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宗教中，神与人的关系，是启示与服从，是赐予者与接受者的关系。没有任何东西是人自己的，一切都是神的。人世间的好坏善恶，一旦融入神意的洪流，一切都变得渺小。信仰越重，人生就越轻。
基督教《旧约》中有一段典型的对话，摩西曾对耶和华说： “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
这一段话所描绘的以色列人，是贪图享受、没有信念、没有理想的一群人。神与人民之间是严厉的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先知摩西越是伟大，越是衬托出人民的渺小。摩西的伟大又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主耶和华的。人之不堪，一至于此。
《旧约》将人性贬损得不堪，却产生了奇特的效果，使那些认同自己是余民的人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并建立起“上帝的选民”的使命感，为之主奋斗牺牲亦在所不惜。但是， 人的本性却要追求人的地位上升， 个体的意义不断获得肯定、强调。人追求解放，追求成为主体，反抗自然的肆虐，反抗社会的压迫。从斯巴达克的奴隶起义，到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从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孙中山“建立共和，平均地权”，都表达了人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
不可避免地，人的地位的上升与宗教终将发生矛盾。而科学在人性反抗宗教压制的过程中，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现代科学的数次大发现，都与《圣经》严重相悖：日心说，发现人并非处于宇宙中心；进化论，发现人并非“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造出来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发现人常常受自己潜意识的支配。科学高歌猛进，把宗教逼迫得步步退缩，人性的空间得以拓展了。
在以科学为内核的现代社会中，不是神——而是人居于主体的位置。人不再是历史或上帝的手段，人就是目的本身，甚至也是上帝的目的。至少在西方社会，这种“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普世价值观。
科学的胜利，让人类拥有前所未有的自信，又曾走向另一个极端：相信人定胜天，人是伟大的，人可以创造历史，甚至终结历史。
但随着历史进入20世纪，人类给自己制造了一系列麻烦，欧洲人憧憬着将告别几个世纪以来饱受的宗教战争之苦，不料20世纪却迎来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屠杀。即便在和平年代，冷战、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种种社会问题，也让人类开始生疑：我们真的进入一个更好的时代了吗?
我们进入了一个史上从没有过的世俗化时代。对于过去的宗教信徒来说，世界不过是一种幻觉，是无限轮回中的一个片段，甚至可以说现实世界是谬误的，神和神意才是真实的存在。而在现代人看来，神只是人的观念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反映，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正如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称，无神论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征兆。
早在这之前，哲学家康德就说，如果没有上帝，人的责任感就会失去根据而成为一种虚幻之物，而有了责任感，人才会是一个自由、真实的自我。随着上帝奥秘的消失，人的奥秘也同样消失了。过去，我们是上帝的宠儿，他按照自己的模样造出人类，世间万物又是围绕着我们而造；我们还是上帝的选民，肩负着使命和责任。如今，人把自己仅仅看做一种有着生物需要的存在，或者看做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当宗教失去社会整合功能，成为纯粹的个人事务，人们必须找到一个维系社会的新基础——理性。这一点中外皆然，标志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其基础也正是“理性”。
“理性”是否能完成整合社会的使命呢?在既缺乏宗教传统，也缺乏工具理性传统的中国，我们能看到的是：社会出现了信仰的真空。
中国社会现状，用冯仑自传的书名来概括比较到位：野蛮生长。势不可当的市场化、城市化过程，现有的伦理结构和价值观被打破。社会价值观一元化地建立在功利的坐标系上，让许多人选择了为成功不择手段。而最应该具有反思精神、最应该挺身对抗世俗价值的精英知识分子中，许多人放弃荣誉和使命的同时，又常常把自己置于“绝对正确的地位”，以没有信仰为荣： “我不可能仰视什么，我有信念。”
在西方，无神论带来了虚无主义。现代都市中的人常常哀叹自己内心的空虚，哀叹意义和方向的失落，失落带来了种种焦虑。
如波兰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所说，连同宗教信仰的自信心一道，非信仰的自信心也被摧毁了： “自从尼采宣布上帝之死以来，很少看到几个快乐的无神论者。启蒙运动曾经兴高采烈地期待基督教的崩溃，而基督教的崩溃(姑且算是崩溃)结果也几乎是与启蒙运动本身的崩溃同时发生。在被颠覆的上帝曾经矗立的地方，那据说将要建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之绚丽夺目的新秩序却不曾到来。”
在上帝被颠覆的地方，人类的新秩序不曾到来。在新秩序不到来的地方，也未必能重新矗立起一尊上帝。20世纪的“奥斯维辛”之前，犹太人一直有一种难以理喻的顽强和执著，他们坚持从恶中看到善，从不幸中看到恩典，没有什么不能用恩典解释的。纳粹的大屠杀改变了一切。笃信上帝，对人力和王权、对国家、对文明的保障不屑一顾的犹太人，变得在信靠神的同时也信靠人，信靠人力所建立的国家，而不再把命运全然托付给守约和祈祷，托付给神的怜悯和垂恩。
我们能为现代社会找到一剂解药吗?目前来看，没有解药。放眼未来，也未必有答案。
人类是傲慢的，这种傲慢可能依托于“神的傲慢”，也可能变成“科学的傲慢”。人类永不停止对宇宙和生命奥秘的追问，诚然是最可贵的品质。但常常草率地高声宣布自己找到了答案，除此之外均为异端，又是我们最可笑、最可怕的秉性。
史学家布罗代尔说，人文主义应该是一种希望的方式：希望人类彼此成为兄弟，希望文明能够拯救我们并拯救其自身。应当放弃“我拥有真理而他人只有错误”的观念，直面分歧，宽容分歧。
我们能做到直面分歧，宽容分歧吗?圣奥古斯丁说： “如果我的读者完全分享我的信念，让他与我同行；如果他分享我的疑惑，让他与我一起探索；如果他自觉在错谬中，让他返回我这里；如果他发现我陷入迷误，让他呼唤我回归正途。”圣奥古斯丁把自己一生相当大的精力投入论战中，致力于捍卫信仰。这样一个信仰斗士，尚能谨慎而自省地看待观念分歧，或许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吧！
历史是人创造的，在历史这桩伟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贡献；但人也身处历史洪流之中，无法居于超然的地位。事实上，人既不伟大，也不渺小。如果在追问的路上永远不会有终极答案，何不让一个永远追问、永远进步、永不停止的身影，成为人类最壮丽的景色。
（摘自《灵魂的台阶》，中信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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