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

    我是那么渴望阅读毛的著作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开始执政几个月后，也恰是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父母将家从澳洲丛林搬到了墨尔本。这是为了我、姐姐和哥哥能够进更好的学校读书。我无奈地穿上了皮鞋，我戴着帽子，打着学校的紫色和黄色相间的领带。我推测了我的未来，放弃了自然科学，选择了历史和政治。

    我的高中老师们主张关注中国和亚洲其他邻国。他们提倡经济平等原则，传播基督教的社会福音。这些老师使我明白，20世纪50年代亚洲和非洲的反殖民运动更多地是获益于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当然，作为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我不知道什么政治立场，我只知道几个简单的事实。日本轰炸了澳大利亚北部，英国是澳大利亚的老朋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我们，中国赫然横跨我们的亚太版图。

    朝鲜战争令我们害怕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可能经过马来西亚向南渗透以控制澳大利亚(就像过去日本计划控制我们和掠夺我们的自然资源那样)。一些政治团体绘制了那个区域的地图，用大的红箭头标注在各个不同国家上面，所有的箭头都是从中国出发的，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从中国香港到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到印度尼西亚，最终的目标指向澳大利亚的辽阔大陆。

    1957年我成为墨尔本大学的本科生，教我的老师都是左翼人士。他们对中国很感兴趣，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并不是毛主义者。尽管老师们对亚洲的看法相似，然而他们每个人却有着不同的背景。麦克马洪·鲍尔教授是1945年后对日联合理事会的英联邦代表。他将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视为对西方的巨大挑战，因为它是享有爱国合法性的共产党政权。中国现代史课的老师格雷戈里博士是他那个时代与立场的典型代表。他受的是英国教育，他是根据英国对东亚的理解来研究中国清朝的。中国是被作为西方扩张的对象而加以研究的，是西方冲击的对象，是对西欧和北美主导的世界的回应。

    教我中国政治课的老师阿瑟·哈克，却有着另一种背景。澳大利亚为了应对对外关系中军事和政治的挑战，在维多利亚的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澳大利亚军方创办了一个语言中心，哈克就在此学习汉语。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所持的是谨慎但相当同情的态度。他强调我们应该读毛泽东的著作和言论。我们开始熟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第二卷。我们这些如饥似渴的学生在墨尔本商业区的左翼书店里也抢购北京外语出版社的其他书。我是那么急切渴望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后来在某种魅力的吸引下，我又研读了第二卷中的《反对自由主义》。

    有一周，出生于英国的历史学家费子智给我们上课。他是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教授，是《共产主义中国的诞生》的作者。1949年之前，费子智是英国文化委员会官员，在中国北方生活了多年后的他显得饱经沧桑。他在给我们上课前不久又去了趟中国，参观了一些新建的公社。他告诉学生，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中国人热情高涨地证明着毛泽东的创造性。

    20世纪50年代，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是很有限的。当时有新华社通讯，这些通讯宣称：中国的朋友遍天下；钢产量跃居前列……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到北京“向毛主席致敬”。可怕的谣言也从香港流传到澳大利亚。一些愤怒的中国难民逃到西方后大肆渲染在中国的苦难境况。墨尔本和悉尼的毛主义者里也有意识形态的辩论；愤怒的反共分子中包括认为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构成威胁的西方传教士。

    作为一种学说的共产主义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影响；课堂上，我们就坐在共产党员旁边，彼此相安无事。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澳大利亚人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或者是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的“友好”团体的成员。澳大利亚共产党就是我身边的生活现实。在墨尔本大学教我苏联政治课的老师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在课上通常要求学生运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来分析19世纪或者20世纪的历史事件。我现在仍然仿佛能看到他椅子背后的书架上摆放的一排一排的斯大林著作；仍然能闻到我的那本莫斯科出版的海军蓝色封面的《列宁选集》散发的胶水味。

    但是共产党员的存在并没有使得每个人都成为共产党员。基督教的影响使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产生了免疫力。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信仰。在工党的学生队伍中，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明白(我们的)社会民主是什么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1956年赫鲁晓夫发表攻击斯大林的秘密演讲后，毛泽东非常惊愕，我们看到我们所熟悉的共产党员出现了骚乱、抗议，或者退“党”。

    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北京提出的“新人”吸引了哈佛大学研究院里我的一些同学时，我对毛主义里这种准宗教信仰却没有兴趣。我在某些方面仍然是一个澳大利亚本土主义者。我从来没有感到严重脱离过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西方主流价值。但是，本科时，我帮助组建了一个“承认中国”团体，主张放弃台北，承认北京政权。我和我的一些同学认为中国是亚洲的中心，而澳大利亚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不承认北京的政策将很难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在第一次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事实可以争辩，但不容否定。”

    毛泽东谈如何与共产党人打交道

    1973年，我着手准备毛泽东的传记。

    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是一次充满冒险与挑战的经历。在印尼，我采访了上世纪50年代印尼驻北京大使摩诺努杜和苏加诺过去的助手甘尼斯·哈索诺。摩诺努杜是一位彬彬有礼的穆斯林，回忆说他见到毛泽东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觉得自己不应该问他任何问题，他就像一个神。”1956年毛泽东会见苏加诺总统时，哈索诺就站在总统的旁边。“他们仿佛是多年的朋友，见面时相互拥抱，”哈索诺回想起苏加诺总统当时的热情。“我没法同毛泽东交谈，”他坦白说，“和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才会有讨论，你知道自己站在哪里。”

    哈索诺后来把有关他在中国经历的文章、照片和信件给我，他引用了一句荷兰谚语：“无知是幸福。”“我一个汉字也不认识，”他解释说，“但捧着这些文章和来信，我仍然感到了一种快乐的无知，不管报纸上把我说成是好是坏。”我想哈索诺把我看成了一位虔诚的西方理想主义者。“自从过去的传教活动以来，美国人对中国有着一种强烈的情感，”他后来在一封信中说，“但是，从忽必烈那个年代以来，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就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在北京图书馆，我浏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文章。为找到她采访毛泽东的一篇文章，我发现了1959年3月毛泽东与美国黑人运动领袖、社会活动家杜波依斯的一次会谈记录。这位美国黑人问毛泽东，如果他访问美国，他想做什么。“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毛泽东回答说，“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毛泽东向杜波依斯解释说，像杜勒斯这样的右翼分子对世界是有用的，因为“杜勒斯坚持他的原则”，有反面教材的作用。“美国第七舰队在中国门口待的时间越长，越能教育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在曼谷，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回忆起1975年与毛泽东见面时的情景。“我的政府改变了反华的立场，”他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就在我们头顶上,假设中国不存在是不可能的。”克立谈到毛泽东留给他的第一印象：“他身材高大，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面对着我。他看起来像一头海象，硕大雄壮。”    

    “毛泽东说，蒋介石和西方国家把他叫做强盗、罪犯、凶手，”泰国前总理告诉我说，“我不害怕他吗?当然不是。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完美。”但毛泽东继续悲观地说，每个来见过他的人很快就倒台了：尼克松、希思、田中角荣、惠特拉姆。克立说他倒是愿意去冒这个险。毛泽东接下来说他快要不行了。“我告诉他，”克立对我说，“不可能，因为世界不能没有你这个头号坏蛋。毛泽东笑了，猛地拍了一下椅子的扶手，跳起来，接着和每个人握手。” 

    毛泽东对泰国共产党没有什么兴趣。“不可能成气候，”毛泽东对克立说，“我做中共的主席30年了，还没见过一个泰国共产党人。”克立告诉毛泽东，他明天就派四个泰国共产党人来，“如果主席想见他们的话。”毛泽东拒绝了。

    在与共产党人打交道方面，毛泽东给克立提了四点建议： “第一，不要对他们发动宣传攻势；他们都是厚脸皮，不会有什么感觉。第二，不要上去就杀人，他们会认为战死沙场是英雄。第三，别派军队到丛林里，共产党人会跑，你自己的部队就会分散。你一撤退，共产党人又来了。第四，确保你自己的人民有饭吃，有衣穿，生活幸福，共产党人就不会闹事了。”

    克立说，唐闻生笑着和主席开玩笑。毛泽东说，“她是美国人的女儿，你不能相信她，”唐闻生打趣说，“主席在编故事呢。”据这位泰国领导人回忆说，邓小平一直在角落里规规矩矩地坐着，一句话也没说。

    克立告诉我，他不相信1975年年末他见到的毛泽东强势到在六个月后会清洗掉邓小平。“我想是有人打着他的旗号干的，”克立说，“我见他时，他神志非常清楚，但如果外面在做什么，他不一定能知道。”

    访问周一良教授

    周一良教授是我二十多年的朋友，现仍在北京大学教授佛教和日本历史。我曾和他一起讨论这段改革的时代。在他研究的间隙，我们一起吃茶点的时候，周一良表达了他悲观的看法。他说：“今天，腐败的政治和贿赂也不少。如果你不先送礼，就可能无法取得执照和证书，你也不可能做任何事情。”

    我问他，这究竟是不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改造不是很彻底。周一良教授回答说：“在某些方面，我把我自己改造得过火儿了！”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在面对共产主义的时候，竟是这样一种态度，周教授感到很内疚。所以他现在想拒绝接受太多前共产主义价值观。

    让周教授感到遗憾的是，儒家的那套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不再受到人们的推崇。他说：“今天的中国没有正义的观念，旧道德被摧毁，但是新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他批评了青年人，“年轻人不关心教育和文化。”也许是要表达一名教授不可避免地对校园之外的社会产生的不满，他接着说：“知识已经贬值。”无论儒学是不是一种解决方案，我都能看到公共哲学的确存在真空。

    周教授承认，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他曾担任江青“梁效”写作班子的政治顾问。周教授说：“党的权力都集中在一名领导人的身上，这不是工人阶级利益的反映。当我于1971年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是一个毛泽东理论的坚定支持者。后来我发现了人们言行的不一致。今天，我不再相信有哪一个领导人可以不犯错误。”周教授又静静地说：“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但是怎样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他叹了口气，然后拿了笔和纸写道：“毕竟是书生。”

    周一良说：“当唐太宗看到新考取的进士走进宫殿的时候，他很高兴，并说，世界上所有的英雄，他都唾手可得。‘四人帮’垮台之后，我慢慢意识到，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也都处于同样的境况。”

    参观毛主席纪念堂

    离开周教授在北京大学的家后，我参观了位于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一行人低着头走进这个高大的大理石室，引导员说了声“请安静”，人群陷入了沉默，其中有很多军人。水晶棺里毛泽东的身体沐浴着阴暗大厅里柔和的光线，脸上是明亮的粉红色，身上穿着灰色中山装。

    我从纪念堂的南门出来，经过一尊拿着枪和书的革命人物雕塑，这表明了毛泽东时代战争和主义两个主题，而现在，即将面对的是改革年代商业和狂欢两个主题。现场有人在出售四肢用马达驱动的玩具大熊猫和可以穿透耳朵的耳环。就在这些摊位附近，贴着一则通知，白板上用工整的黑色汉字写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馆。”在邓小平时代，毛泽东和其他三位革命领导者共享他纪念堂的荣誉。

    站在我旁边的是一名来自湖北军人家庭的年轻人，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我问他是否崇拜毛泽东，他爽快地回答道：“是的，我当然崇拜他，他是我们的领袖。”

    这么多年来，毛主席纪念堂常常是隔日开放，那似乎是象征着人们对毛泽东的两种看法。他被称颂为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但他同时又受到了批评，因为他没有给公民带来他们所期望的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繁荣。大多数的中国人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和稳定的物质进步所带来的正常生活。在我看来，他们将接受任何一个能够顺利地带领他们走向这种生活的领导人。    

    在公开的辩论中，经济学家们问他们自己，中华民族的文化到底是阻碍了还是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主义者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走向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的一道障碍。马克思主义者们担心中国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除非清除所有的封建残余。然而“现代”，许多事情要靠关系才能做成，腐败引起了人们对改革的不安。

    西方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体制的发展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它们与第三个问题即中国自己的问题搅和在一起。一些人甚至想抛弃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见证了长城后面的中国闭关锁国的历史。所有这些自暴自弃的表现都让我感到吃惊，因为凯歌正越唱越响，大部分中国人都过上了更加美好的生活。

    （摘自《我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定价：4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