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延安有“三怪”之说，流传颇广。作为一名学生，我在这“三怪”的教导与呵护下成长，1949年后在北京，我仍与他们有些接触。
先说塞克。人们常称他为老塞克，是出于对他的敬重。他是位天才的艺术家，杰出的剧作家、词作家、导演、翻译家，早年还是优秀的演员、诗人和流浪者。他并非由于衣食缺乏而居无定所而被迫流浪，因为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完美主义者，到处奔走寻找自己的梦。他曾经抱着吉他，坐在松花江岸，一面弹唱，一面仰望天空，感叹自己不如游走的云絮和飞鸟，它们尚且能到达理想之地——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自己却不能到向往的自由幸福之乡去。于是，他独闯边境，不料却被苏联边防军抓去坐牢半年之久。费了大大的一番周折，证明他不是偷越国境的间谍，才把他放出来，送回中国。这一事件，对他的心灵造成了深重的创伤，影响了他一生，在他心里投下了一抹浓重的阴影。
老塞克不仅靠拢共产党，亲近共产党，热爱他幻想中的苏联，而且一生追随共产党；然而他却始终没有入党。
到延安后，老塞克先在鲁艺任教，因与那儿有的老资格的党员艺术家不合，又调入青年艺术剧院任院长(我们儿童艺术学园附属于青艺)。老塞克总穿一件俄罗斯民族服装，黑色，立领，宽大，松松垮垮，腰间系一根带子，手中总握着他用树枝自制的一根拐杖。他个子高大，走起路来目不旁视，不屑与任何人交谈似的。他好像斯拉夫人，高鼻梁，深眼窝，总阴沉着，威严如雄鹰。
他审查我们的合唱，尤其是《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满意过，老是皱着眉头，嘴唇紧闭，总说还不够味儿。他要我们把那句“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改为“要粉碎旧世界的锁链”。这一改，唱起来铿锵有力，似乎听得见脚镣手铐被砸碎的声音。经他改动的词句，唱起来更有俄文的味道儿。究竟是大艺术家塞克，感悟力超常，语感极强。
老塞克写的歌词太多了，都非常好，都是冼星海谱曲。他还说当年在上海，他翻译了许多苏俄歌曲。在白区，怎样传播流行呢?他每译好一首，就揣在衣服口袋里。清晨到马路假装散步、溜达，悄悄把写有歌曲的纸扔在人行道上。
老塞克做导演，演员们都很怕他，因为他对艺术要求太严格、太严厉、太苛刻。似乎他对这世上任何事物都不满意。
他自认是革命者，甚至就是一名布尔什维克，然而，他天生就是一名艺术家，讲话坦诚，缺少心机，毫不掩饰，也无所顾忌。可党讲的是党性，要求服从，要求绝对约束个性。一次，在纪念七一党的生日大会上，剧院高沂书记非常尊敬地请他讲话。没成想他竟讲，他没加入国民党，可也没加入共产党；那是因为他既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共产党的牢。
老塞克这个讲话，在延安，着实令人吃惊。但想想也不奇怪，他内心的确向往革命，向往新社会，追随共产党。由于他的特殊的个性，他的特立独行，有的人不会把他看做是真正意义的革命者，顶多只认为他是革命的同路人。我想，老塞克内心一定很苦、很压抑。可说也奇怪，他与人交谈时，却总是微笑着，和和气气的。
他写了一个剧本，叫《墙》。我隐约记得，内容写兄弟二人，由于有了一堵墙，而产生、形成了严重的疏离与隔阂，不能同心协力了。意思是党和群众有了隔阂、距离，而妨碍了共同的事业，而这个责任在组织。
他这个剧本，非但没有被批准排演，而且还发给大家讨论和批判，当然是和老塞克背对背进行的。只不过那时我尚年幼，对这些事根本就不懂。现在看，老塞克也只是没有勇气说而已。塞克是真心爱党。党内是有狭隘的宗派主义的，要不，为什么延安整风公开反对宗派主义呢?
1949年以后，他被安排在中央歌剧院任顾问，待遇很高。我买菜时常碰到他，有时顺路去看他，他总带着微笑，完全换了一种神情，完全不像他对待工作、对待艺术那样威厉到严酷的程度，只不过我看他的微笑中隐藏着些许苦涩味。
我能感觉出他自己明白，在北京把他安置在高位上，但却不能参与实际工作，没有发挥潜力的可能与机会。我觉得他虽乐呵呵地有说有笑，但总透出无奈与压抑。老塞克于1987年走完他的人生之路，病逝于北京。
再说第二“怪”杜矢甲。他是中国难得的优秀的“贝斯”，抗战前在上海音乐学院学声乐，他也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他个性突出，感情热烈，易冲动。当年上海有位富翁要出资送他去巴黎深造，但他想的却是：祖国正在水深火热中，他要找共产党，要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去。其时正值继东北沦陷后华北出现危机，杜矢甲毅然抛弃学业，北上，并在途中加入了共产党，来到延安鲁艺任教。
杜矢甲身躯高大魁伟，声音低沉浑厚。他一出声说话，整个氛围霎时温暖而充实起来。眼镜腿坏了，在延安自然不可能买新的。他用一根白线当镜腿，勾套在耳朵上，看上去有些滑稽，他也毫不在乎。他每天都兴致很高，总穿一件披风。那是他的好友、“三怪”之一张仃，用一块粗毛毯为他做的，粗针大线，却时尚，颇具欧式风格。
杜矢甲时常去小酒馆，喝了人家的酒，却没钱付，只好以外衣、帽子做抵押。到后来没有衣帽了，怎么办?酒瘾忍不住，还得喝；但不能白喝呀，人家酒馆老板小本生意，哪能白喝?他就给人家唱一支歌。其实老板需要的是钱，可大家已是熟人，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他与塞克、张仃一样，拥护共产党，相信只有共产党能带领人民打败敌人，建立新的中国——一个自由富强的新社会。
1942年的整风和抢救运动，狠狠地把这“三怪”“抢救”了一顿。他们向往革命，对党一腔热情，却逼他们承认自己是“特务”，是敌对分子，这对他们仨无异于晴天霹雳。单纯热情的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想不通，就走绝路。杜矢甲活不下去了，他只有以死求解脱。一天他跳了井，谁知那是一口枯井。他想死而不得，被人弄上来，继续批斗。还说他这是以死向党示威，以死抗拒“抢救失足者”运动。然而他活了下来，依然对党忠贞不贰，始终相信党会领导民众实现理想的新社会。
1949年后，他被安排在中央民族歌舞团负责业务工作。但像他那样浑身艺术家气息，穿衣戴帽、一举手一投足，处处与别人不同的人，在一些人眼中，就是异端。
在宿舍，大家的窗帘，大致一律全是嘎巴蓝或猪肝红，他可好，是黑透明纱!他的烟灰缸，竟是银质的艺术品。他竟敢在手指上戴一枚大指环。他竟然还有一个共鸣箱。他听的净是西方音乐!……他总和一般人不一样，哪像无产阶级!
他还有一条罪状，在延安时曾和诗人鲁黎合作写过一支歌，结果鲁黎被打成“胡风分子”，杜矢甲自然也肯定是“胡风分子”了!他又挨整了，结果被整疯了，不得不住进了安定门精神病院。
在精神病院住院期间，他仍积习难改，依然时不时与人争论；在争论中强调党的主张，讲说党报社论的精神，得到住院病人的一致夸奖。出院后，他对我说：“安定门医院的那些个病号夸我，表扬我。都说：‘瞧，瞧人家老杜!人家这才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呢!’”说时，他比画着，学着医院里的人，跷起大拇指，嘴角两边下弯，鼻翼张起，出着粗气，兴奋着，好不自豪，好不英雄!
听着，看着，我心里茫然，无话可说。
出院以后，有位音乐家好意找他，想和他合作一部以孟姜女为题材的歌剧。他一听，当即说：“呸!我才不写这种东西呢!我要写劳动人民热火朝天的干劲!我要写新中国的建设高潮!我要写万众一心的场面!”
“文革”中他被批斗、被整，又被逼疯了。他的夫人玉芝，避开造反派视线，悄悄找我商量办法。我们先陪他去医院就医治病。他对着大夫一面哭，一面指着自己胸口说：“这儿是一颗红心!这颗心是红的呀!”
有时候，我们偷偷见面，商量怎么应付造反派。我说，他们喊“毛主席万岁!”我们干脆喊“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岁!”而真到了那种场合，我们都没那么喊。再见面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说，实在喊不出口，因为那太低级了。
我不知道，一个人面对那样极端的时代，应该怎么办。
杜矢甲这样一位热诚的革命理想主义者、杰出的艺术家，一生不断地遭到整治及屈辱，最后郁郁而终。
如今，塞克、杜矢甲都已作古，离开了这个他们曾爱过、恨过、生活过、歌笑悲哭过的世界。
下面再说第三“怪”张仃。在那一茬文艺人中，张仃最年轻。张光宇、李可染他们见到张仃之前，已看过他的作品，以为张仃是一个东北老汉。待有一天，张仃站在他们眼前时，都不禁异口同声说：“原来是个半大小子?”
张仃其人，表面和气，待人礼貌有加；而实则内心刚烈，性情暴躁冲动。他不谙世事，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只一门心思进行艺术劳动、艺术欣赏、艺术探讨。
上世纪30年代，张仃因组织左翼美术家联盟活动被捕，关押于苏州监狱，又转至南京模范监狱。狱友有艾青、陈白尘、匡亚明等等。在狱中，张仃偷画了许多反专制暴政的漫画，托狱卒悄悄带出。一年后出狱，在北平北海举办了画展，获得社会好评。
在南京、上海，他以创作漫画为业。叶浅予说，当时的漫画编辑看到张仃漫画，就像是发现了一座金矿似的，拿出大的版面刊登张仃作品，并常以豪华版发表。他的作品，以国画毛笔中锋出之，情感浓烈，感染力强。
有一次发了工资，又领了稿费，张仃买了一套白色西服，穿着上班，同事们开玩笑说：咦，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因为他平时不修边幅，穿着随意，忽然西装革履起来。
张仃听此，心里一别扭，抓起红墨水瓶，就往身上一倒，红墨水从肩头流下来，登时一身新衣就这样废了。
又一次，是冬天，他买了一件大衣，与朋友夜间走在街上，遇一老年乞丐冻得发抖。他便脱下大衣要送那老乞丐，同行的朋友劝阻了他，劝他给些钱，他便倾其袋中所有，给了老乞丐。
1938年他到延安鲁艺任教，自幼喜爱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张仃，在那里受到排斥。一天，蔡若虹在张仃窑洞窗下杀鸡，看着剁下的鸡头和鲜红的鸡血，大声高喊：“看!这就是西方现代派!这玩意儿，我一天能画它几十幅!”蔡若虹人不错，可艺术观念曾是如此。木刻家古元说，像张仃这样的人能参加革命，他不信。其实古元人也蛮好，不过当时的艺术观念，也只认可写实一路。
十年前，一个年轻记者曾要张仃谈谈毕加索。张仃说：“我一生为这个西班牙老头儿没少受罪，可没成想，二战中毕加索这老头儿他参加了法共!哎，这下子我才松了口气。”
上世纪50年代，张仃在法国会见过毕加索。他准备了两件礼物：第一件是一对大幅民间版画门神，被政工人员批评为封建落后，不同意赠送；第二件，木板水印的齐白石画集，领导要他放到国礼中一起送，他一看国礼是景泰蓝，就拒绝了。他坚持以个人名义，送给了毕加索。毕加索回赠他一本自己新出版的小画册，用红蓝铅笔，在上面照着名片，写下“张仃”两个汉字，又画了一只和平鸽，还用英文写了一个“力”字。
鲁艺张仃待不下去了，他到了重庆，计划办一份期刊《新美术》。在重庆，见到了老朋友张光宇、丁聪、黄苗子、郁风、特伟等人。不料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共关系恶化，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周恩来为文艺人安排了两条出路：一去香港；二回延安。张仃选择回延安。周恩来给他一项任务，带上诗人艾青和罗烽两位作家。
到延安后，他不愿再去鲁艺，要求到“文抗”去，丁玲在那里负责。1942年张仃被邀参加了文艺座谈会。他在“文抗”，还利用山里简陋的土材料，设计建立了一个作家俱乐部，成为延安这个土窑洞城里的一个摩登时尚的场所。在那里人们聊天、讨论、歌唱、表演、参观美术展览，还戴着张仃做的黑色面具跳舞。艾青、李又然谈法国文艺；萧军用俄语唱《五月的夜》；张仃一人演了罗密欧，又演朱丽叶。每个角色只一句台词，就一分钟的戏，却惟妙惟肖。
张仃被聘为我们儿童艺术学园的艺术导师，有时也与我们座谈。张仃谈到，革命胜利后，要把延安建成最现代、最美的地方，但并非城市。按照他的设想和设计，沿河两岸修建许多欧洲现代及古典的以及我们本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的民间建筑。
艾青曾说：“张仃到哪里，摩登到哪里。”
有一次，毛泽东亲自去蓝家坪，看望那些“文抗”的文艺家，大家兴奋欢喜地接待他。惟独张仃一人，得知此事，偏偏独自跑到延河边散步去了。到了北京，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的回答很简洁：“我和政治家没有话说。”
我马上又接着问他：既然你一生的阅读重点，都是鲁迅，当年在南京、上海，为什么不去看看鲁迅?
他说：“我敬重一个人，我就读他的书、他的文，思考、学习他的思想、他的作为，却不愿去打扰他。”
张仃在延安时，穿一件夹克、一双高筒靴，留的那种发型，活像普希金再世。一脸严肃，脾气火暴。一急就动手，这是因为他嘴拙，就用拳头与人“沟通”。
在常人眼中，“三怪”个个都是异类。三人一齐出动，一起散步，那怪异新奇就更集中、更是招眼。一次，他们散步，走到一个有士兵站岗的地方。士兵是农村孩子，哪见过这阵势儿?当然不觉地要上前问他们是干什么的。这“三怪”全是满腔热情投入延安怀抱，来干革命的，哪能容人质疑。
张仃走上前去，一把抓住士兵的领子，摇晃着，厉声叱责道：“你是干什么的?”
士兵娃娃更没见识过这样的举动，只好作罢，退回原位，默默地站在岗位上，再也不做声了。
在延安，他画过人物漫画，却不被理解，说他丑化革命干部；于是，只能自然地做起艺术设计。进城后，顺理成章地被安排参与、从事了一系列重大设计：国徽，政协会徽，开国大典仪式，改造怀仁堂、勤政殿，国际博览会中国馆，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美术设计，国际机场壁画群的主持，国家机关学校的标牌等等。
周恩来曾让齐燕铭把张仃留在中南海，中央准备成立典礼局，要张仃负责这项工作。而张仃向组织表明，自己是业务干部，要求回中央美院，被批准了。
在1949年以后各项工作中，在“左”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中从事专业，张仃常陷入两难之中，他是苦恼的。然而，他总是努力不违背艺术规律，当然这也要冒风险。他的学生们不止一次告诉我，张仃在当时，巧妙地给学生讲西方现代艺术，而在改革开放后西化风气大盛时，他又强调继承民族和民间的优秀传统。
我不止一次听他谈到，艺术创作与极“左”的政治是怎样的矛盾，因为在艺术创作中常常挖空心思地首先思考苛刻的“政治标准”。
张仃是有天赋的。他有一项很特别的情况：颜色或形式过分丑陋，即过分违反美的规律、美的法则，假若一般人见到，即使不喜欢，即使持否定态度，大都也只是理性的反感。然而，张仃则感性以致生理反应强烈，神经会受到刺激而剧烈呕吐。“文革”中“红海洋”对他的刺激，便是一例。导致他极度反感到呕吐，直至反感所有色彩，甚至必须把花色被面翻过去当里子，颜色模糊些。作画也只能用墨，故此画起了纯焦墨山水。
张仃一生中有三次与土地亲密接触：一次是回家的感觉；一次是惊艳；另一次是喜出望外。
1941年，他领受了周恩来交给的任务，带着艾青、罗烽由重庆回延安，经过宝鸡时又加上厂民与逯斐夫妇。当时国民党严禁人们到延安去，一路设关卡严查。一路上担惊受怕，当到达复县时，踏上边区土地的张仃，兴奋得心情难以抑制，一下子躺倒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儿。这是他第一次与土地亲密接触。
1949年随中共中央进驻北平，走进故宫的太和殿，太和殿向张仃抛来一片辉煌!金灿灿琉璃在蓝天下闪烁发光，蕴涵着东方文化的雍容气度。为这创造的完美惊艳，张仃心头一震，身不由己，跪了下去。此为张仃第二次与土地亲密接触。
第三次是这样：他一直向往做一名画家、美术家，但组织、领导要他在艺术院校做领导工作。他虽服从了组织安排及工作需要，可始终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兴趣。1984年，机会终于到了，他请求离休的报告终于被批准。真是喜从天降，解脱的愉快使他兴奋难耐，回到家一进门，情不自禁倒在地上打了个滚儿。
从张仃这三次与土地亲密接触，可以解读其性情、人生追求及生命特质：可以说，他是一次为理想，一次为艺术，一次为自由。
（摘自《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定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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