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是民国初年三大博士之一，他曾执教北大，本是哲学博士，性学也进入他的研究范围，后出版了“使正人君子摇头叹息，而又读得津津有味的《性史》”。更惊世骇俗的是，他提倡女性的“第三种水”。在那时，谈性生活已是大逆不道，何况又写得这样露骨，正人君子怎会放过他，结果被口诛笔伐，为此他一生受性史之累，其实他是“生活严肃的人” (曹聚仁语)。鲁迅更是这样说：“至于张竞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
上世纪30年代，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青莲阁附近开了一家“美的书店”，它出版《新文化月刊》、出版《美的人生观》、《性史》和《第三种水》，同时该店又破天荒聘用年轻女店员……一时间生意兴隆，店堂人满为患，可旋即引来官司，官司打了多年，成为当时上海报纸的头条新闻，每次开庭报纸都不惜篇幅大肆渲染……
这研究性学，开“美的书店”的就是中国性学第一人，堪称性学大师的张竞生。
一
张竞生(1888—1970)，1888年2月出生于广东饶平县大榕铺村一个家道殷实的商人家庭。小名江流，学名公室，他读书后，受达尔文“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改名张竞生，以后一生沿用这名字。
南方开风气之先，张竞生虽是商人子弟，却并不以发家致富为人生目标，而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1907年，张竞生在考取中学的同时，也同时被在黄埔的陆军小学所录取。面临选择之际，他选择了黄埔陆小，立志要做一名优秀的军人。
黄埔陆小其实所授的都是高等学校课程，学制三年，培养军事人才，考取的都是佼佼者。从陆小出来的，后来许多都成了军阀政客，如陈济棠、陈铭枢就是陆小二期毕业的。张竞生进陆小时(1907年)，正值国内酝酿反清革命浪潮，张竞生深受许多革命报刊如《民报》的影响，决定站到革命这一边。陆小即将毕业，他正准备离去。适逢清廷陆军部准备在陆小法文班选三个学生到法国进士官学校，他的法文成绩是班上最优秀的，自以为非他莫属。然而学校当局因他先后参加“剪辫子”事件与“饭堂风波”，不仅没有选中他，还把他开除。
黄埔陆小的监督赵声(百先)，是位地下革命者，孙中山的战友。他器重张竞生的才干，推荐他去新加坡，送一份重要情报给孙中山先生。1909年暮春，张竞生来到新加坡，见到了早就仰慕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孙先生赞赏他的勇气和机智，冲过重重险阻来到南洋，“革命队伍以后又多了一名小将”。孙先生要他回国后，就去北京讲武堂继续读书，并参加京津同盟会，适当时在北方起事。
张竞生到了北京，没有进北京讲武堂，因革命需要，他进了北京法文高等学校，接着又考进京师大学，以学生身份从事京(北京)津(天津)保(保定)同盟会的反清活动。
在京期间，张竞生结识了一对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有名人物，即汪精卫与其妻陈璧君。1910年3月，汪精卫在北京策划行刺清摄政王载沣，事未成，汪囚禁狱中，张竞生奉命参与营救汪精卫的活动。一年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汪被释放，从此张竞生与汪成为莫逆之交。
1911年10月10 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成功，全国各省响应，清帝逊位，袁世凯挟兵自重，南北举行和议，从京师大学毕业的张竞生，担任南方议和团秘书。南北和议成功后，时局依然动荡不安，张竞生本可进国民政府就职，但他准备继续读书深造，出国留学。孙中山嘉勉他的宏愿，促成他去法国。
二
在孙中山首肯下，张竞生的大名位列南京国民政府稽助局公布的25名公费留学生的名单榜首，在这份名单里的还有谭熙鸿、杨杏佛、宋子文等人，有的去美国，有的去德国，各不相同。
两个月后，张竞生到达法国进巴黎大学， 整整六年余，他负笈法国的求学生涯结束了，取得了巴黎大学文学学士和里昂大学哲学博士两顶桂冠。
留在法国还是回祖国去，他面临抉择。博士毕业前夕，他多次收到潮(州)属各县士绅来信，请他回乡办学，具体说就是担任潮州金山中学校长。他想起当年出国前孙中山的一番话：“我们让你出国，是要你学有所成，回来报效桑梓。”
1920年春，张竞生告别巴黎，从马赛港乘大西洋信风号回归祖国。
三
1920年，张竞生跨进潮州金山中学的大门。这潮州最高学府竟是校园荒芜，学生成绩低劣。他立即着手整顿，短期间校貌校风就焕然一新。他又立下许多新规程，如打破不招女学生的旧例，实行男女同校；加强外语教学，高年级数理化全用外语课本等等。这些改革触怒了校内外的守旧势力。恰好不幸发生一位女学生在游泳中(体育课)溺水死亡事件，加上张竞生又曾在《汕头报》上发表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他们称张竞生为“卖春博士”，又以此为导火索，掀起赶走张竞生的学潮。守旧势力得到军阀陈炯明支持，张竞生被迫辞职，离开金山中学。
经蔡元培聘请，1921年，时年33岁的张竞生来到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开设西方哲学史、美的人生观、美学和性心理学等课程,他终于抛却在潮州金山中学的种种不快，专心于他的教学。
1923年冬天，张竞生在《京报》副刊发了一则征文启事，公开征求各人谈自己性生活的文章，作为北大风俗会的社会调查课题。这可说是张竞生对中国封建婚姻制度、性禁锢、性盲的公开挑战。响应颇为热烈，很短时间就陆续收到二百多篇谈各人性体验的文章。他并不满足，还等待更多好的征文送来。
在等待期间，他先把自己写的《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恋爱与卫生》这三部研究爱情与婚姻以及性问题的著作，共60万字，一次集束性地出版，这引发社会极大的震动。
征文在等待一段时间后，到1926年5月，张竞生从近三百篇来稿中选了七篇编成《性史》第一集。只是薄薄的一本，不足一百五十页。其中有一篇，张竞生认为不是性史而是情史，其余六篇都是地道的性史。在每篇之后，都由张竞生加了按语。按语都针对一些具体的性问题，如女子怎样会有“第三种水”(即性高潮)，夫妇如何通过性生活协调双方关系，手淫问题，避孕问题等等，按语内容都具指导性。
四
办教育深得好评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1926年8月，首先在南开大学查禁《性史》。不久后，张伯苓又说服警察局在天津查禁《性史》、《情书一束》、《女性爱》、《夫妻之性生活》及《涤明篇》等五种“淫书”。
《性史》一问世，市上立即出现续集、二集、三集、四集，还有别集、外补等等，无一例外全都署张竞生之名。其实这些都是《肉蒲团》、 《灯草和尚》一类色情书的翻版，和张竞生毫不相干。
遭遇着明里和暗里反对的张竞生，这时家庭又发生了变故。双方情投意合，与张竞生自愿结合的褚丛雪，在《性史》事件发生后，经受不住社会的重压，和他分手。
这时北大也发生了变故。奉系军阀张作霖进了北京，在武力控制下，张作霖委派的刘哲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不再是校长了，张竞生不愿再在这里待下去。
1927年夏天，张竞生来到上海。他先担任艺术大学教务长，后来任开明书店总编辑，再又和同乡谢蕴如两人合资在上海福州路51号(青莲阁附近)开了一家美的书店。谢蕴如出资最多，当书店的总经理，张竞生任总编辑。出售的书有些从国外进来，本店出版有《新文化月刊》，张竞生写的《美的人生观》和《第三种水》等，还有该店编辑彭兆良根据英国性学家霭里斯的性问题论著译述的多本小册子。这些小册子篇幅都不长，两万字左右，封面大都印着裸女，加上价格很低，极受读者欢迎。
没有想到他不久后的一次杭州之游，竟有囹圄之灾。他去杭州是为着调剂身心，观赏西湖美景的。哪知早在北大就和他有过芥蒂的浙江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蒋梦麟，听说他到了杭州，就以“贩卖淫书，讲授淫学，蛊惑青年”等罪名，由省会警察局把他关进待质所。后来还是由国民党元老张继出来斡旋，经法庭判以“驱逐出境，三年内不得到浙江”，这才开释，回到上海。
张竞生在国内几乎已无容身之地，他又一次踏上远离祖国再去法国的漫漫长途。
五
张竞生于1928年再到法国。走时极为匆忙，没有筹足多少盘缠，仅只有戋戋一百元，他一边节衣缩食，一边立即从事译著工作，以稿费糊口。万难中想到了黄埔陆小的同学，时任广东省主席的陈铭枢，他提出介绍世界名著的设想，请陈在经济上支持。这时恰好陈铭枢接办上海有名的出版企业——神州国光社，有期刊《读书杂志》，还有庞大的出书计划，立即给他回信，先汇寄500元，并要他提出详细计划。以后陈铭枢陆续寄款，他安心译著，只是后来陈从广东省主席卸任，去领导粤军十九路军(与蔡廷锴、蒋光鼐一起)，后因组建福建人民政府事败，陈下野去了欧洲，出书计划受到影响。好在张竞生译著并未停顿，先后出版多本译著，如《忏悔录》、《梦放逐》、《印典娜》、《歌德自传》、《多惹情歌》、《浪漫派概论》、《伟大怪恶的艺术》等等多种，成绩不凡。
第二次到法国，又是六年。1933年，也是黄埔陆小的同学陈济棠接任广东省主席。陈济棠打听到了张竞生在法国的地址，函电交驰，促他回国，协助陈推行广东省政。广东是他故乡，陈济棠又是前后同学，盛情难却，加上他对多年只身飘泊异国深感孤寂，也想回国。1933年秋，张竞生回到广州。
陈济棠果然虚贤下士，三次登门造访，摆出10个职务让他挑选。张竞生已厌倦书斋生活，于是他选了“实业督办”这个职务。陈济棠又要他兼《广东经济建设》主编，广州《群声报》主编。他欣然接受了，他认为一报一刊，对他推广实业会有帮助。
1910年他在故乡饶平，曾由父母作主与一名仅15岁的农家女结婚，以后他去法国虽有艳遇，但仍单身。回国后在北京、上海，几次和褚丛雪合合离离，最终仍是单身。他的同学，又是好友的国民党中常委邹鲁，同情他的中馈乏人的处境，介绍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的黄冠南与他结婚。
既然当了“实业督办”，总得兴办实业，他计划造一条公路，总长六十余公里，从饶平到广州。这本是大好事。经费从乡人中集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是公路必须走快捷方式，有时得从私有土地上通过，这就侵犯了个人利益。再者，他又在大榕铺村上办了个维新小学，用了几个女教师，又有一些新举措，在乡人眼中看来是破格的。于是一时间刮起一阵谣言风，说他造公路侵吞公款，办学校伤风败俗。一些守旧的士绅，联名向当地驻军控告张竞生，正要派兵来抓他时，幸而有人通风报信，匆促间逃到香港。当陈济棠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去把他接回来，让他改任参议、广州经济委员一些闲职，这才相安无事。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接着是全面抗战。张竞生从广州回到饶平，担任饶平县民众抗日统率委员会副主任。
值得称道的是，原本与张竞生有很深交谊的汪精卫，逃出重庆到南京组织伪政府，公然投敌卖国。汪逆听到张竞生息影家园，并未从政，就亲自三次发出电报请张竞生去南京就职，张竞生置之不理。汪逆又令伪广东省长陈春圃派人到饶平劝驾，张竞生把来人缚送国军按汉奸罪处理。
六
1949年是中国的大转折。他在广州迎接解放后，中共让他进了南方革命大学，改造思想。他受到尊重，曾是金山中学学生的方方(广东副省长)写信向他问好。他安下心来学习，也没有忘记远在饶平乡间的妻子黄冠南，他多次写信回去并附上家中的生活费，可是没有想到当地乡村干部不知出于何意竟截留了他的信和钱，还不断编造对他不利的吓人消息。黄冠南没有生活来源，这大家闺秀流落到以挑木炭谋生，孱弱身躯所挑极少，难以为生。就这样，有一天，张竞生的堂叔，从农会中听到消息，说张竞生在广州被镇压(即枪决)了。她没有去核实消息的真伪，她也感到生的绝望，终于决定上吊自缢，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自己走向死亡。
年余后，张竞生才知道妻子自尽的消息，悲痛欲绝。
从南方革大毕业后，这位哲学博士被分配到农业厅去任技正。这并不是他的专业，他早已是教授，而技正只是中级技术人员，他只能接受。
此后他小心翼翼，做好本职工作，竟幸运地度过了一波一波的运动，如“镇压反革命”、“肃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反革命”，1957年的“反右”也相安无事。
毕竟在劫难逃，1966年“文革”开始，“淫棍”、“淫虫”、“卖春博士”……他被戴上一顶顶帽子，一轮一轮批斗。1969年他又从饶平县城被遣送到樟溪区厂埔村，住在牛棚边的一间草屋里。
1970年3月到6月，在草屋里，他孤寂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四个月。6月17日深夜，他手中的杯子突然坠落，他悄然死去，终年82岁。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人发现，身躯僵硬冷却，一代性学大师的生命就此结束。
（摘自《浪花淘尽：那些遗落的文人往事》，龙门书局2010年12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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