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2月以后，大概没有谁会预见到，已经是剑拔弩张的国共两党会在几个月之后，于世人瞩目之下， “在愉快融洽的情绪中”，签订了一个自有国共谈判以来从未签订过的和平协定。并且，多半也是在这种“愉快融洽的情绪中”，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留下了他们平生以来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正式的合影。然而，在这“愉快融洽的情绪”背后所进行的斗争丝毫不比公开的对抗来得轻松。
“内战的方向确定了”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共同决定在远东战后将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来统一中国。据此，4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公开发表演说支持蒋介石，并含沙射影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统一中国的障碍了。由此，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变化，美国政府中过去同情中共的势力开始迅速遭到排斥和打击，扶蒋政策得到确立，这种情况无疑是蒋介石所梦寐以求，自然深感欣慰。
既然有美国政府的公开支持，蒋介石随即开始准备和共产党算账了。就在赫尔利公开表态之后的第六天，即4月8日，蒋介石就下达指令，要求各战区务必“于七月以前”“集中全力以消灭奸匪之组织及武力”。
蒋介石向来不把中共的军事力量放在眼里。美国方面的表态，特别是自4月1日之后美国军方已经将国民党军队划分为三个补给区而陆续开始按美方设计予以补给，其分三期装备国民党军队的计划也已完成了其第一期计划的三分之一，即已装备了原计划三十六个师中的二十四个师，这使蒋介石更加踌躇满志。他显然感到高兴，因为比较前此对共产党只能在政治上步步退守，军事上被捆住手脚，他现在可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了。5月底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在蒋介石召集的与会高级将领的会议上，他明确告诫各将领，盟军登陆尚须数月，在此期间国军务必集中全力收复可以收复的失地，同时要放手打击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使其无力与国民党争天下，为此甚至可以不必顾虑国际舆论。
让国民党高兴的事自然会让共产党感到不满。特别是当共产党人已经确信自己已具有强大实力之际。赫尔利讲话三天后，即4月5日，中共《新华日报》就开始抨击赫尔利“助长中国内战与分裂的危险”。在蒋介石发布剿共密令的两周之后，中国共产党则召开了他们认为是决定中国命运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充满自豪地宣布：“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据此，毛泽东断言：“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
随着蒋介石在3月1日单方面宣布准备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共产党已做好了对抗的准备。5月间，国民政府宣布将于7月7日召开四届一次参政会，中共中央立即表示予以抵制。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久已酝酿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会议，准备与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公开抗衡。中共中央的这种态度，立即引起了部分中间人士的高度紧张。考虑到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他们极为担心这种对抗将会重新演成大规模内战，从而使人民由衷企盼的和平局面由此化为泡影。为此，以褚辅成为首的七位参政员主动出面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以从速完成团结。
6月下旬，各位参政员决定应邀前往延安，协助调解两党关系，为此，他们商定了与中共商谈的具体条件并拟成专函托邵力子转交蒋介石征询意见。其条件分为三点：
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
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
三、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行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
为了尽量牵制中共，使其不致贸然乘日本战败在军事上公然对国民党采取对抗行动，蒋一方面抓紧开始与苏联谈判，促使苏联政府明确表态支持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另一方面则极力劝说美国大使赫尔利重新对中共施加影响，以便必要时再度斡旋两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七参政员主动出面调解国共关系，自然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欢迎与重视。
7月1日，除王云五因病临时未能成行外，褚辅成、黄炎培、冷通、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参政员，与王若飞同乘美军提供的飞机到达延安。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几天商谈之后，六参政员并没有能够劝说中共参政员随同返渝参加两天后即将召开的参政会。相反，他们带回的会谈纪要表明，六参政员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主张，即(一)停止国民大会之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和平”突然降临?
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没有料到美军8月6日竟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苏军随后于9日突然大举出兵中国东北，结果日本第二天就表明了投降之意。几天后，即14日，日本天皇正式下达了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并于次日亲自广播了投降书。而中国的各抗日军队，还没有来得及发动对日军的进攻，战争就意外地结束了。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胜利，国民党人均急谋应对方案，强烈呼吁蒋为防止奸伪乘机进占重要城市与收编敌伪武装，应饬各战区向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徐州、青岛、济南、东北等地迅速推进，向美国交涉空运和海运，同时迅即发表北平行营命令，并先遣要员率小部空运部队早达平津，指挥先遣军及伪军，巩固要点，控制机场及海口。且应由行营指挥河北、滦东一带归顺之伪军，布防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之线，以防奸伪东窜，渗入东北境内，夺取伪械，发展组织。蒋介石显然也有此想法。只是他除了紧急命令各地军政长官“保持镇静”，迅速要求美军动用海空力量帮助运送后方军队前往各战略要点，秘密联络“沦陷区地下军、各地伪军”，给以先遣军、挺进军名义，包括利用汪伪政权要员如周佛海、袁良等负责维持治安，确保各大中城市不致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外，还有更精明的一手。那就是，在他确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立即向毛泽东发出了邀请，邀请其来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而蒋介石之所以要选择这样一个时刻，很大程度上正是考虑到斯大林对中国谈判代表所做出的承诺：“一切援助都将给予中国国民政府”。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显然也还无法完全适应这突然到来的胜利。一直到8月上旬，中共中央都认为日本要到一年以后才会因军事上彻底失败而投降，因此在抓紧部署沿海地区的城乡工作，并努力在华南创造湘粤赣桂边根据地，以便利战后与国民党争夺中国大陆。而日本突然宣告投降，这一切战略部署显然已难以实现。而盟军总部关于侵华日军必须向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的命令，和随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苏联一切物质的和道义的援助，将只提供给国民政府的规定，都明显地使共产党人在战后对中国的争夺中，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刚刚得到蒋介石的邀请电时，中共中央马上断定这是蒋的阴谋，故断言：“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因而遂以朱德名义公开提出6点政治要求，实际上根本拒绝了蒋的邀请。这六点要求就是：
一、国民党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必须事先与中共商量并取得一致。
二、中共及其解放区一切武装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其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武器资财，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
三、中国解放区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的代表有权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请制止内战，故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之敌伪军应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敌伪军则由国民党军队来受降，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六、请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各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及一切反动分子，废止特务机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及抗日军队，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军队，释放政治犯，实行经济改革及其他各项民主改革。
蒋介石20日再次做出诚恳的姿态，致电毛泽东，把授降权等问题推到盟军总部头上，声称“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进而再请毛泽东赴渝“共定大计”。与此同时，美国在华驻军司令魏德迈以及斯大林也都相继来电劝告毛泽东接受邀请，赴重庆谈判。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声称：如果不能实现国内和平，中国就有可能发生毁灭性的灾难。
22、23日，毛泽东分别复电蒋介石和魏德迈将军，明确表示： “为谋中国团结，远东和平，鄙人亟愿至渝与蒋委员长共商大计，兹先派周恩来将军前来接洽。”
23日，蒋介石再电毛泽东，坚称：“唯有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这回蒋终于达到了目的。在蒋接二连三电相邀请和美苏两国政府的压力下，毛泽东最终做出了让步。他在次日复电表示：“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随后，由于接到赫尔利准备亲来延安接毛等赴渝的电报，毛泽东又转而决定与周恩来等同机前往。
艰难的讨价还价
28 日，毛泽东等在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飞抵重庆。29日，双方开始了初步接触，商定国方代表为张治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四人；共方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两人。
双方商定，前三四天为非正式交换意见，然后转入正式会谈。
之后，双方代表接连几天交换意见。至9月2日毛泽东亲自参加谈话。 当晚，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了首次谈话。他也特别解释了军队问题。
9月3日，根据几天来的接触和蒋介石的谈话，毛泽东及中共代表团决定对原定的“目前紧急要求”加以修改，并形成了正式的谈判方案，由周恩来、王若飞提交给了国民党代表。
经过几天商谈之后，中共代表团仍旧提出如此强硬的谈判方案，这颇让蒋介石深感恼火。9月4 日，在双方正式会谈开始之前，蒋专门约集国民党方面代表谈话，明确提出： “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两条具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即不应提出。”
当天下午，国共两党代表开始正式会谈。双方围绕着中共的十一条激烈争论，不得结果。八天的接触和正式商谈之后，双方显然已经对对方的立场有了较清楚的了解，进而都对谈判的前景不抱希望。其实，在这个时候，国共双方都意图利用谈判来争取实际利益。中共中央军委即明令全军：“重庆谈判，蒋介石毫无诚意”，“为着促进谈判，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我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9月上旬共产党军队在山西上党发起自卫反击战役，就是这一命令的直接结果。同样，国民党军事当局也是希望借重庆谈判之机，加紧完成部队的调动与部署，好占据各地之交通要道和战略要点。为此，其军事上的进攻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更加猛烈。部队排长以上每人甚至还都发有蒋多年前制订的《剿匪手册》，以激励部队反共内战的决心，并对与中共军队作战加以战术上的具体指导。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考虑还都南京后要不要再迁北平的问题，寄希望于如此可以依靠逐渐推进至华南、华中的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向自己力量薄弱的华北地区挺进。因此，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对华北地区的争夺已明显地白热化起来。
但对蒋介石来说，麻烦的是在苏军占领下的东北地区，因为已有情报显示，“张家口、山海关、秦皇岛皆由俄军占领后让给共匪”。这意味着，由陆路通往东北地区的主要通道，基本上已经被中共军队封锁了。在蒋看来，苏军的这种做法表明：“俄已破坏其盟约，决心掩护共匪侵扰中国”了。这显然是蒋始料未及的。因为此前蒋费尽心机，甚至不惜同意让外蒙古通过公民投票的形式来取得独立，归根到底都是希望以此来换取苏联政府战后不援助中共的郑重承诺。结果，由于美军在华北登陆，苏美矛盾开始显露，苏联人转而利用中共抵制美国人在中国的介入，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使重庆和平谈判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了。
（摘自《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新星出版社2010年6月版，定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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