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徽、团徽、队徽既是一种组织的标志，又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的象征。它们本无生命、意识可言，但集合在其徽下的成员都是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并有一定信念和组织纪律的人。我国加入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累计人数，大概会超过我国十三亿人口的一半，这是多么巨大的一种政治资源和社会力量，他们之间的目标是否一致，信念是否坚定，情感是否亲密，思想观点交流是否通畅，无形之中将影响、决定着所在组织的活力、生机和命运。本文我愿意记述陈丕显和我父亲胡耀邦在儿童团、共青团、共产党内工作、生活的一些往事。
初闻尊名
1952年7月，我父亲从南充川北区党委调北京工作，一行四人，其中有秘书曹令中、警卫员蓝天禄和我。
父亲上京时的兴致很高，意气昂扬，真有一股事事争上游、处处比先进的劲头。那时也有“小广播”，人们风传他要去中央人民政府正在筹建的建工部任副部长。部长的后备人选是陈正人同志。陈正人同志早年随毛主席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的夫人彭儒同志也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士、老资格。胡陈二人相识很久，彼此关系很熟，我父亲很愿意在他领导下工作。
人民掌权后，父亲作为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对经济建设十分热情，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我记得，我当时曾听到他用极为兴奋的口吻说过，川北可能发现大的油气田，准备修建飞机场，考虑嘉陵江从南充到重庆如何才能通航运货等问题。在南充的市建工程中，他也付出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五十年前他主持修建的市中心“五星广场”，现在广大干部群众都认为还未过时。对农村道路的建设，他更是热心，修建了县县通的公路网。西南行政大区，单凭自己的财力便建成了成渝铁路，圆了辛亥革命前四川人民在保路运动中的铁路梦。
周恩来总理选调他到建工部任职，也算知人善任吧！今天在我看来，当时又是坐飞机上京，他真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样子。
在北京的翠明庄，有一天我看到父亲匆匆从外边回来，径直一人走进客房，一下坐在床上，右腿盘在床边，左脚垂落在地，半晌没有言语，沉思一会儿后，他慢慢抬起头来，面带一丝笑意看了看我，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儿子都这么大了，还让我做青年团的工作？哼，没有想到，真没有想到……”边说边摇头，一扫来京时的兴奋。
事后不久，听周围的同志们讲，那天是刘少奇同志找他谈话，分配他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对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有两位候选人，一为胡耀邦，一为陈丕显。名单上报党中央时，毛泽东同志圈定了胡耀邦。父亲当然服从了中央的决定，但他独自一人发的轻微牢骚，恐怕只有我一人知道，同时陈丕显的名字也深深印入我的脑海。那时他正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那里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毛主席关于青年团工作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前四卷已成不朽之作，将永传于世，第五卷却不能享有这种声誉，但其中也不乏睿智之作。我认为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谈话——《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就是一篇绝妙生动的演说。
毛主席在讲到怎么选拔青年干部时说，三国时期，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孙权任命他为东吴统帅，老将们不服，孙权的任命不改，结果周瑜大败曹贼，火烧曹营连环战船。他认为干部的威信是逐步建立起来的。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他还诙谐地说，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团中央的威信已经相当高了，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说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所指何人呢？我认为这里既指个体，又指群体。红军时期的“红小鬼”就是一个群体，现在这批幸存下来的“红小鬼”都变成了小伙子，成为党政军中的领导骨干。在我父亲任青年团第一书记的当年，毛主席签署文件，调“小伙子”陈丕显同志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因为第一书记陈毅同志在华东军区上班，第二书记刘晓、第三书记刘长胜即将离任，中央对陈丕显同志所寄托的信任可想而知。
“红小鬼”的沉浮起落
“红小鬼”在文革时期先由江青叫响。1966年8月她在群众大会上先说胡耀邦从“红小鬼变成胆小鬼”。1967年4月她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又气急败坏地把 “红小鬼”陈丕显骂做“黑小鬼”。另一个“红小鬼”谭启龙在党的九大之前还未解放。不管怎么骂“红小鬼”，似乎在革命人民的心目中，“红小鬼”仍是一种亲昵温暖的爱称。陈丕显的同辈人和上级都不叫他名字，总叫他阿丕。难怪《长征组歌》的作者肖华上将在“文革”中被迫检讨时，总要说一句“我是一个‘红小鬼’”！
1929年，陈丕显、谭启龙、胡耀邦同时参加革命，谭16岁、胡14岁、陈13岁。他们都做过地方儿童团的工作。三个人在肃反过程中都被打成过“AB团反革命分子”，丕显叔叔又多了一项罪名——“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他们三个人最后均侥幸存活下来。1933年，我父亲和陈丕显同在瑞金的中央苏区团中央儿童局工作，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他们在儿童团共事的时候，丕显叔叔是我父亲的上级。他是团中央儿童局书记，赖大超同志负责组织工作，李秀英同志负责福利工作，我父亲负责宣传并兼《时刻准备着》杂志的主编。他们一日只能吃两餐饭，吃的菜既无油又缺盐，但革命热情很高，生活也很愉快。
不难想像，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红小鬼”，牺牲了多少人，幸存下来的少之又少。存活下来的人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亲历了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历史过程。
1933年8月，父亲他们结识了毛泽覃同志。毛泽覃是作为“邓毛谢古”帮派被批判的重点对象。因有被共同打击的经历，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很多很多。此时毛主席也因“右倾”受排挤离开反“围剿”的战场而赋闲，经常来看他这个倔强的胞弟。以后，丕显叔叔调往闽赣负责团省委工作，赖大超同志接任中央儿童局书记，我父亲升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抗日战争初期，我父亲和丕显叔叔又在延安会面。丕显叔叔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年书记、青年部长，我父亲任西北青年救国会常务委员、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政委。革命阵营扩大了，抗日局面打开了，我父亲经过长征，丕显叔叔经过三年游击战争，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两人的友谊更加深厚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团中央工作十年，后到湖南、陕西。丕显叔叔则在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工作达23年之久，其见识、经历很丰富，工作的繁忙程度要超过我父亲。父亲关心上海方方面面的发展，丕显叔叔在繁忙之中也不忘支持、指导上海市的青年工作。
忽然一夜“文革”来，一时天旋地转，人妖颠倒，批判、夺权、斗争席卷全国，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反动路线”要斗，“走资派”、“学术权威”要斗，“黑五类”要斗，“红小鬼”也要斗。我父亲1966年8月就被停职打倒。
很快上海就变成了“文化大革命”夺权的中心焦点。1967年1月1日凌晨3点，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陈丕显，指示他担负起领导责任，维持革命秩序，“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文革”那一条线却策划着一场夺权阴谋。1月4日《文汇报》被夺权，1月5日《解放日报》被夺权，1月12日凌晨上海造反派冲进市委大楼，抢走了市委大印，宣布夺权成功。同时在人民广场召开几十万人大会，扣押了陈丕显、曹荻秋等领导人。至此丕显叔叔带着鼻咽肿瘤，开始了八年囚禁的囹圄生活。
寄语囹圄
我父亲1971年告别了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京家居赋闲。随着父亲的回来，家中的客人也多了起来，热闹起来。先是我们兄妹的同学来，同学又带着他们的朋友来，接着受到冲击的干部来，以后没有受到冲击的干部也来……我父亲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方方面面的信息也使他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情况，开始了新的思考，也开始了和客人、来访者的谈话。他戏称自己是没有分配工作，没有职务，不在台上，但仍然可以在台下做些工作的老家伙。一次丕显叔叔的长子陈小津来到我家，向我父亲述说了在“一月风暴”中他父亲的经历和仍被关押的现况，以后他往来更加频繁，粗略统计，约有三四十次之多。十分感谢丕显叔叔的遗作，他对这些谈话作了真实的追述。
我父亲以他的亲身经历，结合当时“文革”的感受和他对毛主席的了解，就丕显叔叔的问题不断对小津讲：
毛主席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如果你不认错，难道说群众错了？难道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错了？当然，要认错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种是不可取的。一种认错方式就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要求解除监禁，恢复组织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种，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
他还具体告诉小津给主席的信应该如何写：
要在信中表示：多年来一直想念毛主席，好多年没有见到过毛主席，过去主席经常耳提面命，经常能听到主席教导。这么多年没有见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虽然没有见到主席，但一直在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继续跟战争年代一样，在毛主席的教导下，跟毛主席一起干革命。
父亲给狱中战友的寄语，对“红小鬼”时的朋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1974年9月9日，丕显叔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时常想念着您老人家，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
……
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过）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一点我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
此信真灵，毛主席八天以后做了批示，丕显叔叔才摆脱了八年的囚禁囹圄的生活。我父亲这样劝导丕显叔叔完全是真诚的，他们倾心相交几十年，当时他所处的环境太残酷了。
一次我父亲对小津讲起丕显叔叔在苏区儿童团与一个叫八妹子的姑娘相好的故事。小津把这故事告诉他父亲，丕显叔叔一下子就猜到是耀邦说的，因为这个秘密只有我父亲知道。丕显叔叔也还以颜色：“耀邦年轻时候的故事，我也不是不知道啊。”关押监禁的生活也难以禁止丕显叔叔对人生情趣的回忆。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小津匆匆跑来看我父亲是否安全。父亲送他出门时脸色凝重，声音沉痛地对他说：“今后要丢掉一切幻想，告诉阿丕不要再想出来工作了。”
未竟的事业
“文革”结束，经过全党的努力，改革开放的大业如春潮而起，我国的经济体制要改，政治体制要改，思想文化体制要改，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也要在改革中加强，在改革中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父亲先是大胆为解放老干部而效力，后又为识别、选拔年轻干部和四化干部而努力。因为他知道改革开放的事业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中国共产党要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走自己的路，真正将中国建设成一个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寄希望于从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年轻人。他明白自己也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事业是一个未竟的长期事业。
为政谋国，他十分积极，虽有困难但也无法遏制他在所处职位上的责任感和热情。同时，他的两位“红小鬼”出身的战友也处处帮助他、提醒他、规劝他、配合他。谭启龙同志“文革”后先任青海省委书记，后任四川省委书记，1982年在他68岁时，率先向中央提出辞去领导职位、退居二线的请求。丕显叔叔则在1980年就向邓小平同志推荐38岁的年轻干部王兆国同志。这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为证，下面是小平同志1982年7月4日《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的：
前年，我同陈丕显同志到第二汽车制造厂，有个副厂长陪同我们参观，我发现这人不错。我说他不错指什么？一个那么大的汽车厂，他是技术骨干，工作胜任，这是讲能力。他的年龄那个时候是三十八岁，现在四十岁。更重要的一点，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的，他是反对打砸抢的，以后一直是表现好的，包括对待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问题在内。这样的人才特别可喜。这样的人有的是，而且容易鉴别。
……
这件事要放在我们经常的日程中间。我们讲了几年了。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件大事，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解决选择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
这位副厂长就是王兆国同志。
在小平同志和丕显叔叔的推荐下，我父亲没有怠慢，并代表组织亲自做了考察。自兆国同志来京工作后，从不走门子，拉关系，在我父亲在职时，我从未见到他来过我家。
我父亲和丕显叔叔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大好年华所从事的民族伟业，使他们深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他们越是接近暮年的夕阳岁月，越是对德才兼备的人才、年轻干部、专业人员、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充满着希望和期待。“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是我父亲1958年在南阳隆中诸葛亮草堂改写的一副对联。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两人在一次会议上，又为在场年轻人挥笔寄语 “致力四化建设，勿忘振兴中华”。
我父亲的墓碑上刻有他的头像，他双眼凝视的前方镌刻着党徽、团徽、队徽。三枚徽章代表着一个组织整体。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赖大超只是这一整体中的一分子、一滴水，由于整体的存在，他们将永远不会干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广大党员的成长、奋斗密不可分。共产党所以有今天的执政地位，绝不是与生俱来的，否则何以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和牺牲；同时这种执政地位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否则何以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同样奋斗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会顷刻瓦解覆灭。今天的共产党人应该面向未来，重视自己的历史，让历史中的每一个人物都重新“复活”起来，让党的历史陪伴着党的生命，如影相随，继续谱写出史诗般的壮丽画卷。
（摘自《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48.00元）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