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高速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但是相关部门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开始迅速减缓，每年平均只有l%多，预计在2015年将转为负增长。所以在总体上，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一旦出口恢复，大批订货产生、大规模用工需求，用工荒现象就不可避免会出现。

    2010年春节后，民工荒发展成为包括劳动力输出地在内的广泛性短工问题。

    劳动力和油价上涨影响着中国的高增长

    曾瀞漪：过去几年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增长那么快，利息能够那么低呢?

    谢国忠：因为我们处于一个特殊的阶段，工资上升比较慢，劳动力供应比较充裕，油价上升也不是很多。这两个生产要素价格比较稳定，使得中国能够维持高增长、利息比较低这样一个状态。未来看起来是不太可能了。

    曾瀞漪：为什么呢?

    谢国忠：因为中国劳动力短缺，劳动力并不是过剩的，这几年工资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另外，过去油价低，是因为东欧和俄罗斯的需求在下降，现在它们的需求在上升，世界上大油田的生产产量或停滞不前，或处于下降的状态，所以油价上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这样一来，货币宽松的政策就会引起比较严重的通胀。

    不管中国政府对房地产调控心里是怎么想的，现在你至少还能控制，原因是通胀比较低。通胀高的话你必须收紧货币，那时候房价的高低是轮不到政府说了算的。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政策再不转变，继续让房价再上一层楼，以后通胀很严重的时候，加息的话利息会更高，那时候房地产市场会崩溃。就像20世纪90年代一样，会引起很严重的后果，包括银行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

    中国为何出现劳动力短缺

    曾瀞漪：除了油价上涨之外，中国还出现了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劳动力短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短缺?

    谢国忠：一方面是10年前，1997、1998年的时候，中国的工资比较低，而且有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农村劳动力涌出来很多，下岗工人也多，劳动力市场竞争非常严重。但10年之后，原来国企改革的一批下岗工人，大部分退出劳动力市场了，这个供应就没有了。

    另外，中国高校10年来一直在扩招，高校体系里面有近三千万人。中国人一年的劳动力增加可能就是一千万左右，所以有3年劳动力供应在院校体系里面，这对劳动力供应也有一个负面的影响。现在大学生占同龄人的比例为30％，他们毕业后不容易找工作，但是他们不愿意去做蓝领工人。

    曾瀞漪：他们想“我是大学生，我才不会做蓝领工人”。

    谢国忠：他们不愿意做蓝领工人。甚至有的地方工厂工资比地方工资高好多，他们也不愿意去工厂。所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里面，跟大学生有关的地方劳动力是过剩的，而跟蓝领工有关的地方现在就短缺。劳动力集中的工厂里面要找人，或者那些开饭店的要招人，都不像过去那么容易了。

    这是工资趋势明显的一个拐点。过去工资的增加比劳动生产力增加要低好多，劳动生产力是双位数地增加，但是工资的增长非常少。按正常的情况来看，工资应该跟生产力增加的速度差不多。现在因为劳动力市场有这样一个转变，所以工资增加的速度比劳动生产力增加的速度还要快，也会引起通胀。

    工资增加对通胀的压力有多大

    曾瀞漪：你刚才提到出现了错配的情况，一个是有工没人做，另外一个就是有人没工做。不是说职位不够，而是说大家不愿去迁就职位或者薪水的问题。现在只有增加工资，才能够吸引到这些工厂要用的人，我听有人说可能要涨10％以上，或者要涨25％以上，这种现象究竟会对中国的通货膨胀造成多大的压力?会将通货膨胀推高到什么程度呢?

    谢国忠：现在印度和俄罗斯的通胀都是10个百分点左右，从货币政策上来说，它们的汇率升值比较多，利息也很高，印度利息是7％左右。它们的宏观政策对通胀的压力比中国要大，但是通胀还是那么高。中国现在汇率跟美元挂钩，是相对比较弱的。储蓄利息几乎是0，长期的利息也就3、4个百分点，中国的宏观政策对通胀没有什么压制，所以通胀出现爆发性上升的可能性很大。行政手段很难控制物价。

    谢国忠：中国政府一贯的想法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压物价。比如说，给国企补贴，让水、电不去涨。最近不是水在涨嘛，到时候中央命令他们不涨，通过财政的手段去补贴他们的亏损。这种补贴的手段在工资不涨的情况下是比较有效的，但在工资大幅度上升的时候，整个服务行业成本上升，政府就控制不了了。

    中国物价出现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会不会出现双位数，还取决于中国加息有多快，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有多大。一个是通胀预期，一个是通胀时期通胀的压力，就是货币过多、劳动力短缺。通胀的预期是因为房价过高，大家觉得其他的物价会跟着房价走。所以如果加大房地产的调控力度，通胀的速度会放缓。通胀是以货币供应量来确定的，所以短线房地产调控政策不能放松。如果因为地方财政的问题，房地产调控又放松的话，中国出现通胀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资本过剩给中国带来新机会

    曾瀞漪：你认为中国正在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逐渐进入廉价资本的时代，能不能谈一下中国资本优势时期与劳动力优势时期相比，有哪些不同的特征?

    谢国忠：中国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这么多年，对劳动力供求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10年前，劳动力有很大的过剩，引起了制造业快速的扩张，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全世界许多工厂都搬到中国来。现在这些工厂还在中国，但是劳动力供应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多了，出现了劳动力相对短缺的现象。中国通过粗放型扩张、通过量来扩张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人口结构近期是不可能改变的。

    所谓资本过剩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人口结构引起的，中国的“婴儿潮”，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人，他们的子女都是独生子女。他们过度地考虑以后要自力更生，不能依赖别人，所以在储蓄上面比较高。另外资本过剩也跟政府政策有关，政府收的钱多，收了钱之后拿去投资，因为这是储蓄的一部分，就引起了中国资本价格相对低。

    还有就是一个热钱的问题，热钱进来也降低了资本的价格。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情况，赶快把国际板建起来，把过剩的货币变成比较好的资产、全世界的资产。这样在以后货币的价值出现问题的时候，对老百姓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交代。中国这几年货币放得那么多，虽然说现在汇率升值有很多压力，但是最终货币的价值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中国的货币供应增加那么多，大家都是担心的，所以应该实行多元化，如果上海的国际板出来，可以让世界上比较好的公司都到上海来挂牌，那样，中国老百姓就会有机会多元化他们的资产组合，以后金融出现风险的时候，他们不会把所有的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跨国公司本土化是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一步

    曾瀞漪：中国这几年大力发展区域经济，东西南北中部都是颇有成效的。金融危机期间，民工顺势留在了中西部工作，因为那里就业机会增多了。你觉得中国发展区域经济还有哪些策略?

    谢国忠：中国在经济发展当中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城市化的问题，城市化要有规划，要集中搞大城市。搞小城市是没有效率的，建设当中会带来繁荣，但是它其实是建设花钱带来的繁荣，等建设好了，大家没有工作，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到时候银行的债还不上，我到处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中国要集中资源，搞有效益的大城市建设，而且老百姓都愿意住大城市，为什么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呢?所以这是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要统一起来，这跟房地产也有关系。中国一定要有一个高级别的部委，专门出来干这个事。中国现在把这个事分散到建设部、发改委、交通部等，没有一个具体的地方能够综合起来考虑，很多问题都是由它引起来的，这是城市化策略战略的问题。

    第二个是中国产业升级的问题，怎么样让产业能够升级?现在很多人在外面搞宣传，他们要造汽车，等等。中国过去的成功是招商引资、搞出口，现在是不是到了一定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大，让自己的企业和外国企业去争的境地，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因为日本和韩国都是自己的企业在做。

    但是中国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民企规模小，国企效益低。很多人在外面宣传要干吗，最后爆出来都是空的，都是想要国家的钱，要银行的钱，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寥寥无几。所以中国在产业升级上面要有创造性的思维。2020年中国要成为创造性的经济体，这条路怎么走，我们有很多创造性的路可以走。我多次说过，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能够把世界的企业变成中国的企业。中国可以通过上海股市的国际板，让世界上好的企业到上海来挂牌，渐渐地股票都到中国来了，知名企业慢慢就变成中国的企业了。跨国企业在中国本土化的战略，是中国能够走的路。

    曾瀞漪：你认为实现跨国企业本土化是未来经济发展很重要的一步。但是现在外资企业对于中国的投资环境，有不少负面议论，即使他们觉得中国的经济很重要，在这里投资也会有收获。你觉得现在外资对于中国投资环境的抱怨，有多少是由于他们的超国民待遇被取消而引起的，或者是中国现在对于外资，真的不再稀罕了?

    谢国忠：中国现在的投资环境比过去差一点，成本大幅度上升，包括劳动法，福利的成本，土地价格的上升，很多企业因此不满。另外，有些市场已经饱和，新的市场又有国进民退的现象，有些市场的进入受到很大的限制，包括金融、能源、交通、通信等行业都不能进。所以跨国企业觉得在中国没有发展前途，发牢骚了。我觉得这件事还是值得重视的。

    中国低工资的时代已经过去

    2010年，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突然陷入“跳楼事件”危机，成为海内外媒体的关注焦点。

    从2010年1月23日，19岁的员工马向前死亡，到2010年5月26日一名男性坠楼身亡，富士康深圳厂区连续发生12起跳楼事件。这一系列事故目前已经造成了10人死亡，2人重伤。根据富士康企业的介绍，事发员工绝大部分在18～23岁之间，只有一名是28岁。这些员工上岗时间绝大部分在六个月之内，有些进厂还不到一个月。富士康企业认为，新员工刚进厂没多久就出事，说明企业对他们的人文主义关怀不够。

    5月26日下午，在富士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富士康公司企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郭台铭对接连出现的员工跳楼自杀事件表示道歉。

    6月1日，富士康科技集团宣布全面上调薪酬标准，基层员工上调薪资30％以上，其中作业员从原来每月基本薪资900元上调至1200元，线组长在原有薪资标准基础上调升30％以上。6日晚，富士康再次发布公告称，自10月1日起，对富士康集团深圳地区各厂区经考核合格的作业员及线组长的标准薪资再度上调为每月2000元，调薪幅度超过66％。

    现在从“美国价”变成“中国价”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自然资源的价格又在上涨，“中国价”开始变成“资源价”。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红利也走到了尽头。

    曾瀞漪：6月初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企业，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企业大幅度加薪122％，接着中国各地出现了加薪潮，部分省顺势调高最低工资。政府认为这样可以调整经济结构，同时可以拉高最低端的消费。对于中国来说，这个讨论是很复杂的，涉及了政治、经济、社会，甚至企业以及行业的竞争力，等等。到底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如何思考当中的利弊得失?

    我们要非常认真地讨论，中国劳工的工资，到底应该怎么来调整。我记得你在2010年年初的《财经点对点》节目当中，已经预示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而且你说工人的工资必定会出现大幅度的上涨。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你说的话。

    谢国忠：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某些与大学生有关的地方劳动力出现了过剩的，与蓝领工有关的地方就发生了短缺。在劳动力集中的工厂里面，或者是沿海的一些饭店，要找到人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容易了。这是工资的上涨趋势明显的一个拐点。过去中国劳动力的增加是双位数的增加，但工资的增加非常少。按正常的情况来看，工资应该与劳动力生产力的增加速度差不多。现在我们因为劳动力市场有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工资增加的速度可能比劳动力生产力要快，这个会引起膨胀。

    曾瀞漪：就像你当时所说，工资增加的速度比劳动力增长的速度还要快，工资增长已经出现了拐点。目前这个情况，真的是非常普遍吗?

    谢国忠：是。这种变化的必然出现主要有两个大的因素，一个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了30年，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在下降。这个和10年前的劳动力供应不一样了。虽然最近中国的出口看上去很不错，但大部分从事出口的工厂的员工还是不足，开工的就七成多一点，这个说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出现了相对紧张的状态。

    第二是通胀很严重。大家的实际工资受通胀的影响，购买力在下降。最近六七年中国追求利息低、工资低、高房价，这个政策引发社会很多矛盾。现在这个政策又引起了通胀，工资本来就很低，民众的购买力下降，所以社会矛盾很激烈，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些突发性事件。

    曾瀞漪：我们可以看到从富士康大幅度调薪之后，政府也倾向于顺势推动收入分配的改革，让工资大幅度增加。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富士康的现象，郭台铭这一次把工人的薪水调高了122％，有人就议论说，它能够做得到吗?企业的利润会不会因此受到侵蚀?将来富士康能够成功转型吗?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谢国忠：对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做过一定的研究。中国出口的产品出厂价在美国，只有当地销售价的25％左右，而劳动力成本只占一般工厂成本的10％～15％，其他都是零配件、设备的折旧、电费，等等。你的出厂价是销售价的25％，劳动力成本是出厂价中的15％，就是说劳动力成本只占美国销售价的3％多一点，如果涨一倍就是6％。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上升，在国际大环境里面还是能够承受的。

    （摘自《谢国忠的忠告》，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9月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