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风的盛行
2004年1月召开的“城市居住文化论坛”上，南京大学博导、著名学者张鸿雁开场就说，“我们今天住在哪里?早晨当我们一觉醒来，周围是罗马城、法兰西公寓、香格里拉花园、威尼斯水城，都不相信自己是住在中国的南京，我们自己的居住文化哪儿去了?怎么我们居住的家园都是欧洲、美国的名字?”在武汉，欧陆风格也在逐步成为流行元素，有研究人士惊呼：武汉是否成为欧洲的亚洲“飞地”?以楚文化发源地闻名的武汉，城市建筑究竟何处去?类似于这样的现象很普遍，并大有成为中国城市建筑设计的主流的趋势，这都是对西方“欧陆风”建筑的盲目崇拜，简单接受和程式化设计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所谓“欧陆风格”，不外乎就是将西方古典建筑中的三段式立面、尖顶、山花式大门、饰花柱式、石膏线脚饰窗等外在的艺术性符号剥离开来，拼贴在中国的各种功能建筑上——至于什么是真正的西方建筑风格，中国建筑应该怎样借鉴国外建筑设计经验，建造者和设计者往往并不知晓。
城市建筑往往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背景。在同济大学建筑系主持外国建筑历史教学五十多年的罗小未教授曾经著文写道，“建筑风格是一种文化的沉淀，如果对文化底蕴缺乏理解，就会形神俱伤。”从社会心理的层面来看，随处可见的欧陆风，也许表达了一部分人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而另一部分人，为了追求巨大的经济效益，与之一拍即合。所以，在中国欧陆风格的肆意之风本质上是浮躁的，是文化的错位，是一种简单之极、单向的风格模仿。我们要营造的是中国人的文化家园，不是带有万国风格的世界公园。
在“欧陆风”的冲击下，不少城市开始挤占、清除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历史遗迹，以“欧陆风”建筑“充填历史”。这种盲目追风、不尊重历史、简单抄袭的结果，只能产生出一种毫无创新的“四不像”建筑。许多优秀建筑遗产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鱼目混珠的假古董。大量优秀的近代建筑遭到侵蚀、破坏并最终消失，这显示出了我们对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淡薄。这种割断历史文化的城市管理思维，将注定遗留下一个毫无生机、毫无特色的荒漠城市，而扭转这样的局面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反观西方城市发展的历程，一方面，在大众化的建筑中，他们早已抛弃了不适用、浪费极其严重的新古典主义做法，转而倡导一种简洁、实用的建筑风格。另一方面，在建造重要的公共建筑时才选择使用较为繁琐、工序严谨、装饰复杂的新古典主义做法，但是西方很多公共建筑都是限于修复和扩建，即使是重建也都要遵循原有的蓝图。这些都体现为当建筑活动与历史文化相冲突时，他们选择的是对历史文脉的尊重以及基于历史的创新。与之对应的是，我国的“欧陆风”现象是实乃拾人牙慧，结合中国城市发展实际情况，我们姑且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应对快速城市化、膨胀的人口的无奈之举。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仅仅只做表面文章，或偷工减料，或大肆宣扬就是一种道德的缺失了。上面提到的情况还和中国建筑师队伍的整体水平的不高、建筑教育培养方式的不健全、建筑师缺乏创新等客观实际相关。在工业化愈是发达的时代，建筑师片面追逐经济利益，忽视建筑文化的思考，民族意识和创新精神不够。
即使是城市发展中的重要链条——房地产业，作为与民提供用以居住的住宅民生产业，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对城市化的误读，似乎中国的城市化就是不断地解决人口进城问题，就是造城问题，所以房地产业的使命似乎变成了单一的建筑行为。几十年来，房地产业在为经济发展、为大大改善城乡居民住房条件、公共活动场所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出现了片面追求利益的现象，如“欧陆风”盛行、建筑速成、设计粗糙等。
欧陆风探源
探究建筑设计“欧陆风”盛行问题的成因，大概有下列几点。
第一，建筑设计行业的力量对比。
目前中国建筑师面临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据业内人士介绍，世界排名前200位的工程公司和设计咨询公司，已有一百四十多家在中国设立了办事机构。建筑领域的高端市场，基本被外方控制。社会上的崇洋之风、洋化的价值取向，使得聘请外国建筑师参与设计成为建筑的亮点，这样更有利于获取高额利润。而中国建筑师的机会被压缩到了中低端市场，竞争的无序和激烈，建筑师往往对建筑的品质和创新无暇以顾。这就是造成我国建筑“欧陆风”盛行的重要因素。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建筑设计市场，而这个市场也越来越吸引了国外建筑师的眼光。而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标志性建筑，或者说大项目的设计，都由国际建筑师事务所承担。这种现象正如上面所陈述的一样，由对国外建筑风格的追捧，发展为对国外建筑师的追捧，这种不遗余力的做法正让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建筑师的实验场。法国人保罗·安德鲁、荷兰人雷姆·库哈斯、瑞士人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梅隆、英国人诺曼·福斯特和扎哈·哈迪德、美国人迈克尔·格雷夫斯等人已经在中国制造了建筑的焦点，这种趋势还在扩大。最初北京、上海几乎绝大部分标志性建筑都由外国人设计，现在中国多数大城市都不乏外国建筑师参与设计的作品，而且成为城市之间跟风、攀比的一部分。“中国是块容得下无穷创意非常巨大的空白画布。”扎哈·哈迪德说，“很多在国外不可能建造的项目，在中国却是可能的，而且可以不计成本，不计其他影响，只要这个建筑有足够标志性。”美国建筑师雷蒙德·亚伯拉罕的建筑设计极其激进，很多设计只有在书里才能见到，并且标明“未建”。其对中国建筑设计市场的一席话可谓发人深省：“如果是在美国，我不可能让我的设计真的能建起来。可在中国，人们开始感觉一切都是可能的。”
根据上面部分建筑大师的言论，我们得知这些大师在中国的建筑实践活动，把他作为中外建筑交流的尝试是必要的，但是一味地依靠国外建筑师，不计成本地进行建筑尝试，则会极大地损害中国建筑发展和经济利益。
中央电视台新大楼项目的定位是“要力争成为国内以至国际上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高尚文化品位的标志性建筑”，无疑库哈斯的设计符合这种要求，但是最终的设计结果，却招致国内建筑学界的一片批评之声，近几年国外设计师的作品几乎都逃不过“不切实际”的批评。
吴良镛认为，目前中国建筑师无疑也正面临新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无论是心理上与制度上，对于中国新兴的建筑师事务所来说都非常不利。另一方面崇洋媚外的心理在建筑界也普遍存在，包括很多的大项目，项目方不惜重金聘请国外建筑师进行设计，虽然有些国外建筑师设计的作品并不理想，但不同层次的国外建筑师在中国依然受到追捧。鉴于此，中国建筑设计行业将面临一系列的内部调整和游戏规则的改变。
第二，建筑师与城市管理者、开发商的力量对比。
中国许多建筑项目在实施的各个环节中，从最初的决策到建筑的形式、风格，直到建筑材料的采集，几乎都是城市管理者、开发商在起主导作用——这一点和国外大相径庭，国外建筑师对建筑的设计和实际操作有着很大的发言权。在这种开发商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谈不上建筑与文化、艺术相结合，更谈不上建筑创新。
不少建筑师无奈地认为“现在是业主教育设计师的时代”，建筑设计师仅是建筑活动中被动、单向接受设计要求的一个环节。因而有了对“欧陆风”的盲目追捧，有了一大批抄袭、模仿之下的拙劣、丑陋的建筑设计，这使中国有的城市形象变得不伦不类。
另一方面，各大城市对于建造标志性建筑的热衷，使这两方力量的尴尬对比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标志性建筑物是城市建设的亮点，但整个城市形象的提升，不是单靠几个标志性建筑就可以满足的。有的建筑设计师们遇到这样的建筑方案都有些无奈，如果到处都是标志性建筑，城市景观势必杂乱无章，都是“标志”反倒没有“标志”了，但是作为管理者，部分人习惯了“拍脑袋”思维，或出于跟风攀比，或出于个人喜好，而最终的结果是很多建筑就这样“如愿以偿”、大摇大摆地矗立在城市的街区中。
反观北京天安门、西安大雁塔、拉萨布达拉宫、南京中山陵这些标志性建筑由于积淀了城市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已经融入了城市的血脉，充分展示着其人文历史、地域特色与个性魅力，故而可以存在数百年而不改。建筑不能脱离文脉，任何一种盲目的建筑行为都有“形象工程”的嫌疑，长此以往就必然堕入形式主义的泥潭。如果非要强求每一个地区都达到某个共同的“现代化”指标，那无疑是现代版的“刻舟求剑”。
第三，中国速度和设计师的矛盾。
中国不是没有好的建筑师和有才华的设计人员，但却缺乏可以静心思索和自主创新的环境，浮躁之风扼杀了建筑师的创新能力。
与之相对的是，完成一个建筑设计方案，欧美日等国的建筑师要花一两年的时间，而国内往往被要求在几个月内赶出来。仓促的氛围，理论认识的混乱，使许多建筑设计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盲目性、模仿性，甚至根本就是抄袭。建筑师们没有时间创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创新的建筑思想或流派，缺乏自己的思想、理念，常常满足于抄袭、照搬国外的各种主义，或跟风、或拼贴。
第四，建筑师与建筑设计市场体制不健全的矛盾。
一方面，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竞争相当激烈，存在很多恶性的、随意突破市场准则的“拼命”的竞争现象。而在整个建筑设计大环境中，由于配套环节、监管措施的不力和不健全，更加深了这种无序状态和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民用建筑尤其是居民住宅类建筑仍然是目前最大的设计市场，而住宅的设计难度和技术要求与公共建筑相比偏低，但由于其规模大、项目多，在设计收费上比公建项目更有利可图。这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首先是采取低价竞争策略争夺订单，而投入真正的产品设计的精力相当有限，因而简单地模仿、程式化的粗糙设计无法创作出精品。而设计创意的庸俗化，又进一步导致整个设计市场的重心转移。重市场开发而不重建筑设计和建筑实施，这种情况之下暴露的问题绝不是某一个方面，将牵涉很多社会问题的一并出现。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最终导致中国建筑过于追求“欧陆风”，使中国城市出现千城一面的现象。
（摘自《城市大跃进》，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定价：36.00元）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