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普拉特·舒尔茨，曾任美国劳工部长、财政部长。1981—1982年任里根总统新的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主席，1982年6月被任命为国务卿。他是里根总统第一任期内，接替亚历山大·黑格的第二位国务卿。
舒尔茨于1983年2月2日至6日初次访华，邓小平会见了他。舒尔茨此行并非礼节性拜访，而是负有重要的外交使命。
1972年，由于中美共同抗苏的战略利益的推动，尼克松总统第一个踏上中国土地，在完成了《上海公报》的谈判之后，他与周恩来一起种下了一棵从加里福尼亚带来的美丹杉。尼克松当时想：“不知道这种树在中国的土壤中能否生长。”
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终于于1979年1月卡特政府期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里根是在美苏力量对比对美国不利的关头执政的，他一上台，就把反击苏联的扩张势力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
所以，美国的战略和安全利益成为美国制订对华政策的首要考虑因素。以黑格为首的对苏强硬派从遏制苏联出发，主张发展对华战略关系。里根本人也认识到，如果美中关系倒退到建交前的状态，就会影响到世界战略均势。但里根是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在对华政策上，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认为台湾才是“老朋友”。于是他逐步形成了“双轨政策”：一方面继承了前几届政府发展对华关系的政策，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发展同台湾的实质关系，向台湾增加武器出售。这一做法遭到了中国的强烈抗议，经协商，中美政府于1982年8月17日发表了关于售台武器问题的《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虽然使中美关系得以缓解，但双方关系没有更大进展，不但在售台武器问题上继续有摩擦，而且胡娜“政治庇护”事件、湖广铁路债券案等陆续发生，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对华政策议论纷纷。
正在这时，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强调：进一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不同任何国家搞战略关系。
这时，由于苏联国内出现了危机，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促使里根政府酝酿对华政策的新做法。以务实、温和著称的舒尔茨取代黑格，表示了这一新的动向。舒尔茨1983年2月访华，就是进行新探索和谋求扭转两国关系的表现，它最终导致了里根政府“新的现实主义”政策的产生。
2月5日这天，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回顾了中美关系的进程，并坦率地就当前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谈是以礼相待的，邓小平先热情地请客人入座，然后笑着问：“舒尔茨特使这次来中国生活得还愉快吗?”
“很好，谢谢中国的热情招待。”舒尔茨通过翻译回答道，并说，“里根总统要我转达他对邓小平先生的问候。”
“谢谢他的好意。”
邓小平很快把话题引入了正题：“自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以来，中美关系比较正常，作为中美双方，我们都应珍惜这种关系。”
他接着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我们将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出发，来确定我们对国际事务的方针和政策。中国是重视中美关系的，然而要进一步改善关系，必须消除障碍。”
舒尔茨同意：“在某些地方，还是发生了些小摩擦。”
“是。有摩擦，但责任不在中国。”邓小平继续说，“就说技术转让吧，中国并不是非领先美国的先进技术不可。老实讲，我们搞现代化主要是靠自力更生，即使美国的技术可以全部转让，中国也未必就全部买来。”
“某些尖端技术”，舒尔茨略微摇摇头说，“可能也不是贵国自力更生所能办到的吧?”
“不，舒尔茨特使，您错了。”邓小平驳斥道，“原子弹、氢弹算得上尖端吧?美国这方面的技术一直对中国搞封锁。但是，我们不都一一通过独立钻研、自力更生，办到了吗?”“问题不在于美国对我们转让什么，而在于美国究竟把中国当作潜在的敌人，还是真正的朋友?”
邓小平坦率而严肃地对舒尔茨说：“时至今日，许多中国人心目中，同美国能不能交朋友，美国够不够得上朋友，还存在着许多疑问呢!”
舒尔茨不免有些尴尬，邓小平说：“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别说历史上美国对中国不平等，就是现在，也未必平等。前不久，美国司法机关公然企图传讯中国政府。这是典型的霸权主义行径，真是岂有此理!”
邓小平这里所指的，是美国地方法院就所谓湖广铁路债券案作出“缺席判决”一事。湖广铁路债券是1911年清政府为了修粤汉铁路，向外国财团借款发行的。而1979年11月，9名持有此债券的美国人向美国地方法院控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偿付债券本息。美国地方法院竟于1982年9月1日作出“缺席判决”，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四千一百三十余万美元。邓小平说：“请特使转告里根政府，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对此提出严正抗议!”
“邓先生有所不知，美国司法制度是独立的，政府无权过问呀!”舒尔茨辩解道。
“如此说来，美国实际上就有三个政府了，国会、内阁、法院。那么究竟要人家同你们哪个政府打交道才好呢?请转告里根，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受侵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邓小平的强硬立场使舒尔茨无言以答。邓小平又说，希望通过国务卿这次访问，中美关系能够得到改善。
舒尔茨在离开中国时说：“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有相同的观点和兴趣，在另一些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不同的……有些重要问题需要我们谨慎地去处理。”
他对能与邓小平会晤感到荣幸，认为这次会晤的意义在于双方强调了两国关系的前途和增进信任的重要性。舒尔茨回国后，在调整美国对华政策上发挥了重大作用。里根政府随后制定了“新的现实主义政策”，包括：不强调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而强调长期、持久和建设性关系；既承认两国的共同利益，又承认彼此的分歧，在一些双边问题上减少摩擦，避免过多刺激中国；使中美关系在多样化中发展，以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为主，军事关系为辅；美国与台湾关系保持现状，根据美国对中美三个公报的解释和《与台湾关系法》处理台湾问题等。这使得中美关系重新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舒尔茨1987年3月1日至6日再次访华。3月3曰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面色红润，和往常一样身着银色中山装，站在福建厅门口，微笑着同舒尔茨及其主要随行官员一一握手。
舒尔茨首先转达了里根总统对邓主任的问候，并转交了里根给邓小平的信件，他风趣地说：“总统说我干的事情不够多，所以让我兼任邮差，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
邓小平请舒尔茨回国后转达他对里根总统和夫人的良好祝愿。他笑着说，我知道总统先生遇到一点小麻烦，“一个国家的事情，搞政治，总会遇到一点小麻烦，我们还不是也遇到一些麻烦吗?我们相信阁下和在座的朋友对此会采取理解的态度。现在我们的麻烦已经过去了。”
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邓小平强调指出，有两条是重要的：第一，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要使中国摆脱落后状态，没有稳定的政治形势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些问题，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这样讲，从来没有变过。我们的既定政策不会改变。实行了八年的行之有效的政策，为什么要变呢?
邓小平又说，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我们不搞运动。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存在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这是长期的事情。既然是长期的，就不能搞运动，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
他还说，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此番话实际是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既定政策不会改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是坚定的，又不会搞运动；中国的政局是稳定的。此番话又是有所指的，舒尔茨访华时，我国1986年底的学潮正在消除，安定团结的局面日益巩固。邓小平正是针对美国统治者中一些人对中国“和平演变”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和进行幕后策动的图谋，论述了以上两个问题。
舒尔茨对邓小平的介绍表示感谢。他后来说，会谈使我更加确信，中国对于继续执行已使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取得空前成功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中美两国的关系也将是持久的。他在会见结束时对邓小平表示：“美国重视同中国的关系。”邓小平也说：“这好，在这一点上双方的看法一致。”
在中美建交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之际，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应邀于1988年7月14日再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7月15日上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见到舒尔茨。自1983年舒尔茨第一次访华，已经过去了五年。五年中，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应客人要求，邓小平介绍了中国的改革情况。
他说，中国正在闯关，正在深化改革，更加开放。我们不怕风浪，要迎着风浪前进，闯过难关。我们闯过目前这道关口，就能为下个世纪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闯关主要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但如果有一个好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困难就会减少，我们希望大家能共同为建立国际新秩序而努力。
邓小平还说，穷的国家需要发展，富的国家也需要继续发展，但是发达国家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占全世界人口3／4的国家的贫困的基础上。
舒尔茨对邓小平的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并说，中国有着很好的发展基础。中国的沿海经济发展区为增加出口而进行的努力特别令人感兴趣。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物价改革，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着，宾主就中美关系问题和国际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舒尔茨很关心邓小平如何评价目前的中美关系，他注意到，邓小平的头脑非常清楚，对国际上的事情了如指掌，极为坦率和富有远见地谈了他对有关问题的看法。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说：“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比较稳定的，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既然是两个国家，存在一些分歧也是正常的。总而言之，中美是两个大国，而且都有发展的余地。从世界和平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需要发展关系。”
（摘自《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1年2月版，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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