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是被很多很多人艳羡的所在。北京的市语说，“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这说的是丈母娘选女婿的标准。是的，历届清华学生是比较少年英俊些，风流倜傥些，但也肤浅些，或多或少带着一股洋味，更具体说——美国味。
当我作为一个从山东来的高中毕业的土包子学生前去报到时，我只有“高山仰止”的心情。特别是上世纪20年代建成的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巍巍峨峨；清朝咸丰年间的古建筑——工字厅、古月堂，古香古色，都使我仰慕不已。但很快这仰慕之心就复杂化起来，顶头碰到的一件事就是“拖尸”。
“拖尸”，自英文toss而来。toss，意为抖擞一下；具体说，是四个彪形大汉将报到新生的四肢各持一肢上下抖擞，然后猛然摔到草垫子上，给你这新来户(freshman)一个下马威，叫你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但请不要误以为“拖尸”仅仅是这么一摔而已，不是如此，它是被学校列入报到项目之一的一个整过程。所谓报到项目，如“到财务科缴费”，“到教务处注册”，“到校医院检查身体”等等，但还有一项“到体育馆检验身体”。好一个“检验”？！这个字眼带有蒙蔽性，翻译出来，就是让你去接受“拖尸”，去接受自美国传播过来的风俗，由二年级学生组织起来对一年级学生进行的恶作剧。或者说严重一点，去接受一场侮辱。
先是“钻狗洞”。记得昆曲《燕子笺》中有“钻狗洞”一折，那个小生唱道：“罢，到这般时候，也就顾不得了。”我们当时的心情，也正好如此。那是用军训用教育步枪穿插起的一条三角洞，步枪上装有刺刀，刺刀尖向着洞内，钻洞人必须蜿蜒着才能躲过刺刀尖，英文叫zigzag，爬出洞去。然后是“端木盘”，木盘无边缘，上置一圆木球，地板上用白油漆画着像解析几何里高次方程的曲线，叫你沿着曲线走，盘子里的球不能滑落，假如滑落了，那位Sophomore(二年级生)先生就呵斥一声“Repeat!”(重来)……这样的程序大约有五六个，然后到最后一个程序，像“三堂会审”一样，三个凶神恶煞的“拖尸团”头头命令你躺到草垫子上，由四个彪形大汉将你用力上下颠簸，然后一摔。我想，有心脏病、高血压的就该去见上帝了。但这还没完，又听厉声吩咐你爬起来，到头头们面前的桌子跟前执行“盖章”。这“章”是专门到屠宰场仿制来的“验讫”二字，用紫印色打在你的额头上，或者腮帮上、脖子上。至于具体打在哪里，要按头头们的意向。他看你调皮，就打到脑门上；我大概由于老实，给我打在后脖梗儿上了。用衬衫领子一遮，可以躲过眼目。而打在额头上的呢?我见过，一走进大食堂，立刻惹起一片哄笑。我现在想起，觉得这“拖尸团”跟上世纪60年代的“红卫兵”有某种类似，只是阶级属性不同，后者是“无产阶级”的，前者纯是美国牌资产阶级的罢了。
多少年来，我不断思考过这问题。这怕与清华的“前史”有关。在1925年清华改为国立大学以前，曾有过14年“留美预备学堂(校)”的时期，输送了上千名具有高中水平的青少年赴美，这些青少年大都头脑简单，从极度落后愚昧的祖国走出去，接触“声、光、电、化”，先入为主，自然而然就崇洋了。其中一些人在返国之前就揭出“清华门罗主义”，倡言“清华者清华人之清华”的宗旨，这就树立下门户了。这些人回国，虽然《校歌》上说“中西文化，荟萃一堂”，而实际上是西多中少，西重中轻，并且二者间“荟萃”得也不和谐。当然，也有人会觉察到这一点。于是乎开办起“国学研究院”来，自1925年至1929年，招收过四班研究生，这些研究生普散到全国去，也的确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作用，但很快王国维大师投湖自尽了，梁启超本身是一半政客一半学者，也病故了。清华的文科，也只剩下老辈的如刘文典、陈寅恪、杨树达，半老辈搞哲学的如冯友兰、金岳霖，中年的如朱自清、闻一多等人撑台，比起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来，在根底和积累方面，在教学和研究的连续性方面，总不免逊色一点。
但作为一名新生进校，我的感受还是良好的。首先，一年级不分系，理工科生必须选修一门文科课，文科生必须选修一门理科课，这一点就说明清华着重培养“通才”而不亟亟于“专”。理工科生多选修一门逻辑，文科生多选修一门生物学或地质学。我就是一年级时修了生物学，二年级时又修了地质学，以此为基础，我才有条件旁听史禄国(Shrugoroff)的人类学和古代人类学。我的大一国文教师是杨树达，大一英文教师是吴宓，哲学史教师是冯友兰，逻辑教师是张申府，都是赫赫名流，但我当时作为十七八岁的娃娃，确实感受不深。杨先生一辈子搞训诂，祖述高邮王氏，与他的湖南前辈王先谦前后都是搞《汉书》的。是他给我们讲述了《左传》中的《邲之战》和《 之战》，至今犹有记忆。吴先生神经质太厉害，那是他与毛彦文女士恋爱失败的后果，使我们做学生的很难预估他的喜怒。在英语读音上他特别强调英国味，可是当时除吴先生外，众老师全是美国味的，真是“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了。冯先生岸然道貌，俨然程夫子转世，讲课纯按他的“两大本”《哲学史》讲，由于磕巴嘴，在表达方面比较吃力。由于这位老师在政治方面的多变性，故我一生迄不与他接近。张申府当时在清华“吃不开”，但此前他是大人物，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柏林支部的创建者，黄埔一期生入学口试的主持人。他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学，而是骂蒋介石，成为热门的政治论坛。听他课的不外两部分，一部分是抱持自己见解从拥护或者反对立场上来挑拣他的政治论点的，另一部分则是混混学分的。他的课交一份读书笔记，没有不及格的。以上这些评述，都是结合我自己老来的体会得出来的，当时跟他们受教时还没有这么复杂的理解。回味起来，受教于这些人，也是“大开眼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学里，你是无缘接触到这样的人物的。
但当时有些教师、有些课，也确实不怎么样，如刘崇宏的世界通史和雷海宗的中国通史，就是显著的例子。刘后来在台湾被吹捧成史学的泰斗了，可当年教我们时，他的课纯乎是一大堆bibliography(资料)，某著者、某书、某页至某页，无摘引，无转述，无议论，无概括，两堂过去，笔记上记的全是杂乱无章的数据。呜呼!雷呢，大概认为通史课嘛，你讲深刻的学生也听不懂，于是就像说相声似的“扯”吧。60年后，我至今仍清清楚楚记得第一堂老师一上堂就念诵道：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
假如这是讲神话学倒还罢了，可这是讲中国通史呀?!古往今来，天底下地皮上，哪有讲中国通史这么个讲法的?!真是令人百思不解了。
说起外语系，我心里就烦躁。当年为什么选这个系呢？当年之所以选这个系，大概不外两方面原因：一是在高中时我这门功课顶好，同学们叫我“English(英语)大home(家)”，后来简称“home”，成了我的诨号。二是英文这碗饭总可以吃上，每个中学里都需要英文教员嘛。这个观点未免太实际了，一旦入系之后，就一直感到很不得劲。只有叶公超的文艺批评我还感到有点滋味，其余的我全不感兴趣。如翟孟生(Jameson)的西洋文学史，完全让学生背诵譬如狄更斯生于何年，卒于何年，有多少著作，代表作是什么，再就是如《块肉余生记》(David Copperfield)中男主角是谁，女主角是谁，等等。再如我们的系主任，他几十年来讲戏剧和莎士比亚，一直拿他在Ohio(俄亥俄州)跟他老师O’Neill上学时记录下的那本笔记留声机般地念呀念呀，真正做到了“呻其占毕”的水平。这里顺便提个笑话，电机系副主任上课和外语系主任上课无独有偶，他是几十年全靠在麻省理工大学记下的笔记本，到西南联大时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把他的笔记本偷了，一面向同学们预言，下星期老师必然请假，果然请假了。这位同学又把笔记本偷偷塞回到老师办公室的书堆里，又预言说这星期老师准不请假，果然，有了笔记本课照上不误。呜呼!堂堂名牌大学，堂堂名牌教授，数十年中不修改讲稿，不增加新信息，不注入新见解，全凭留学国外时的笔记，这顿饭一吃吃一辈子，这叫个什么“对学生负责”、 “对学术负责”呀?!钱钟书拒绝留校当研究生，说没有一个教授配当他的导师，我十分佩服他这种高傲。
无法之余，我把触角伸向了中文系。我去旁听了三位先生的课。俞平伯后来很出名，报刊都很捧他，也许因为在《红楼梦》上蒙过冤屈，替他平反一下。但当年我对这位老师，却尊敬不起来。个儿是矮的，眼睛是斜的，小平头，一袭蓝布大褂。初开学的晚会上，他献演《活捉》，他演张三郎(文远)，夫人演阎婆惜，他夫妻二人的昆剧修养是够好的，但看过后，心里总不是个味。去听课，繁征博引，甚至引到“先曾祖曲园先生曰”，我心里想，做学问就做学问吧，引曾列祖有什么必要?!朱自清佩弦先生，温文尔雅，深通人情世故，人望很高。我们同学办的刊物请他写文章，从不推辞，而且文稿工工整整，一如其人。但我到他课堂上听，一门“陶潜”，一门“李贺”，两个工作量最轻的题目，讲不出东西来。我们同学们私下里常常评头论足，说“讲出东西来”和“讲不出东西来”是老师们中间的一条分水岭。
真正讲出东西来的，找到了，是闻一多。我在读中学时就见过闻先生；那时他是青岛大学的教授。记得青岛大学起过风潮，学生背后有各派势力，如山东省政府、胶济铁路局之类，目的是想撵走教育部派来的杨振声。闻是杨的文学院长，所以也被起哄了，说他“不学无术”。这当然是岂有此理，但这对闻也是个刺激。他本是新月派诗人，在美国又是学舞台设计的，现在又教起《诗经》、《楚辞》来，自不免有功力不到的地方，所以他一回到清华就拼命下工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在新南院写出来的。他也搞考据、搞训诂，但他比所有的训诂家都高明之处，是他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些议论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于是，我们一下子就爱上闻先生了，大家争着选修或者旁听他的课，闻先生一下子在清华园内走了红。但他是有脾气的，同学们也都小心翼翼的。
我是外语系的学生，对中文系教授的课不能多种选修，只准修一门，其余只好旁听。《诗经》、《楚辞》、唐诗是旁听，只中国古代神话是选修。选修的要交报告，计学分。当时，闻先生对人类社会发展、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些问题还注意不多，单纯从神话搞神话，使用训诂武器，特别是音转这个法宝，搞出许多串联来，如说尧就是“鳌”、象就是大鼻子的象之类。而我们学生主要是要从他的讲课中窥察他的治学方法。他喜欢查类书，我们也跟着查类书；他讲神话，不免多涉及两汉的谶纬之书，我们也跟着熟悉一些谶纬。闻当时动用“经解”不很多，所以我们学生在“十三经”上受影响不大；可是到了西南联大，到了蒙自，闻的学问来了个大跃进，他通过《周易》研究，把古代民俗、古代社会经济、甲骨文、训诂之学……凝练到一起了，写出了《周易义证类纂》那样精绝的著作来，那已到1945年了。我们受业时是1935—1936年，中间有十年的时差。但我敢大胆地说，他的神话研究和《周易》研究中间，是有一根线串联在一起的。
我中年本来是搞“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的，那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的结果。晚年，我不知不觉回到“先秦文化史”上来，在闻先生死后若干年，又一次“受教”于他，感到他的研究实在太精湛了。可惜死得太早，若是活个大寿数，他会写出惊动几个世纪的东西来。我既然受教于他，我就得立志，以期无愧于称做他的学生。
（摘自《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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