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说

    一 

    我好几年没见到小崔。

    最后一次大概是两年前通电话，他说：“这个时代太二了，我不跟了。”

    他扭头转身去做历史。

    上周《我的抗战》看片会上，他说为什么离开《实话实说》：“那六年半，我和好人告别了，因为在场面上做事的时候必须要应对或者说应付，我变得越来越圆滑，天助我，我病了。”

    心理医生说就干你喜欢的事儿吧，他从小喜欢历史，“假历史也倒背如流,高考能考96分”。

    等得病了有时间多看资料的时候，他觉得，“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所以他选择“口述历史”。“是谁说的，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他说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在我眼里，这个民族五千年以后，现在我们就能看到结果，基本还是个混的状态。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他打了个比方来解释他要做的事，“如果我们能采访孔子呢?”

    “因为《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了。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然后你发表心得，别听别人心得了。我们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口述历史)特别有意义。”

    二 

    他成立了一个公司来做这件事，叫“清澈泉”，用六哥的话说“听着像夜总会的名字”，但是一个“可以不用提防，不用担心不交货或者不给钱”的公司。

    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收集的口述历史的影像超过了二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二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

    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底下人笑。

    他说日本的电视台NHK：“2001年我去了日本，我去那里看，一个小姐在那里操作。她就问你要看什么?看中国啊，上面密密麻麻的。问看中国什么?我说看东北。问看东北什么，我说看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最早的是9月21日，就看这个。她给我打开了视频，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他的刺激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中国的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经死去，有的正在老，正在失去记忆。

    “不能再等了。”他说。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三 

    拍《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说拍之前他只知道杜聿明、孙立人，他们确实战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记载。

    “我当时就想我能不能往下做，可下面就没有人知道了。我和兰晓龙开着车沿着昆明一路走，直到看到一些事，看了很多书，就像一个一个采访，我们也在做，越了解浑身越战栗，越战栗就越想了解。”

    他拍《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前，听他爸说了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说，这次采访才发现这些老兵和他的父辈完全不一样，“他们从来不说。越不说我越想知道，于是我们利用各种技巧，各种各样的方式，一点点地知道。”

    采访完，他和兰晓龙回到酒店之后，相对号啕。

    “之后我们在想，哭什么呢?是哭这些老兵壮丽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还是哭什么?后来发现，我们哭我们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可怜。我们快五十岁了，居然对中国抗战历史上这么大块波澜壮阔的史实和一个一个区域，你丝毫不知，你不可悲吗?我们突然知道了我们要做什么，就像你们这样这么多年做的一样。所以，就有了《我的团长我的团》。不管怎么样，这部戏我放在这里，观众可以说好，可以说不好，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快五十的时候，做了《我的团长我的团》，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

    四 

    我和小崔同事十年。

    刚来的时候，部里让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小姑娘，很自然地站在后面。他回头看见我，扶了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前排最中间他的位置，那时候他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别人老觉得他幽默、嘲讽、调侃、解构，等他坐在观众席上，听别人讲故事，眼睛一会儿湿一会儿热的时候，有人说“小崔没意思了，都不说笑话”，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连听一个人讲自己生命的耐心都没有了”？    

    他曾经对我说：“9·11之后，好像是国家地理频道，老放一个宣传片，是那个楼倒下的镜头，我每次看见都想，那些死者的家人看见这样的镜头是什么感觉呢?我就想给他们写信，你说我是不是有病?”

    所以他说，他后来做节目已经不管什么别的了，“只要能帮到一个人，就是真的”。

    这次看《我的抗战》的时候，好几个人问有一集节目如果是只放一个故事，可能会更好看一些，为什么要放好几个人的采访。

    他说：“我们采访老人这么长时间，打搅人家这么长时间，就用几秒钟、几分钟，对不起人家。有时候海若做片子特别苦恼，因为我向他们提很多无理要求，我希望他们片子多出几个人，因为可能再看一个片子，这个人就没了，我希望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像在电视台播出，哪怕是中央电视台呢，这也很好。”

    五 

    陈虻的葬礼上，我们见过一面。

    他不说话，面色不好，坐在那里。

    我坐他边上，看着他。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药，我给他递一瓶水，他拿在手里，没喝，直接把药吞下去了。

    我知道他心脏不好。

    他看看我，说：“别生气，啊。”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这次看片会上，他说：“柴静那时候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不开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兴。”

    他说：“我们做完采访，再做笔录，一校二校三校，当事人校，然后做成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片子)。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一辈子不给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想加入组织就不让你进，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在看他们的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的事都特别淡。”

    六 

    有观众发言，说得很动感情。

    他拿过话筒说了一句：“我想补充一点，我听出一点危险。我不希望大家误解这个片子，《我的抗战》就是‘我的抗战’，是自己叙述。你之前听到的共产党把日本打败，还是国民党把日本打败，这个片子不负担这个任务，不管这个事。如果你想听我知道的宏观叙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感到很诧异。不要以为《我的抗战》是要翻案，没有那个味道。”

    他说他和他的团队对结论没有什么兴趣，“我们可能会采访几万个人，多少多少个小时，去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干这样的事。我希望五十年以后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它在最后写一句‘本片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

    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

    “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同样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2002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最后他说：“我们想让这个时代变化，挺难。我们等着这个时代变化，我们也等不起。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时代在进步，我们自己在发展。就是这样。”

    （摘自《GE声音：我们不谈真理(第二辑)》，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3月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