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亮，一个农村贫苦家庭出身的普通大学本科生；辛胜通（化名），一个出生在北京富裕家庭的名牌大学研究生。两个人，无论是人生起点还是社会实践，都天差地别，一个人天然已有的位置成为另一个人人生奋斗的目标。结果导致了他们虽为同代人，但价值观、思维方式完全不同，彼此在思想上完全不能引起共鸣。
主人公简介：
辛胜通，1983年2月19日出生于北京，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毕业。现在北京任职于某大型国企。
宋永亮，1983年2月18日出生于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2008年黑龙江黑河学院俄语专业本科毕业。现在北京任职于龙文学校。
第一幕 找工作呀找工作
辛胜通：2007年，我从人大毕业。回头看我找工作的过程没大家说得那么困难，原因或许有二：第一，我有北京户口；第二，我是男孩子。
我找工作的主要手段是网申，给农行、工行、中国银行还有摩根士丹利都投去了一份简历。除了最后那个没有回复，其他的都得到机会了。不过我都没去，选择了来现在这个公司作投资。它充满了神秘感，大国企，却几乎不对外招人。我怎么进去的？嗯，不否认，有人推荐……
年薪，与很多在银行的朋友相比，差两三万。但国企有国企的好。在银行这种大机构，每个人的空间都相当有限，相当于流水线上的一个机械手，而在这样一个公司，你会不停地接触各个层面。毕业这三年，我见过OPEC的主席，就像咱们现在这样面对面地聊天；见过非洲国家总统，而且不止一个；还和全球性的石油贸易公司的总裁、有色金属公司的总裁，都做过business。在这里你总有机会和全球最顶尖的公司、非常牛的人过招。
也有过一些特别的经历：我去过苏丹，去过厄立特里亚，穿越过危险的地带，有人持枪保护着你，有时还会看到地上散落的AK-47的弹壳……简直像拍电影一样。那种经历，很多人一生都体验不到。
李 纯：永亮，听了他的讲述，你有什么感受？
宋永亮：我的人生，应该说与他截然不同。
首先，他进入了人民大学这样一所我们幻想了一辈子也进不了的大学。这也许是自己不够争气，或许是家庭的因素。反正，我的人生根本就没“计划”过。
找工作时，我们发简历，往往是海投，投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有什么发展，跟专业稍微沾点边儿、有点“文化”就行了。我做过导游，做过翻译，去人家的店里搬过酒，也跑过建材市场，搜集上游客户的各种资料……有时候甚至想去做普通服务员。家里头打电话来说不想让我念过大学之后干这种事情，可是，只要别人出得起钱，我肯定会去做。
现在，我在一家家教补习学校工作。没有双休日，也没有其他节假日。可是我们都抢着要去做，因为一个月能拿到四五千块钱，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尽管如此，我花起钱来还是很节省。有时一顿饭超过5块钱，就很心疼。
有一种说法是2012快来了。真有世界末日的话，我会非常开心，会趁剩下的一年多时间，和亲人痛痛快快在一起。死了之后都不痛苦，痛苦的是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没死。有时我想，活着真比死了难。
第二幕 富二代
李 纯：从小到大，你有过吃苦的记忆吗？
辛胜通：我对生活的要求真不是太高，几天不带钱包，都没什么感觉，吃饭有食堂。食堂不发卡，我也会找一个不太贵的地方吃一顿，比较随意。
宋永亮：那当你只有一件衣服，而且衣服脏得没法穿的时候，你肯定就不会说“随意”了。
辛胜通：那我就去买，而且衣服，对现在的人来说，不是太难解决的事儿。
李 纯：永亮的意思，是马斯洛关于人类需求层次理论的五个层次。你已经实现了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永亮，他可能直到现在，都一直在为生存挣扎。你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辛胜通：你说得没错。但我认为，每个人都面临一个欲望“金字塔”，只是欲望的“塔基”大小不一，有的人塔基特小，很容易就满足了，但有的人塔基特大，很难满足。我见过太多不容易有满足感的人。有个朋友，房子还没买呢，就买个“甲壳虫”，我说你天天住车里呀，但他非要享受那过程。这是人与人的不一样。
李 纯：你说的那个朋友，是属于物欲膨胀的类型。而永亮说的，是基本生活需求的问题。
辛胜通：我们也有我们物质上的困扰。比如娶妻之后一样会有“金钱”的困扰。养孩子，那也是个无底洞。
我理解的“苦”，更多的是困惑。比如说，当事业遇到瓶颈的时候，当决定你命运的人不欣赏你的时候，当你周边的朋友在飞速地成长，而自己的能力或知识技能停滞不前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各自那一层的困扰。
宋永亮：所以每个人都往上走，不会往下看。
辛胜通：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特有的。人类社会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高速过渡的过程中，都会遇见这样的问题。如日本的年轻人也经历过很压抑的阶段，但现在也开始了回归。在大阪做农民，比在东京舒服多了。
李 纯：但我们离“回归”的这一天好像还挺远。你认为当代中国青年在发展中，遇到的断裂问题，永亮的苦恼，你的苦恼，源起何处？
辛胜通：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教育没有教给人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大学本来就是要教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是随便学点技能就完事。拿金融行业来说，你看华尔街那帮人搞那些东西好像有多难，实际上，我担保，只要认真学，一两个月你肯定会。
只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教人怎么以正确的人生态度看待世界，处理你每天遇到的具体问题。再以你们补习学校打个比方，一个家长来说，你没把我小孩教好，我要拿把砍刀砍你，200个员工，估计没几个人能顺利解决这事。书上没一个理论这么教。
宋永亮：你说的是人的灵活变通和与生俱来的悟性。那我想问问你，那是不是咱们的教育内容改变过来，学生出来后就能找到工作呢？
辛胜通：就业岗位的创造是市场经济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政府管得越多，越创造不了岗位。你得让资本自由流动起来。
这么说吧，资本本身不带什么色彩——只有一个属性，就是赢利。穷与富都不是罪。关键是用一个确定的政策让大多数人富裕起来，我允许你，不管是你用你的劳动，还是用你的资本，来创造价值，但是如果你违法我就会处罚你。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岗位被创造出来，并保持下去。
李 纯：怎么看富二代？
辛胜通：富二代本身没什么过错。如果他没有做违反法律的事儿。
李 纯：著名的“杭州飙车案”呢？当富二代在闹市玩漂移。
辛胜通：这个问题不应归结于富二代，应该归结于法律。让法律去解决，让有钱人没法靠钱“摆平”这类事。
李 纯：不要求良知和道德吗？
辛胜通：我觉得对每个人要求的底线应该是法律，而不是良知和道德。
李 纯：那在目前法律不健全，甚至被人滥用的情况下，如何去约束富人？
辛胜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改变。今天的一切会成为明天的历史。
李 纯：有些人注定只能成为蝼蚁？
辛胜通：是这样的，如果只是孤立地看一个时期，是有人会成为蝼蚁。但如果将其放在历史长河中，这只是一个“过程”。
李 纯：如果我们现在无动于衷，那进步的进程是不是会更慢而且更远？
辛胜通：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明晰责任的问题。而且什么是社会的稳定器？不是富人，不是穷人，是司法。我一直赞同司法要公正。另外，对一个人进行审判时，也要客观，不要带任何情绪的宣泄，也不要带对任何阶层的有色眼镜，要就事论事，不要把一个阶层全打倒。
李 纯：这些都是技术手段。要实现人类的公义，最终得依靠人自身。
第三幕 会不会去农村？
李 纯：你会不会去农村？
辛胜通：如果农村给年轻人更大的发展空间，我就去。
宋永亮：你认为农村的发展在哪里？你去过农村吗？你在农村待过多久？
辛胜通：这正是我想说的。农村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当然有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但更多的问题是什么？是咱们的农村没有配套的环境。
农业发展不是没有希望。你看黑石都投资农业了，这是一个风向标。国际巨头ABCD全进来了，食用油也进来了，你说中国农业会没前途吗？怎么我们就不能把这块地儿给占了？
宋永亮：你看得很乐观。但据我了解，对于农村人来说，他只是为了种地而种地，不像城里人或者更高层次的人，看得那么深远。他种地就是为了吃上饭，卖点钱，维持接下来的生活，娶妻生子，只是这样而已。
辛胜通：这话像父辈说的。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受过高等教育的，应该有更高的认识。
李 纯：除了见解不同，关键在于掌握的资源不一样吧。掌握庞大金钱与权力的人，可以去操纵它、运营它，但赤手空拳，就会很难。
辛胜通：这就涉及有没有给一代青年人提供良好的环境。这个环境需要谁来提供？确实需要政府来提供，不是个人能营造的。
其中之一是制度上的保证。想引导孩子去农村发展，干两年让人回来上研究生？那谁愿意真正在那里扎根？让我们看看美国是怎么开发西部的，开发100亩地，成功了，这地就归你了。我们得研究在现在的情势下政策如何才能真正地吸引人。
最重要的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环境可以不好，甚至苛刻，但一定不能随意改变。要让年轻人看到二十年三十年发展的希望。
宋永亮：你说的我都知道。但农村孩子要出来，没有别的途径，只能是上学。可有时候上了学之后，命运更加悲惨，比如我四年大学加高中读下来，花了家里接近十万块钱。现在回回不去，待又待不下，你说这是个人能力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
李 纯：你们是在不同的站位看这个问题。一个意气风发，一个陷入了“死循环”。谁都没有错，一个隐藏着巨大风险的地方也隐藏着莫大的机遇。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一步步让自己强大，真正强大的那一天，才能带着资源和能量反哺来时的地方。
第四幕 真正的幸福
李 纯：永亮的理想是要把事业做好，赚很多钱，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你呢？
辛胜通：小时候，就是当科学家。后来我慢慢发现所谓理想，不是想干什么，而是能干什么。
李 纯：会挑战自己的极限吗？
宋永亮：我会拼，但不会跟社会对撞。来到北京之后，我学会了忍耐。
辛胜通：不会。比如高考，有同学说，我就要考清华北大，拼啦。我呢，就考人大。这样更稳妥一些。做事情，我最少得有八成的把握，才去做。
李 纯：什么让你有真正的幸福感？
辛胜通：对未来永远充满信心。我不拿金钱来衡量幸福感，否则不管一个人挣多少钱，他都找不到幸福感。权力给你带来的是欲望和满足感，不是幸福感。
宋永亮：我能独立糊口，我就有幸福感。
李 纯：你的理想是什么？
辛胜通：成为一个出色的投资人才，能够在这个行业有一份小而独到的声音。
宋永亮：在北京有自己的事业，最起码能开心地生活。
李 纯：个人财富达到多少，能让你有自由感？
辛胜通：自由？这么说吧，我最喜欢的生活状态，是不去搞所谓的世俗的东西，而是专心研究哲学。当人有一天不为物质所束缚的时候，就能自然地想一些“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的问题。
宋永亮：说不清具体多少钱，能把自己各种琐事处理好就行。
李 纯：金钱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多重要？
宋永亮：起码对我来说很重要。
李 纯：北京对你意味着什么？
辛胜通：就是一座城市。
我真没把北京当成故土。事实上，我觉得像北京这样的超级大城市，并不能带给人多大的归属感。能给人归属感的城市，一定是当地的文化深深地流淌于你的血脉中。
宋永亮：以前对我来说，是一个梦，一个昂贵的驿站；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工作的地方。
李 纯：你对国家的未来，信心如何？
辛胜通：有信心。我深爱着我的国家。国家的概念是一种文化，根深蒂固的文化。
宋永亮：这种问题对我来说有点儿远，我现在想的就是踏踏实实地奋斗。
廉思有感：“城二代”、“村二代”的背后是社会共识的断裂
宋永亮，辛胜通，他们两人的对话，或许没有一眼可知的英雄主义与诗意的场景，但却以另一种方式传达了这个时代的声音和希望。对于辛胜通而言，从小就知道咖啡的滋味，而在宋永亮的内心，则一直存有“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纠结。
先天优越的生存条件，为辛胜通这样的“城二代”注入了别样的成长激素，这使得他们“天然地”在社会竞争力上要强于普通人。而像宋永亮这样的“村二代”则相反，随着民间财富高速增长，他们却背负着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双重压力，在求学、就业或创业途中，难免遭遇有形、无形的困难，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由于能力有大小，学识有高低，“蚁族”的存在不仅是社会分层的必然，还是激励人勤奋好学、追求上进的有效举措，这和适当的收入分配差异能催人进取是一个道理。可是，一旦“蚁族”和个人能力无关，而和他的出身密切相关，那么“蚁族”就不再是个人问题或者是某个群体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需要站在全社会的高度加以考量。
在现实生活中，强者、富者处于优势地位，弱者、穷者处于不利地位。作为一个社会，应当特别倡导强的尊重弱的，富的尊重穷的，这是一种道德，一种品格，一种文明。但如今，“蚁族”已经强烈感受到了自己与城里人生活状况的差异，确认了自己一直被压抑在社会低端的现实；而少数富豪阶层的“炫富”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反感，无疑是杭州飙车案中“富二代”和“我爸是李刚”中“官二代”遭到许多人强烈声讨的重要原因。由于各自从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出发看待现实问题，致使阶层之间观念冲突、互相不信任增多，彼此形成隔阂心态，加剧了弱势阶层对强势阶层的怨念。
更要引起警惕的是，今天的思想会成为明天的现实，“蚁族”现象所引发的后续问题，不在当下，而在未来。一个人在年轻时的经历会影响他今后一生的心态和价值观。试想：一个人在年轻时被社会冷落、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那么当他成功后，他会怎么来看待这个社会？他会如何来回报这个社会？他又会如何来教育自己的下一代？这是涉及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可见，“蚁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蚁族”可以传染、继承甚至世袭。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循环变为精英复制，那么就意味着普通阶层获得财富的边界完全封闭。当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向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等强势阶层聚拢时，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弱势阶层所能分享到的利益越来越少，他们与社会上层所谓精英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距必然越来越大，内心深处的被剥削感、被剥夺感就会越来越强，从而引发高度不满。其实，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托克维尔就已经注意到，社会大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依他的观察，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是经济停止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法国革命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后来，研究革命和动荡的学者把与托克维尔类似的观点称之为“倒J”假设，并找到了很多证明“倒J”假设正确的证据。
既然西方国家或多或少地都经历过类似现象，那么，这些国家是靠什么手段来解决“蚁族”继承和世袭的问题呢?其实，这些国家并没有仅仅着眼于“蚁族”这一个单一的现象，而是把“蚁族”问题放在了整个社会分配体系中进行考量，从而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最先采取的就是实施反垄断、同工同酬、高福利、加大社会保障进而缩小贫富差距等举措。
因此，“蚁族”可谓当代社会生态的一面反光镜，照出的是以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就是民生根本的维系所在。其实，早在2006年，中央就明确提出“补低、扩中、调高”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思路，但至今未能完全扭转局面，关键还在执行层面。
一个社会需要一个共识，欧洲社会学家涂尔干早在19世纪就提出，一个社会没有共识，必然分崩离析。而社会共识的基础在于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命运。只有当每一个个体都感觉到与共同体休戚与共的那种感情纽带的联系时，共同体的意识才能形成。伴随着阶层分化及拥有、占用资源的不同，各阶层在消费、婚姻、教育和社会交往等多个方面的差距也在扩大，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并最终凝聚为不同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意识。因此，无论是“蚁族”、“北漂”，还是“城二代”和“村二代”，其实都只是一种外在符号，在这种符号的背后，显现出某种社会共识的破裂。这种破裂涉及整个中国的发展战略。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是不是应该由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合理公平地分配。在这个问题上，靠市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场天生是产生不平衡和不平等的，那么，国家和政府就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政府应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青年起点公平，保障资源合理分配，保障人格人权平等，为青年人构建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和良性的社会流动机制，使“富二代”不会因其富庶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原罪的道德压力，使“贫二代”也不会因其贫穷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物质的压力，使每一个青年都能公平地分享与其奋斗打拼相值的发展际遇和改革成果。那么，社会最终将撬开贫富层际流动的壁垒，消弭贫富层际心理的断裂，重建贫富层际价值的共识，走向改革之初所定下的“共同富裕”之路。这就像人们梦想中的大同社会各有差异，但有三点应当是共同的：国家有愿景，社会有共识，个人有希望。
（摘自《蚁族Ⅱ——谁的时代》，中信出版社2010年12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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