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有多少和尚?

    重建寺庙的热潮

    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在东北一个省会城市的高新区招商局主管招商引资和房地产开发。年初他给我打电话，问我你经常接触佛教界人士，认不认识什么有名的辈分高的和尚，能帮我建个庙?我觉得挺奇怪，东北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什么要建庙? 

    同学跟我解释：我们有一片低洼的荒地，正在挖一个人工湖，湖中心堆起一个湖心岛，湖心岛上准备建个佛寺。我们这儿原本有个佛寺，早就被毁了，遗址都没了，现在就是要重建。他并且补充道，建庙这事是市委书记亲自抓的。他又跟我说，只是借这个由头建座寺，用以开发旅游，更能提升未来此地房地产的文化价值。建新寺是不可能批的，重建老寺就容易很多。谁出资，我就给他批周围的地，他要开发房地产也好，搞商业也行，都可以操作。

    到了夏天，我们又谈起这件事，他说除了寺庙我们还要建个大佛。八十米高的大佛，要建在室外须国家宗教局批，很难。我建在室内，省里就可以批。设计一个舞台上那种可以升降的莲花座，屋顶可以开合。每年重要的佛教节日什么的，把它升出来见见人。金主已经找到了，我们那儿有的是有钱人愿意捐资建庙盖大佛的。我们就缺个高僧能来为我们把这个事实现了。

    我还没找到高僧，我那同学又让我帮他找教士。说是又发现五座废弃的教堂，甭管它基督还是天主，只要有能人愿意来重建，教堂归他经营。

    笔者又一次感受到当下重修重建宗教活动场所的热情之高涨。

    爱少林，恨少林

    这十年来进入公共话题和媒体视野最频繁、最具争议的宗教实体，非少林寺莫属，而宗教人物则非释永信莫属。

    在最新一波媒体轰炸式的有关宗教人物的报道浪潮中，被掀翻的是李一，而依然在风口浪尖飘摇的是释永信。在《新京报》2010年9月1日《核心报道》栏目对李一的专题报道中，引用上海市政协常委章继浩的话说：“……但由于缙云山缺乏很好的宣传、包装，这个旅游胜地的知名度比起少林寺来大为逊色。”

    这话说得很有意思。一是这位政协常委把缙云山和少林寺都看做“旅游胜地”，而非宗教场所；二是如果缙云山的宣传、包装不逊于少林寺，是否李一也不会倒掉?三是显然少林寺已经成为，无论是作为宗教场所还是旅游胜地，一个很好的宣传和包装的样本和标杆。    

    其实宗教、宗教人物，以及宗教活动场所在现代化、全球化、商业化的社会环境中的生存、发展问题，是所有宗教的共同问题。但少林寺因为它的高调、前卫和知名度，成为一个范本。

    在中国式现代化生存困境中，信仰施予者需要提供新的产品、新的包装模式，以及新的传播方式；受众各有偏好，有的喜欢旧瓶新酒，有的喜欢新瓶旧酒，有的追求新瓶新酒，有的坚守旧瓶旧酒；政府则从堵塞到疏导，到鼓励利用，到利益分配失控。所有这些矛盾，都在少林寺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来。少林寺，同样提供了一个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宗教嬗变的样本。

    这也是人们对少林寺既爱又恨的地方。它是永远的话题，它总能给你提供新的材料，让你忍不住对它的好奇，总想去接触它，但你发现你知道得越多，你不知道的就越多。

    少林功夫少林医

    在历史上，无论是在佛教典籍还是历史文献中，都鲜见少林寺之名。包括少林寺自己的碑刻文献中，少林寺也是以武功和与朝廷的关系而非佛教显名。如果撇开武术，单就汉传佛教而言，少林寺从来就不是名寺。元朝少林寺鼎盛时期少林寺住持福裕做过都僧省，统领天下佛教。但这只是当时佛道之争的一个结果，朝廷任命的一个官职，并不能代表他在佛教界的地位。

    少林寺自创立以来一直是一个非常世俗、入世的佛教寺庙，与官方走得很近。这也是为什么自明朝以降，少林寺住持都由朝廷钦命的原因。自雍正禁武直至1986年行正被政府任命为住持，这之间三百多年，少林寺无住持。

    我接触过的境外媒体多半没有把少林寺当成一座真正的寺庙。他们多称它为“Disney Land”，意“迪斯尼乐园式的游乐场”，就像他们称呼释永信为“CEO”，并不是像国内有些媒体所说的他们不知道怎么翻译“方丈”一词。“Abbot”(方丈)在英语里是常用词。用“CEO”只是一种讽刺。

    少林寺与其他任何中国佛教寺院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海外的广泛传播。但让它得到广泛传播的，跟佛教或禅宗无关，只在于武功。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少林寺主动在国外开办“文化中心”，同时拜众多在上世纪90年代随少林寺武僧团去国外表演的“武僧”“决定滞留”所赐。少林寺在海外的表演和机构又吸引了众多西方人来少林寺学习。虽然近年来释永信也不断地强调“武术禅”的概念，并开始宣扬“禅武医”并称的说法，但我在少林寺从未碰到过一个对佛学或禅感兴趣或有认知的，他们都是来学武的。

    然而，最令释永信头疼的事情之一也是少林寺功夫的传承问题。这是少林寺立寺的根本，也是少林寺能商业化的最大本钱。

    据笔者采访各方人士(包括少林寺内僧人，登封市政府史官，民间老拳师，号称少林功夫传人)以及参阅历史文献，得出的画面大致如下：少林功夫在寺内成体系的传承早已经没有了。现在有些民间的传承，也都无史据可考。

    少林武术成体系始于明代。清代开始大量收俗家弟子。至清代雍正年间禁止民间习武，少林寺僧习武便转入地下(夜间室内)。这就是西方圣人殿(毗卢殿)里练功脚印的由来。直到清道光年间，河南按察使麟庆游少林寺，说少林寺僧练武“只在谨守清规，保护名山”，给予了肯定。但是麟庆走后，少林寺却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从此可以公开习武了；另一派则认为这会给少林寺带来灭顶之灾。为防不测，少林寺派武僧弟子湛谟携其徒寂勤出寺，到今洛阳偃师的一个破败小庙石沟寺(非国内有些媒体说的少林寺下院)，以防少林寺万一有不测，可以将少林功夫延续。

    湛谟之徒寂勤，俗名吴古伦，得传少林绝技“心意把”。之后据传说寂勤乃是少林寺有史记载的最后一个打出山门的和尚，以完整保留少林寺禅武医绝学不至失传。当初派出一个湛谟出寺，当然还有更多的武僧留在寺内。奇怪的是关于少林寺功夫传承的故事到此为止再不见任何寺内的传承。除了武功，连禅、医都跑到吴古伦一个人身上去了。现在任何人要想自诩正宗，就都得跟吴古伦拉上关系。

    吴古伦还了俗，生了儿子吴山林，当然又把“少林寺禅武医绝学”都传给了儿子。这个倒没争议。到了吴山林的传承，又曲折了。吴山林尊“把少林功夫还给少林寺”的祖训，回到少林寺(但他从未出家)传授了大弟子释德根，释德根又收了徒弟杨桂吾、释行性(张庆贺)等人。杨桂吾、释行性都非少林寺出家僧人。但是杨桂吾的徒弟胡正声和释行性的徒弟释德建又都不承认自己的恩师是释德根的徒弟，而坚持说自己的恩师是吴山林的徒弟。

    在“文革”后的少林寺，最老的和尚是释素喜，另有德字辈如德禅，行字辈如行正。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电影《少林寺》播放后，大批好武之人从全国各地涌向少林寺，登封及周边地区原本习过武的人也纷纷冒出。彼时少林寺还未重建，据说素喜和德禅都会武，但也都老得打不动演不了教不成了。政府为应付游客，找来民间拳师组建了少林寺武术馆；民间会武的人为开班授徒，自诩正宗，兴起了一股回归“少林正派”之风。这两拨人都争相入寺拜师，不管出不出家，先得个“释××”名字。按说少林寺是典型的子孙丛林，每个和尚，只要自己的师傅允许，不论字辈都可自立门户，开枝散叶。民间人士喜欢辈分高一点很正常，但不知是否素喜老禅师特喜收徒，这拨人全成了德字辈“高僧”，比永信都高两辈儿。    

    少林寺功夫传承之所以乱，还因为少林寺作为一座子孙庙。现在的少林寺只是原先的“常住院”，周围子孙门户林立，大致分为东南西北四院。四院练的功夫都不一样，而如今的民间少林功夫又分别来自不同的院；不同的院又把功夫传给了不同地区的人。大致是三个地区。

    之所以把武和医放一起说，是因为少林寺的医实在是乏善可陈。自古以来江湖游医中就不乏和尚道士，想当初到中国来的西方传教士中也有很多是医生背景，这也是传教的一种手段。少林寺号称曾有医方上万，可惜都被烧毁。现在少林寺锤谱堂出口处的少林药局卖的都是贴牌药。中药厂几块钱的成药贴上少林寺的标签卖上百。媒体报道中也提到释永信要和当地正规的医药公司和医学院合作，可是这样开发出来的医药跟少林寺有什么关系?卖的还是少林寺这个商标。

    少林寺有多少和尚?

    一座佛教寺庙能否算得上正常运转，不光是定期不定期举办一些“论禅大会”或法会，而是所有在寺僧人日常生活是否遵循一定的佛教仪轨。举个例子说，早、晚课按说是每个汉传佛教寺院里每个和尚和住持必要参加的。笔者这四年因公访少林寺早、晚课二十余次，除了一次BBC付钱指明要拍释永信主持的早课外，就没见他出现在早、晚课过。平时早晚课少则寥寥七人，多则十几人。那次拍摄连释永信在内也就四十五个人。 

    “少林寺有多少和尚”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居然像它的传承和武功一样是个谜。    

    真假和尚是少林寺的一大特色。少林寺把一大堆为人所不齿的行为推到假和尚、骗子身上。但是少林寺自己又确确实实雇用了很多不是出家人的“和尚”，这才是真假难辨的根本原因。少林寺里注册的出家僧人有七十二个。但是问到释永信少林寺到底有多少出家和尚时，他的回答是：“少林寺总共有一两百人吧，大概一半是出家的，加上武僧团大概有一百来人，在外面工作的，学习的，游方的，总共五百来人吧。”那武僧团的人都是真和尚吗?“不是，但是我们都是用僧人的标准要求他们的，跟真和尚过的生活一样，也要上早晚课，吃斋念佛。”    

    一位住持不知道他自己的寺院里有多少和尚，还是他自己很清楚但是故意语焉不详?其实当今中国一个佛教寺院有七十二个僧人的并不算少，但当一座寺院里一半以上的人不是出家和尚时，这座寺院就很可疑了。

    其实出家也是个挺复杂的事。除了需要报政府批准、登记造册外，还有很多仪轨。在少林寺出家也是要托关系的。会武、看门、知客、卖东西都有利可图。在每个职位上干好了都可以得到升迁。有个胡正声的学生先去卖书，进而出家，进而成为方丈的侍者，现在就要被派去澳大利亚少林寺分寺了。最优秀的被派去做下院的住持，都是承包形式。现在出家当和尚，好像跟大学生找工作没什么区别。“我不能指望每个想出家的人都有一技之长，也不能等着有一技之长的人发心出家，我也得物色人才”，释永信如是说。

    出家人开公司、挣钱、上网、看电视，这些都可以说成是与时俱进、时代发展的需要。但是如果出家人不守基本的清规戒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出家人出世入世的行为界限”了。    

    山门对面的小吃摊上三餐时间都有和尚模样的人出来点猪肉馄饨吃；我曾跟一个方丈的侍者同桌吃饭，酒肉不忌；我们的摄影记者说他拍到了“武僧团”总教头抽烟的照片；登封市的舞厅里时常有“和尚”打架，都自称是“少林寺武僧团”的；甚至还有出租司机说拉过少林寺和尚去色情场所。

    笔者曾就此事问过释永信，他的回答是：“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虽然不是出家人也都要守出家人的清规戒律。”接着又说，“每年因为犯戒我都要开除几个人，这个没办法，招上来的人参差不齐……”

    一座寺庙的世俗化生存

    少林寺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就像情人一样从若即若离，到貌合神离。少林寺无疑是河南省旅游的一块大招牌，在少林寺发迹之初无论是寺院的重建还是对外交流，又都依赖过当地政府的扶持。现在儿大不由娘，政府指责它唯利是图，不像个宗教场所；它则反咬说我是宗教场所我就不该收门票。这一矛盾在“少林寺上市”事件中暴露无遗。

    少林寺这些年，经常处于媒体关注的风口浪尖上，网上随便搜搜就能看到无数揭批释永信和大骂少林寺的文字，在当地采访过程中也发现从在寺里挂单的游方和尚，到在山门外摆摊的小贩，到登封市的出租司机、武校、政府官员，到登封周边地区练武的民间拳师，甚至到河南省的政府官员，除了少数释永信身边的人，几乎听不到说他好的，但你在主流媒体有关释永信和少林寺的报道中却鲜见这些言论。    

    一开始笔者认为国内媒体报道少林寺容易流于片面，往往只采访当事的一方，而不去听双方、第三方、第四方的声音，从而无法获得一个相对完整的画面。但在笔者采访少林寺的经历中，把登封所有人都采访遍了，也还是拼贴不出那个所谓相对完整的画面。

    在我最近对他的一次采访中(2010年5月)，他说：“我是出家人，追求的是清净，我们辩解别人也不相信，时间长了，别人就能理解我们了。”这话说得很得体，也很禅。但是释永信并不是“无为”的清净，他有为。他的有为不是反击，不是争论，不是辩解，而是用更大的攻势做自我正面宣传，尽可能用有利的压倒质疑的，宣传的盖过批评的。这甚至不是释永信的独到见识，而像是当地约定俗成的一种惯例。反对释永信的人也很少直接跟我骂少林寺或释永信，无论是官是民。他们也说，我们主要靠去宣传正面的东西，去宣传跟少林寺不一样的好人好事，让老百姓知道跟少林寺做法相反的人和事是正义的、高尚的，这不就在无形中让大家知道少林寺、释永信是不对的了吗?

    至此，本文立意想讨论的“少林寺在现代社会的角色与功能”好像并没说清楚，也很难说清楚。我倒是忽然想起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很流行的一句话，翻译过来大概意思是“美国人推销总统候选人跟推销李维斯牛仔裤用的是同一手法”。也许在现代社会，佛教只是一种消费品，而少林寺，是这种消费品中的国际名牌。

    （摘自《话题2010》，三联书店2011年1月版，定价：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