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巴的功能主要是吃饭和说话。当然还有接吻，但毕竟属于次要功能；因为世界上只有美食家、演说家，没听说有接吻专家。人之大患一曰病，二曰祸。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嘴巴实在需要加强警卫工作。每当外出开座谈会时，夫人常会叮嘱丈夫：“多吃菜，少喝酒，多用耳朵少开口!”就是说，将说话的功能减少到最低限度。于是丈夫补充道：“听老婆的话跟党走!”
为人处世，不懂沉默，往往吃亏。好发议论的人就是言多必失者。说一百句话，难免有几句错话。一句不说呢，没啥错误，而且还显得莫测高深，与世无争，谦谦君子，以目为语。侃侃而谈的人播种，缄默不语的人收获。所以庄子说“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意思是大智慧广博默存，小聪明精细絮叨；重要言论气势盛人，小是小非却争论不休。苏格兰有个史学家叫卡莱尔，曾引用瑞士的著名铭文“雄辩是银，沉默是金”之后说“雄辩属于短暂，沉默属于永恒”。
懂得沉默，同时又知道打破沉默，这实在是一门关乎身家性命的大学问，是一座充满辩证法奥秘的宝库。因忠诚直谏获罪的历史人物血流成河，尸骨成山，几乎司空见惯，朝朝代代，反复搬演。
真正把“沉默学”琢磨透了的是薛宝钗。她的处世哲学是“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幼年时，宝钗生性活泼调皮机灵爱说爱笑。经过儒家《女儿经》的陶冶，变成了一个冷美人，深藏机锋于城府，显示温厚于无言。一定要说话，也是要言不烦，含而不露，恰到好处。比如元春娘娘从宫中送来灯谜，宝钗一看就猜中了，毫无新奇之处，但她却连连称道：“难猜难猜!”娘娘不喜欢“红香绿玉”这类俗词儿，立即让宝玉改成“绿惜”并告知典出何处。这叫做善于捕捉领导意图。宝钗并非一味媚上，比如对贾环，也想到送一份礼；对大观园管理改革承包者众婆子，她主张结余归己，比探春多得了不少选票。“金钗雪里埋”，她的胜利并不比历史上的忠臣义士好多少，甚至更凄惨悲凉。
我认为对沉默学开掘最为深广的是鲁迅。他说：“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
沉默，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并不象征强盛和自由。鲁迅在1927年2月曾经到香港演讲，他说当时的埃及、安南、朝鲜和印度，都成了沉默的民族。中国要想同世界上的人民一样生活，首先是青年人要大胆地讲真话，使中国成为一个有声的中国。鲁迅一贯主张青年人要“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敢打”!
真理像一个精灵昼夜奔跑，目标没有尽头；而探索真理的辩论、演说却气喘嘘嘘满头大汗地在后边追赶。他们全都跑累了，需要休息了，天也黑了，前面等待着他们的是沉默。正如骨灰盒、墓地，没有喧嚣，没有骚动。死亡是最坚强的沉默。
地球上有五十亿大活人，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生命运动。沉默，标志着人的素质、涵养，像黑夜之于白昼，活人也需要休息，需要安静。如果24小时都处在股票市场的噪声之中，这人非发疯不可。
在这个不得安宁的世界上，沉默供不应求。比如在大家庭中，有一个成天唠唠叨叨指挥一切的老公爷爷，准会引起儿孙们的不敬和厌烦。“不痴不聋，做不了阿公”。家庭中，也是需要沉默的，宁静更和谐宜人。
日常生活中善于沉默，需要有自知之明。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敢于沉默，却需要有大无畏的勇气。“文革”时不讲假话，保持沉默，那是需要豁出身家性命的果敢行动。许多知识分子在那时，或者学木工、电工、瓦工和其他技艺以自娱，或者潜心阅读《资治通鉴》、《红楼梦》和《鲁迅全集》(因毛泽东很推崇这三部书)以自安。像顾准那样默默无闻下苦功研究希腊城邦制和商品生产的知识分子，恐怕是仅有的先知先觉的特例吧。大量的没进牛棚的知识分子，弃绝任何派别，不参加任何辩论，臭老九就臭老九，反正是以沉默来反抗和自保。“风流不在谈锋胜，袖手无言味最长”(宋·黄升《鹧鸪天》)!大批判?我累了!再见!
中国的现代化靠大字报、大批判是搞不上去的，靠逍遥者的沉默也是不行的。雪莱说过“呵，沉默，你和死亡及睡眠是闻名的三兄弟”!中国没有在沉默中死去，而是在“四五”运动之中爆发了!“新的生命就会在痛苦的沉默里萌芽”(鲁迅)。
沉默，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不事张扬喧嚣的默默苦干。“文革”时有句非常流行的口号：“八亿人民都是批判家!”都去批判别人，谁来实干?你要搞生产吗?那叫“唯生产力论”!偌大的一个中国，搞了二十多年，经济却濒于崩溃，还在高喊“到处莺歌燕舞”。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左联”解散时，鲁迅就讲过：“我们这一翼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鲁迅又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鲁迅还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摘自《河畔青芜堤上柳》，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11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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