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6日，北京奥运会火炬在伦敦传递过程中遭受干扰，先是有一名“藏独”分子试图抢走火炬，然后又有两名“藏独”分子企图扑灭圣火，此后又有数名“藏独”分子试图阻拦火炬传递。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当时的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在英国当地的《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看到奥运火炬被抢之后的心情。事后我在英国的东方文华酒店，遇到了这位我非常喜欢的女性外交官。
找机会和傅莹说起了火炬的事情，她说，在事件发生之后，她回到办公室用中文写下了这篇文章——我知道她一直是个私下喜欢用文字来表达的人，她一直在用化名写博客，虽然写的不是工作上的事情，但是那些在海外不同国家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和大家分享的感受，依然让人收获很多。
然而写完之后，这篇文稿就被她扔到了垃圾桶里。因为她觉得，已经透过文字表达了，心里也就舒服了很多。当天晚上，她去参加一个聚会，在这个聚会上，她和很多英国学者还有媒体主管们辩论了起来。当她批评英国媒体只刊登达赖一方的说词，对于中国政府并不公平时，对方看着她说，那是因为达赖有一套完善快捷的宣传机制，而你们从来不说话呀。
那天晚上，她回到办公室，从垃圾桶里面找到了这篇文稿，和使馆的翻译一起，连夜将文稿翻译成了英文。这篇文章在西方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回响。因为大家从文章里读到了一个中国人的切身感受，读到了一个女性的敏感心灵，也让许多对中国官方存在偏见的人，愿意静下心来听一个中国人的声音。
不过这只是解释工作的开始，从报纸发表文字之后，她决定接受英国媒体的电视采访。她说她确实非常紧张，因为毕竟是电视直播，虽然语言对她来说不是问题，但是如何用英国观众听得懂的语言，甚至是如何透过电视，展现一个英国观众乐于接受的形象，都是她事先仔细考虑过的问题；她请教了专业的公关公司，对方从她的发型到她应该穿什么颜色的鞋子，都给了详细的指引。
那次访问是成功的，用傅莹的话来说，英国人是喜欢讲道理的，如果你好好地和对方讲道理、摆事实，提供理据的话，对方是愿意听的，而他们一旦发现自己犯了基本事实或逻辑上的错误，也是乐于承认的。
公共外交是在2009年开始流行起来的一个概念，有些国家的政府更是专门设立了公共外交部门，目标是做解释宣传工作，让其他国家的民众，能够明白和理解自己国家的政策。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做得非常出色。
对于中国来说，公共外交的概念从2010年开始也流行起来，政府也明白对一个国家“软实力”推销的重要性。但是如何推广“软实力”，如何让外国民众接受、理解中国，甚至受到中国的影响，除了对外宣传，政府要做的第一步，是政府的官员如何放下架子，走到外国的民间去，而不是继续原本的政府对政府的模式。接受外国主流媒体的访问，主动在外国的媒体上发表专栏文章其实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如何利用网络，让更多外国的年轻人感受到中国政府，才是更需要思考和实施的事情，毕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了，如何跟上这样的变化和步伐，考验的是应变能力。
知己知彼 求同存异
有中国学者做过这样的研究，那就是计算在某一段时期里面，《纽约时报》对于中国的报道，到底有多少是负面的。这样的统计结果当然非常地让人不高兴，而这也成为一些人认定对方对中国存有敌意的证据。
但是如果我们再做一个这样的研究，在同一段时间里面，这份报纸对于美国的报道，到底有多少是负面的，我想结果可能会让不少人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这份报纸对于美国同样存在敌意。
真的是这样吗?还是我们在利用这些数据进行讨论的时候，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就是对于新闻的定义，不同的媒体各自的理解是不同的，有的为了宣传；有的带有批判性的，把自己看成专门是骨头里面挑刺的角色；有的则是定位成善意：有建设性。也因为这样，怎样的新闻才会被报道，或者是报道的方式，那就大不相同了。
近年来，中国在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方面确实做了不少的努力，一直在尝试和不同文明、不同宗教的国家和人民开展对话，进行沟通。但是这种沟通一定要建立在彼此了解和尊重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需要一个双方认定的对话基础，比如当我们讨论新闻媒体的时候，到底媒体应该是揭露性更多，还是正面宣传更多，比如宗教，是承认宗教的力量，还是否定宗教存在的必要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一方一定是正确的，或者有一方一定是错误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其至是文化背景的不同，在很多问题上，必须承认是有本质的分歧的。但是当大家都从自己的定义出发来看对方的时候，所谓的对话也就是变成了各自表述，失去了沟通的效用和意义。对话并不是一定要说服对方，很多时候，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对方。
世界上有宗教信仰的人有五十多亿，他们对于宗教的狂热以及宗教在他们身上赋予的巨大力量，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要理解起来相当困难。所以当我们谈论公共外交时，如果可以把一些事情理解得通透一些，将会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
2006年去美国，我遇到了快二十年没有见面的中学同学，他在美国生活了也差不多二十年，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送了一本《圣经》给我，还带我去做礼拜。那天牧师讲的主题是关于人的欲望，其实就是关于做人的道德标准问题。从圣经故事联系到现实生活，说到底就是教导大家要与人为善、自律自省。事后我告诉我的这位老同学，牧师的布道是精彩的，甚至期待在中国能够多一些这样的讲座来谈论做人的道理。可是最后大家一起唱赞美诗的时候，我却听得非常局促，因为那些歌词“你是我们的太阳，你照亮我们的生活”，我问他，难道你不觉得这样的歌词如此熟悉吗?小时候，我们就是唱这样的歌长大的，只不过，我们歌诵的信仰是实实在在的人、组织，这点和宗教不同。
我问过我的这位老同学，他信教是不是因为娶了一个信教的太太?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有不少为了实际好处而信教的人。比如在香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进入教会办的名校时可以加分，一些家长从此成为教徒，尽管他们自己不要说教义，连教派都没有搞清楚。可老同学告诉我，那是有一天，突然感受到了神的召唤，他跪在那里，能听到神的声音。
说实话，我无法理解这一点，甚至有点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但是却明白，这是他的个人选择，况且，正是因为我无法体验到他的那种经历，才未必代表我就是正确。这个世界上，未知的东西太多，只不过我还没有遇到；在我还没有遇到之前，我知道，就好像他们无法说服我一样，我也无法说服他们。于是，大家最好选择保持一些距离，互相给对方的精神留一点空间。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新闻的“负面报道”和“正面报道”，是否算是有中国特色的表述？在我学到的新闻理论当中，只有“新闻报道”和“新闻宣传”之分，即reporting和propaganda的区别。
奥运期间，和常驻北京的两位外国记者聚会，他们找到了位于鼓楼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不是豪华的那种四合院，而是胡同里面的那种小院子，进去的时候，需要经过门口火眼金睛、穿着统一志愿者制服的大妈大婶们的检验。不过他们倒是乐在其中，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晚餐的话题当然离不开奥运。一名美联社的摄影师一早已经知道谁是火炬手，因为彩排的时候他们可以拍摄整个过程，只不过大家遵守保密协议，从来没有泄露过这个秘密，不像韩国那家电视台，迫不及待地把彩排的画面提前播放，很是没有职业道德。另外一个做财经报纸的美国同行马上大叫，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可以买李宁的股票，不过很快，他马上自我纠正：不行不行，这算是内部交易吧。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开幕式结束后特别去买了李宁的股票，在股市低迷的时刻，那可是一枝独秀呀。不过我很佩服这位同行，可以如此快速地找到一个新闻切入角度。
话题很快扯到了开幕式上的“假唱风波”，之所以会成为话题，是因为在当天下午，开幕式的音乐总监在接受访问时透露，大家在开幕式听到的声音，原来不是那个穿着红裙子的女孩子林妙可的，而是另外一个女孩杨沛宜的，原因是领导认为，杨沛宜的样子不够美，林妙可的声音不够甜。
迟到的《纽约时报》记者告诉大家，他们找到了林妙可的父母，并且采访了他们。报道在第二天就会刊发。
其实当时关于开幕式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焰火，使用的原来是计算机效果。不过对于我的这些同行来说，这个话题并没有引起他们太多的讨论，他们的关注点都放在了两个孩子身上。而在饭桌上，我听到的最多的感叹，就是“poor kids”，可怜的孩子。
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这则新闻引发西方主流媒体关注的原因，因为里面涉及未成年的孩子，一个社会如何对待孩子，显示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取向。我想，两个人合作完成这个节目同样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大家现在所知道的理由：一个声音不够好，一个样子不够漂亮。对于那些主张对待孩子要鼓励、爱护的人们来说，这样的理由是否有点残酷?
对于我的这些外国同行来说，电视台播放的画面使用了计算机特技，并不算是一个太特别的做法，毕竟大家都明白，整个开幕式就是一场盛大的演出，而事实上，现场的焰火燃放非常顺利和成功，至于假唱，也不算是大新闻，2006年冬季奥运会那个七十多岁的主唱者也是假唱，因为年纪和天气的问题。毕竟大家看的是一场show，如何定义表演，尚有讨论的空间，当然，那次假唱的前提是，声音还是演唱者自己的。
这些同行把关注点全部放在这两个孩子身上，是因为在西方人看来，这样对待孩子的做法和理由，实在是难以接受，他们担心这种做法对于孩子未来的成长会造成心理创伤。当然，他们可能有点多虑，因为中国社会的价值观，还有对于孩子的成长教育，和西方社会之间有着太大的分别。在这个新闻被报道之后，我让我的同事采访北京市民，大部分的被访者觉得,这并不是问题。只不过，这场给全世界观看，特别是给西方对于中国有偏见的人观看的完美演出，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加深别人固有的偏见，实在是有点不值得。
在座的一位美国同行，她在整个奥运期间的工作，就是每天记录空气质量数据。工作非常简单，就是自己拿着一个仪器测试，然后把自己得到的数据和官方公布的数字进行比较。除了媒体自己做，美国驻华大使馆也每天公布自己测试到的数据。
当然，这样测试得来的数据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只代表了北京某一个区域的情况，也因此，北京市环保部门公开表示，这些数据都不精确。我们倒是可以看看外国媒体这样做的原因。因为把自己看成看门狗，认定媒体的作用是监督政府，正因为如此，媒体是不可以把政府发布的消息、数据，不经过任何检验，就毫不置疑地发布出去。这不单单是针对北京奥运的空气质量问题，这些媒体对自己的政府同样苛刻，甚至更加苛刻，而且是持久的。那么如何来验证政府所说的，那就需要媒体之外的独立的第三方，比如被这些美国同行认可的空气测试独立第三方，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国际化团队，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官方背景。
北京空气好不好?反正肯定比奥运会开幕之前要好，是不是好到没有可以被批评的地方?那肯定还有改善的空间。因为西方媒体的大量报道，不少运动员来到北京的时候，戴着口罩，有的表达了不少的担心，但是来到之后，事实自然会自己说话。代表美国队参加比赛的肯尼亚籍运动员就公开表示，没有之前传说中的那样差，自己来了好几天，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他提醒其他运动员，不要别人说什么就相信什么，结果是自己搞得紧张得不得了，毫无意义。同样的，作为官方来说，面对媒体的质疑，只要抱着一种开放,包容，用数据、事实说话的态度，而不是把对方看成水火不容的敌人，大家不就可以各司其职了吗?
除了体育新闻，奥运期间在中国采访的外国媒体，都没有把焦点放在比赛上面，说得不好听一点，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寻找中国官员口中的“负面新闻”，缺少“正面报道”，当然，你可以把这样的局面看成不友好，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这就是他们对于新闻的定义，新闻从来没有正面或者负面之分，新闻就是新闻，而所谓有价值的新闻，就是那些能够找到政府做的还不够的地方，以保障民众的权益。
政府公共外交的责任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还有财长盖特纳，在北京参加中美战略对话的时候，接受了“鲁豫有约”的访问。刚开始让我觉得有些意外，毕竟这两个是政治人物，又正好在参加一项中美之间的重要活动，而这个节目的定位，在我看来一直和时政搭不上边。
不过看完节目，却发现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因为政治在很多人看来会觉得有些枯燥，如果是一个严肃的时政访谈，只会吸引那些对政治议题关心的中国观众。然而出现在这样轻松的谈话节目里就不一样了，那些关心政治话题的观众，会好奇这样的政治人物在这样的节目里会谈些什么，而不关心政治话题的人，则只需要把这两个被访者看成是两个名人，而名人谈自己的个人生活，通常是很有吸引力的，受众会觉得，对方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再是没有个人色彩的官员。
在我看来，这是美国政府积极推动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外交不再是政府对政府、官员对官员的互动，而是政府的官员直接面对外国的民众。比如，和对方国家的民众进行面对面的接触，比如领导人、官员去对方国家发表公开演讲、接受媒体的访问等等。不过，传播效果的好坏，则要看选择怎样的方法，不同的国家，同样的方法，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
其实中国领导人很早就这样做了，除了在国外的大学发表演讲，三年前，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时到公园和日本民众聊天、打太极拳，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三年之后，他再次访问日本，那个天天都去晨练的老太太说，自己还记得这个中国的总理。
对于商业化媒体来说，新闻的选择不太需要有政治的考虑，因此，官方活动很少被大篇幅报道，除非两国之间有自己国家的民众特别关心的议题。但是像这样的场面，一起打太极拳、和日本的大学生玩棒球，而且玩得非常投入，表情也特别丰富和有趣，当然会成为求之不得的新闻素材。于是看到日本的各大电视台，不断重复播放这样的场面，而政府首脑之间的双边会谈，除了像NHK这样的官方媒体有责任播放之外，其他的电视台甚至连画面都没有出现过。
也是在日本，2000年的时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出现在TBS一个著名的谈话节目中，面对台下的日本观众，他还表演胡琴独奏，获得了日本观众的热烈掌声。这个场面在全球的媒体播放，让人们对于中国领导人有了严肃之外的不同印象。
在中国，不少人认为，每个民众都有展现国家形象的责任，这就是公共外交。在我看来，这是需要纠正的一个观念，外交的责任，不管前面加上了怎样的定语，都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行为，如果总是要和国家荣誉挂钩，那民众的责任，也实在是过于重大；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对于那些习惯了个人只代表自己的外国人来说，民众表现得再好，也和政府没有关系。
（摘自《不分东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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