，郊游在我们那里叫远足。远足要穿好衣服，而且要交餐费和交通费。家境贫寒的我，既无好衣服，又交不起那些费用，每年的远足我总托词不参加。为免得父母伤心，我这时总把自己关在楼上读书。这时候，那些遥远年代的作品，便成了凄苦寂寞中的安慰。我那时已经找到了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白居易的两首长诗《琵琶行》和《长恨歌》，那时我全部都能背诵下来，全靠的是大家都郊游去了我把自己关在房中的那些时日。我以精神的富足来抵消物质的贫困，诗意的温馨弭平了童年的哀愁。
唐诗的知识大约总来自《唐诗三百首》，当然还有《千家诗》。小时我还读过《幼学琼林》那类启蒙读物。后来则似懂非懂地进入了《古文观止》。《古文观止》中最好读的是那些写景抒情的文字，如《陋室铭》、《醉翁亭记》、《秋声赋》、前后《赤壁赋》和《岳阳楼记》等。这种阅读和欣赏不仅增加了我的文学修养，而且也默默地影响了我的精神。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仅他描写的洞庭湖冬春阴晴的风光给人以审美的享受，特别是他那进退皆忧的博大胸襟，无声地充实了我幼小的心灵。
我以为不懂中国古典文学总是中国人的缺憾，但若因而染上了食古不化的病疾，却也是一种得不偿失。然而，古也并非洪水猛兽，全在学习者的自珍自持。至于鲁迅那种对于古典的愤激和警惕的理解则是我对中国文化积习有了更深体会之后的事。目下国人口口声声 “国粹”而不知耻，却从反面让人缅怀起新文化运动那些先觉的前辈来。
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掌握，是由片断了解而进入系统，但阅读还是不多。我所读的《诗经》，仅限于游国恩老师当年要求记诵的八十首；《离骚》也是时隔四十年不再重读过。我读古典也凭兴趣。倒是一部广益版的《袁中郎全集》使我走过了人生的长途。吴小如先生：十年前赠我的旧版《黄仲则集》一直是我藏书中的珍品。
读书人是幸福的人
我常想读书人是世间幸福人，因为他除了拥有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拥有另一个更为浩瀚也更为丰富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是人人都有的，而后一个世界却为读书人所独有。由此我又想，那些失去或不能阅读的人是多么的不幸，他们的丧失是不可弥补的。世间有诸多的不平等，财富的不平等，权力的不平等，而阅读能力的拥有或丧失却体现为精神的不平等。
一个人的一生，只能经历自己拥有的那一份欣悦，那一份苦难，也许再加上他亲自闻知的那一些关于自身以外的经历和经验。然而，人们通过阅读，却能进入不同时空的诸多他人的世界。这样，具有阅读能力的人，无形中获得了超越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性。阅读不仅使他多识了草木虫鱼之名，而且可以上溯远古下及未来，饱览存在的与非存在的奇风异俗。
更为重要的是，读书加惠于人们的不仅是知识的增广，而且还在于精神的感化与陶冶。人们从读书学做人。从那些往哲先贤以及当代才俊的著述中学得他们的人格的。人们从《论语》中学得智慧的思考，从《史记》中学得严肃的历史精神，从《正气歌》学得人格的刚烈，从马克思学得人世的激情，从鲁迅学得批判精神，从列夫·托尔斯泰学得道德的执著。歌德的诗句刻写着睿智的人生，拜伦的诗句呼唤着奋斗的热情。一个读书人，一个有机会拥有超乎个人生命体验的幸运人。
一个人一旦与书本结缘，极大的可能是注定了与崇高追求和高尚情趣相联系的人。说“极大的可能”，指的是不排除读书人中也有卑鄙和奸诈，况且，并非凡书皆好，在流传的书籍中，并非全是劝善之作，也有无价值的甚而起负面效果的。但我们所指读书，总是以其优好品质得以流传一类，这类书对人的影响总是良性的。我之所以常感读书幸福，是从喜爱文学书的亲身感受而发。一旦与此种嗜好结缘，人多半因而向往于崇高一类，对暴力的厌恶和对弱者的同情，使人心灵纯净而富正义感，人往往变成情趣高雅而趋避凡俗。或博爱、或温情、或抗争，大概总引导人从幼年到成人，一步一步向着人间的美好境界前行。笛卡尔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这就是读书使人向善；雨果说：“各种蠢事，在每天阅读好书的影响下，仿佛烤在火上一样渐渐熔化”，这就是读书使人避恶。
所以，我说，读书人是幸福的人。
（摘自《阅读一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版，定价：2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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