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体系的当前状态似乎自相矛盾——或者至少是奇怪地被分为两个部分。该国享有世界最庞大的高等教育机构，然而它的初、中级学校却如同陷入麻痹状态一样，萎靡不振。尽管这条基础教育的管线是用来向大学输送人才，或者至少是为学生入职做准备的，然而许多学校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问题在于学生和教育体系缺乏在全球经济中竞争的动机。
从大学的角度来说，竞争对学生和教职工来说都是一个刺激因素。许多因素促使大学体制在竞争中保持顶尖地位。最基本的是，要在吸引学生最多的那些领域增加知名度和提升专长，这样才能经营下去。学生是客户，如果他们当中选择某一学校的人数太少，那所学校就可能发现自己陷入财政困难。因此，作为“客户”的学生对课程有巨大的影响。如果语言和文科专长有市场需求，那么学院或大学为赚得钱，就必须提供那些领域中最好的教育。如果多数学生都不报理科，那么只有那些能够以合理的价格提供知名的理科教育的机构，有能力维持那种专业课程。
另一方面，美国的大学体制可以看作是一个成功的出口产业。美国的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一流企业，一直吸引着外国学生，当国内生源缺乏时，这种国际知名度帮助补足了美国各学院和大学的招生空白。有人可能会说，美国的大学产生了剩余的教学资源，他们通过培训外国学生，将这些剩余的教学资源“出口”。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在竞争中超过了世界其余各国。但是，对美国大学体制的竞争力来说，最重要的是它的最终产品，即毕业生。如果毕业生在世界的每个地方的公司和机构都得到承认和接受，那么雇佣机构受益，学生们受益，所在国家的经济受益，大学或学院的声誉就得以保持。
然而，研究提供另一层次的竞争。一些可贵的研究项目，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兴趣，还能为他们提供大量的可以赚钱的职业。为获取这些研究基金而展开的竞争十分激烈，这促使教职工和学生都争相提高自己的学识。另外，不计其数的学生往往在他们教授的参与下，在他们的大学经验的基础上，已经组建了企业。这些在大学的框架内得以实现的想法和研究，已经创造出了价值令人惊讶的经济企业。由于大学授权课程计划的扩张以及在其他方面促进公众对他们知识产权的兴趣的努力，大学校园内的专利部门日显重要。除了像谷歌、思科和惠普这样由斯坦福大学所培养的企业以外，还有来自加州大学的学生所创建的高通(Qualcomm)和博通(Broadcom)。哈佛大学是世界上最富有的退学者比尔·盖茨的母校，他当年离开哈佛，组建了微软。而麻省理工学院则是得州仪器和亚诺德半导体(Analog Device)这样的公司的催化剂。
一所顶尖的大学，可以指望从以前的学生和他们各自的公司得到研究资助和捐款。研究生课程和研究能力出众的大学依然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因而有机会获得政府和产业的支持。大多数人依然坚持认为，即使在程度上有所削弱，美国的大学依然是国家经济和战略地位的支柱，关系到国家的国格和安全。
总之，离开国家在竞争战略上清晰的远见，高等教育体系还是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因为它像其他企业一样，大学为了学生、收入、研究资助、捐款和其他重要的附属物，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竞争，并且能够在竞争中对它们的课程做出相应的调整。
然而，在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情况并非如此。从幼儿园到12年级，得到公共和私人研究资助并不容易。除了专门兴趣学校和贸易学校外，其他学校与产业的直接联系都非常少。来自其他国家和文化的竞争，对中学生的影响十分有限。所设置课程大体上都是最基本的内容。除了体育以外，初、中级学校作为企业并没有竞争力，它们所做的只是像导管一样把学生从生活的一个阶段输送到另一阶段，把学生推向大学或职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学生学什么或愿意学什么，取决于在他们眼中，人们对他们有何期望以及如何衡量他们毕业之后获得成功的潜力。这些期望从大学、老师、父母、媒体和它们周围的环境过滤而来。但是，这种隐含在文化中的期望水平，最终所反映的是国家政治和经济的领导水平。
美国的公立学校体制只是偶尔才感到全球竞争的脉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美国人，无论老少，对国家目标或者应承担的责任和该做出的牺牲，没有任何疑问。对那些中学生来说，有种不可抗拒的感觉：在等待他们的未来世界中，国家需要胜过了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在战争年月，中学时代对多数人而言，是军事生涯或直接受战争影响的某一领域中职业的开端。
然而，战争结束后，作为在世界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强国，美国又回到了和平时期的经济状态，对于自己在技术上至高无上的地位感到有些洋洋得意。但是，1957年，苏俄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轨道，接踵而来的是美国对自己在科学和技术上领先地位的恐慌，举国上下开始了加强学校理科教育的一股热潮。“无论我们现在做什么，”史密森天体物理观测台(Smithsonian Astrophysical Observatory)的约翰·莱因哈特(John Rinehart)宣布说，“苏联人会把我们打到月球上。如果苏联人一周之内登上月球，我都不会感到意外。”苏联突然间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巨大飞跃使恐惧在美国蔓延开来。面对这种恐惧，艾森豪威尔总统号召建立“全国中学生测试体系，一种鼓励资优学生进行科学或专业研究的制度”，提供更多的实验室设施，并实施一项增强科学教师队伍的计划。“对所有美国人来说，”他还补充说：“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比其他所有近期任务，如制造导弹、开发军事新技术，都重要。”
不出几个月，接踵而至的国会听证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不仅为那些毕业后愿意在公立学校教书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的贷款，还为科学、数学和外语(特别是俄语)教学中所需的实验室、教科书和相关设施提供相应资金。在接下来的4年中，《国防教育法》为教育，特别是科学教育拨款接近十亿美元；这在历史上打破了教育经费由各州和当地政府支出的长期惯例。《生活》(Life)杂志连续出了4期“加急版”，从头至尾疾呼“教育危机”，一本名为《为什么乔尼不能阅读——你能做什么》的书，霎时间成为了轰动一时的畅销书。政府各委员会、参议员、海军上将、一级上将和大学校长，纷纷著书立说，比较美苏教育的异同。结果，美国中学的科学课程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订。选修课减少了，学业标准提高了，科学、数学和语言课程加强了。就这一点上来说，总统提出了明确的竞争战略，举国上下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庞大的资源投入也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所授予的物理学博士学位数量陡增，在1958年至1968年间，每6年零2个多月就翻一番。《新科学家》杂志2007年9月的一篇纪念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50周年的文章指出，“漫步在今天的美国大学校园里，留意一下理科楼上的建造日期，随处可见的是，美国用来培养科学家的多数基础设施是在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后不久的几年里建设的。
如今，人们主要强调的是金钱回报，这种回报与其说是一种手段，不如说是一个终极目标。在美国，高薪职位都在金融领域——做交易、管理对冲基金，完善杠杆收购的操作技术，通过杠杆收购，被买入的企业能够以更高的价格被再次出售，或重新上市。金融交易既不同于周期相对较长的资金投入，也有别于与风险投资相关的合资经营，对与金融交易相关的巨额薪酬的宣传，正在营造一种几乎脱离现实的环境。《华尔街日报》2007年8月的一篇文章写道：“去年，马克·麦戈德里克(Mark McGoldrick)靠运营高盛一项最赚钱的业务，赚取了大约七千万美元。这看起来还不够，现在他正在规划一种对冲基金，他相信能够从中赚更多的钱。”
金融工程——利用现金和债务来创造一种公司结构，以实现利润和现金流量最大化，这正改变着美国工业的面貌。美国各公司也正在利用一种“资产精简”战略，减少他们对制造业和相关固定投资的依赖，以实现更大的管理弹性，来满足市场需求的短期变化以及现金流量和利润大幅增加的需要。对那些能够使自己的专业背景适应金融和投资银行业需要的人来说，短期内获得高薪的吸引力非常大，以至于商学院甚至工程学院都已经意识到把它们的课程作为进入该领域的跳板来宣传的重要性。在许多方面，教育已成为一种交易经济。
（摘自《大国的命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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