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定居,转眼十年了:写得太多,画得太少。荒在学院的六年固然一事无成,但我不想推说是无效的教学耽误画画;出版的集子居然能有读者,但我心里清楚,这类杂耍并不抵偿本业的荒疏,而我就此变成两个人,同时在做两件事:几乎每周,我被各种稿约引向陌生而犯忌的话题,并在恩准的尺度内,口无遮拦;同时,偷得半日,立刻关起门来闷头画画,循规而蹈矩。我得承认,书写、言说,令我获得绘画从未给予的快意,而当闭嘴描画时,我再三庆幸画画比我所能想象的幸福,更幸福。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经验。可是在厕所里审看新书的校样时——全是字,那么多字——忽然深感羞愧,想起以赛亚·伯林信奉的铭言:“不要有太多的热忱。”
绘画与写作的功效,比我想象的更差异。前者是享乐的,自私的;后者似乎迎向公众,并被赋予暧昧的责任。在凌乱的写作或讲演中,我不愿,并很少谈及艺术——眼下的空间能够诚实而良性地谈论艺术吗——独自画画时,我却像个从未写作的人,一味自私,专心致志。我知道这些画不外是重复的练习,我知道老朋友期待有一天我会画出新的“创作”,但我并不为此焦虑,也不知道何以不感到焦虑。现在这些画挂起来了,公布了我的隐私:诸位看见什么稀罕的把戏吗?没有。我只是在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