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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说“述而不作”，我是“述多于作”。近几年，耳聋日剧，与人交流困难多多，“述”也难了，但是思想却还活跃，于是“想”(或曰“思”)多于“述”了。思想如同散云，风一吹就散去了。如果打算留住这些散云，就只有把它们“书”下来。这就是“给没有收信人的信”的由来。
为了自娱，决定这些“信”都用“繁体字”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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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四日
下午三时半，外面正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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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了，有时难免想到“死”；兴致来了，便立即觉得肯定那一刻还远得很。
现在写《启蒙札记》，已完成了二十四篇，还要继续写下去。也许直到“那一刻”到来，怕也写不完。
不过总想做一件有头有尾的“大事”。想不出来。白想。
写出来的东西，有谁看?说不上来，这真叫“只求耕耘，不问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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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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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朱尚同几乎把我当成“马克思主义”的“专业户”了，笑话!
寄来长长的一篇某人写的“批马”的论文，让我发表意见。文章都懒得看，提什么意见?不过怕有拂他的好意，打算把我对“马公”和“马”义的看法比较完整地写给他，索性说透。
近来，我越来越讨厌“主义”了。应当考虑一下，是哪路“圣贤”第一个使用这个词儿的。自从发明和流行起这个词，引得识字的人整日价打嘴仗、打笔仗。真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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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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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翔的事，使我想起来便不能平静。刘翔的脚伤，依华山医院提供的材料，不是一般的伤。难道押宝、把国家荣辱压在一个年轻人的脚上的人，尤其是不可能不了解伤情的教练组，没有一个人坚定地提出“不应参赛”么?
希望刘翔的伤终能治愈，不致让他成为“祖国荣誉”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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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一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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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近日去世了，八十七岁。
“两个凡是”算在他的头上，有些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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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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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搬家整理旧物，搜出几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笔记本。内容有在西山卧佛寺讨论《战后西欧国际关系》草稿的记录、我主持所务回忆等等。二十多年前的工作状况飘回脑际，讨论是那样认真，卧佛寺三天全用在了讨论书稿上，没人逃会。最后有半天去游“周家花园”。今天借开会之名行旅游之实的事形成风气，这样正儿八经地高效率地讨论一本书稿的会，是不能想象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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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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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疼不时发作是近两个月的事，左手则有半年以上了。病友老汪已经透析十三年，常叫胳膊疼痛难忍。别的病友，病史长的，都有这种毛病。可见是“通病”。今晚实在太疼了，睡不着，就起来写。写是为了活动手指，是一种运动。因为写需用力，就活动了血脉，这也许是一种特殊的“疗法”。
我周身都有病，只有大脑是健全的，还喜欢看康德那样的书，想些抽象的事，对民众的启蒙，念兹在兹。只要还能如此，就有快乐。等到什么时候脑子不动了，生命也便结束了。
大脑和血肉之躯，有相当大的反差。
杜甫有两句诗：“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可惜，“俗物”太多了。
昨晚十时吃了一小块蛋糕，不该吃，胃不舒服。真真的是“动辄得咎”。奇怪，吃西餐无此毛病，我莫非真是“全盘西化”了么?此“盘”乃“盘中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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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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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已是天翻地覆了，所有的书都打了包、装了箱。
房子“过户”的手续、程序，非常复杂，大纸头、小纸头。中筠团团转，太难为她了。买房、卖房，本不是什么难事。问题是“央产”变“私产”，“私产”要“上市”，“央产”说必须得到批准。于是，一个麻烦牵出另一个麻烦。办事的人“照章办事”，滴水不漏，怪不得他们。
为什么说叫“转型”呢?从“公有”转为“私有”，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能不麻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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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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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午后整两点，从没有这样安静过。脑子正在向“启蒙札记”回归。
最近发生的“奶粉事件”，令人懊恼。商人重利、见利忘义，天下滔滔者皆是。而在中国则还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国民性”，这是任何法律都管不住的。昔日曾有要改造这种令人厌恶的“国民性”的理想，未免使人觉得空泛无边，但确实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历史问题。“启”这部分庞大人群之“蒙”，是一件看不到头的“工程”。想到这些，令我无可奈何。
明天是我的“透析日”，预料又是一个忍受“低血压”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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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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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搞民主，难乎其难。专制的传统根深蒂固。此其一。
西方的民主也没有做出“好榜样”。此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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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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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死后，熊向晖的女儿熊蕾著文，写乃父对华的印象和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怎样抓“四人帮”的经过。看来，华国锋并不是一个没有棱角的人，而是颇有些主见和个性的人。
[……]
中国的“国史”是统治者的历史，修史者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修“国史”者都是学司马温公的“以史为鉴”。
故“史无信史”，难有董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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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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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端地翻开书架上鲁迅的书随便浏览，在收入《坟》中的《未有天才之前》里有一段批评“整理国故”，觉得用在当前的“国学热”上也不无参考价值。且抄下备用：
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地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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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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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时不时地见到有人著文谈所谓“文化自觉”，仿佛几年前费孝通在他最后岁月中讲出了这个词，还解释道，既要“美人之美”，也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文化中的“美”。费孝通的言词，一如其人，是很“中和”的。
近时有些文章（如那位朝三暮四的“摩罗”）似乎把“文化自觉”带上了“复古”的色调，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当今泛起的“国学热”攀上了亲。前一封抄引的鲁迅的话可以作为此问题的一个“笺注”。所谓“文化自觉”万不能走向“与世隔绝”。因为“文化自觉”既该“自觉”于我们的古老文化中的“美”，更应该“自觉”到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丑”。而那些久久贻害社会和人心的“丑”，正需要借助于外来文化中的“美”来加以涤荡、淘洗。这或许也是“启蒙”之一道。我这样说，也许某某人会说我是“外国的月亮比我们的圆”主义，即“西方中心”论者。我没有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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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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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刮起的金融危机风暴，使全世界受到了感染，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冰岛小国一下子整个垮了。中国其实也很紧张，因为手里握着许多美国的债券，只是仍在打肿脸充胖子。也有“幸灾乐祸”的一面：瞧瞧西方民主这德性!还是咱“一党专政”好!
这里的左派又来劲了，拣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社跟风，出西方人评论《资本论》的书。
马克思真是千年来第一思想家，无论何时，他的身影总在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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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四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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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实在没什么好看的了，不管哪张报纸第一版的面孔都是一样，“副刊”只有文汇报的“笔会”值得看两眼，也是没有油水的东西太多。中国媒体的第一任务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它该是怎样的，特别在我们中国，还是个说不明白的问题。怎样起步? “歌德派”说：“我们不是正在做着么!”诸如，“以人为本”呀，“科学发展观”呀，总书记访贫问苦呀!等等。
我想，要起步，要做两件事：
第一，不再“颂圣”，世上没有“救世主”。[……]
第二，要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有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便随之而来。
现在是第一条很盛，无耻文人写无耻无聊的“颂圣”文章。第二条紧紧巴巴，谁犯了忌讳就挨棍子，“严重”的，就抓起来。
这两条不改，谈不上“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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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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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历史?史学家们说要还历史的“本来的面目”：张三说历史的“本来面目”是这样的；李四说“否”!我说的才是“本来面目”。听他们“舌辩”“笔争”的普通人给弄糊涂了。不过有个“大关节”大致不会太错，就是在说“古”的时候，把“帝王”们说得如何英武圣明，如某朝的多少“帝”之类。我想，听“书”的年轻人最好当做“玩笑”，万不可当成“本来面目”。“历史”有时是由人摆布的。听书的人在陶醉于故事情节时，总要留个“心眼儿”方好。
孟森的《心史》中有一篇《朱方旦》，道不明犯了“圣朝”的哪条罪，于是孟森查看了许多有关材料，东一鳞西一爪，串连一处，不加自己的渲染，非常有说服力地告诉人们“圣朝”开“朝”之日起就是一个古已有之的“吃人”的社会。有这本“账”在心里，什么“康乾盛世”就都是些历史中的故事而已。黄裳有一本“小册子”，那真是一本“小”册子，里面写的是“大清”时代的“笔祸”，那真是“本来面目”。这本小册子大概不“畅销”，里面没有“英武神明”，只有血淋淋的社会一角。读或听“史”者能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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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六日
权当思想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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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是一封为我一生“画像”的信。它有些像给女儿的信。当然只有在我“百年之后”她才会偶然地看到。不过我有写一写的冲动，尤其是我目前的身体有每况愈下的时候。
我是老实人，有时老实得过头。但我有时对人对事又难免偏激而尖刻。老实的时候，我容易同情所有的人；但当我偏激而片面的时候，我对所有的人都“怀疑”几分。所以，有人说我“厚道”；而有的人则觉得我很傲慢、清高、尖刻。
其实我是受旧礼教的熏染长大的，自幼就懂得敬老爱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如今可能有人把这些话比附为“世界主义”。我并不曾想到什么“世界”。在我当年念这些话时，一心一意只当做做人的规范。待人接物严守一个“礼”字。在接受西方文化以前，我的“自我”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书生。
所说“接受西方文化”，却是真心实意地觉得“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这个过程很长，一言半语说不清。现在有些好朋友，如何方，调侃说我是“西方中心论”。就算是吧。
我一生可说有四次大的“转变”：
第一次是封建旧礼教的“孝子贤孙”(虽然从幼年就学一点英文，看些新文学，但不足以改变旧礼教对我的影响)到(十五岁左右)对家庭的厌恶和反感一点点增加。在这方面，巴金的《家》对我有很大的震撼。觉慧、觉新、觉民，我像哪一个?在我脑中盘桓了很长时间，既使我痛苦，又使我感到没有出路，很彷徨。稀里糊涂到了二十岁左右。
第二次大“转变”始于一九四九年，几乎“一夜之间”我从旧礼教的“孝子贤孙”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信徒”。几十年当中，“入团”、“入党”。其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疑惑和迷惘，但“红头文件”上说的都是“真理”。中国共产党洗刷了“孝子贤孙”的灵魂。“文革”是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个人和国家前途一片茫然；这样我随着大潮流进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已经是半百之人了。现在回首看这五十年，我有“自我”么?简单地说：只有“小自我”，没有“大自我”。
第三次“大转变”始于八十年代，这次“转变”有两大特点：第一是这才有了真正的“自我”，既完全否定早期的“孝子贤孙”的文化，又逐渐、最终决绝地扬弃了对党的正确性“迷信”。第二是在此时期，我越来越成为“西化”论者，认为，救中国非向西方学习不可，渴望中国的前途是民主和自由的土地。
现在是进入第四次“大转变”的时期了。就是从把西方文明“理想化”转向看做更为繁难的“历史哲学”，而不是把它简单地“模型”化。例如，美国民主、法国民主、英国民主，等等，都是由西方文明出发的“摹本”。我晚年想做而可能做不成的问题，就是探索西方文明何以产生出这么多“摹本”。这是一种非常“虚”的问题，不可能研究出什么结果来。我这样的身体，这样的年纪，脑子里又积存了那么多的东西，做这样事，是最合适也最愉快的了，无始无终，恍恍惚惚，在烟里雾里寻觅快乐。
古今中外，我最服膺的人，只有康德。他使我理解了天下难解之事，也使我了解自己。现在许多人都自诩康德专家，我觉得都只是“专家”而已。我现在已是斗室中的“世界主义”者了，羽化登仙，大概是一个老人最入迷的境界。
最近不出十天以来，身体“陡然”而迅速地衰弱下来，周身像泥捏的一般，才懂得了这叫做“甲状腺旁腺机能亢进”，致使全身骨钙严重流失，不得不坐上了轮椅。我奋斗地想各种借力的办法“站”起来，但都失败了。我这样一个“自尊”的人，不能不动一动都有求于人。这是我自一九九八年开始血液透析以来下的一个关键性“大台阶”。
至于我的“精神状态”么，依然平和如故。身体恶化得这样快而且如此突然，我想到八个字：“临危不惧，遇难不慌。”
以上是我此生四次思想变化的概述。下面是我的三个牵挂。
一是与我“志同道合相互提携”的老伴，将来如何生活?她也已高龄，现在为自己衷情的事业和家中繁重而琐细的事操尽心力，她的心力能坚持多久?
二是我在国外的两个精神寄托：小丰马上五十岁了，真无法想象时光走得这样快。丫丫小宝贝，身心健康，只是想能有机会常看到她。
三是我个人最难说的事，就是在有生之年(还有多长?)修订《欧洲文明》的两本书。最近几年，我又积累不少思想的和资料的资料，我感到我正在向某种“历史哲学”迈步。但是岁不我与，照现在的情况看，很可能做不出什么，终于将是一桩遗憾的个人“牵挂”。
以上可以说是一封“代遗书”的“提纲”，虽说很粗疏，但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既使再增加些细节，也出不去这个“大框框”。我对自己的看法如此而已。
一个星期期间，有时写几行、十几行、几十行，完成了这副“画像”。
十一月二十一日
写时不累，写完了很劳累。
又及
终于发出的信
陈丰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四日我赶到北京的时候，父亲住进重症监护室，他康复的希望日益渺茫，我与他交流的愿望却不可抑制地增长。
入夜我难以入睡，在他房间里溜达，东摸摸，西看看。我想知道他在看什么书，在写什么，在想什么。我在他书桌上看到一个漂亮的红色笔记本，新的。打开发现是他入院前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四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期间陆续写的。小楷毛笔，繁体字，还有标题：“给没有收信人的信”。还有一本日记。他在八月十四日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始辟《给没有收信人的信》书册，记所思也。”
这些信是给谁的?他在向谁倾吐?他希望谁听到这些话?我想象着写这封信时他心里想着谁，写那封信时又想着谁。有时他心目中的收信人可能是不同的、互不相识的朋友。有些信是深夜写的。他透析晚期，周身疼痛，难已入睡，便起身握笔与看不见的人交流。他孤寂么?深夜临窗，孤独是肯定的，但是他不寂寞。他脑子很活跃，眼前很热闹。他想找个人聊天。就像小朋友，孤独了，就叫来他们给自己编出来的小伙伴，跟他玩，跟他聊天。这想象中的小伙伴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我想老爸在书桌前写信时大概就是这样。所不同的是，他想象中的收信人可能都是新朋老友。
最后一封信写于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思路和笔迹还那么清新。六天后，十一月二十七日，他住院。一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七日，他走了。
今天他离开我们整一个月。明天是他和小外孙女的生日。
这些信虽然“没有收信人”，但既是信，就是准备发出去的。我还是别再耽搁，赶快把这些信寄出。也许他心目中的收信人能认出自己，给他回封信。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巴黎
（摘自《给没有收信人的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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