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姐作家”走向“新生”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文坛，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作家成为大放异彩的特殊群落。《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说：近来女作家人才辈出，正不输于男作家，她们的一枝妙笔，真会生出一朵朵的花儿来，自大可不必再去描龙绣凤了。
进入现代，若以陈衡哲、冰心、庐隐、凌叔华、冯沅君、苏雪林等为中国现代第一代女作家的话，那么丁玲、林徽因、萧红、罗洪、罗淑等就为第二代，而第三代就包括张爱玲、苏青、潘柳黛、“东吴系”(即指当时毕业于东吴大学的一批女作家)等在当时各类刊物上曝光率很高的女作家。第三代是特殊而复杂的一代，她们创造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第三个高峰，但却是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沦陷区。
随着大片领土沦丧，主流作家纷纷撤离，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无形中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少数困守围城的进步作家或停笔或构思新作，都在静待时机，即使偶有作品问世，也都带上几分保护色。至于为敌作伥的少数汉奸文学作品出炉，连普通人尚觉不齿，更不会得到文学圈内人的重视。这样，客观上倒呼唤着文学新人横空出世，来填补这段特殊时期的文坛空白。施济美的成长与成名，其实正处于这个大的环境、潮流和规律之中。
当时，包括“东吴系”在内的一批年轻女写手还被冠以“小姐作家”的称号，这来源于“东吴系”成员之一——陶岚影的一篇文章《闲话小姐作家》。此篇以幽默的笔致盘点了当时初登文坛的十余位年轻女作家：
我这里提起的十来位女作家，年纪都不相上下，个个都是花容月貌，仪态万方，都正待要请人喝喜酒，还要请你做一位现成的媒人也说不定。按照老法：一生中如果做了二次媒人，死后是有阴功的。如果请我，我就老实不客气!其中除了汤雪华小姐没有烫头发，不在上海，比较老实朴素一点，其余的都是上海的摩登小姐，我不敢拿“俭朴刻苦”来恭维她们，然而我敢大胆地说她们都是勇敢正直的有为青年，文坛上既有了这几位“小姐作家”，不怕文艺的园地会荒芜了。
显而易见，陶岚影在这里俏皮地把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十来位二十岁出头的沪上女作家称为“小姐作家”，绝对是包含着一种尊重和骄傲的。年轻美丽，摩登新潮，又勇敢正直，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集外在美貌和内在气质于一身，这些便构成了“小姐”的词义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开端介绍的便是施济美，仿佛她足以成为“小姐作家”的领军人物：
朋友中常常有人问我：“您在东吴念的是哪一系?您可认识施济美小姐吗?”足见施济美的名字已经是如何地引人注意了。
此言可能会有些许炒作夸大的隐秘背景，但实际情况应该距此不远。
然而到了1947年，另一位活跃在各大刊物上的作者“谢紫”就欣喜地发现：
看过她过去的作品，再看她现在的作品，觉得她过去是纯感伤的，现在除了感伤以外，又得到了乐观的勇气，这乐观不是孩子式的不识不知，而是经过痛苦和反省后的新生的喜悦，她是喜悦的，她要把这喜悦散布给她的兄弟姊妹们。
经过岁月的淘洗和文坛的磨砺，施济美终于从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姐作家”走向了更广大的社会与生命。其实无论她写什么样的题材、是什么类型的作家，她始终秉承着自己最坚定的信条，那就是：
有人用笔写故事，也有人， 用自己的生命写故事。
专职教师与业余作家
1942年施济美大学毕业之际，已是上海“孤岛”陷落，原先作为“国中之国”的租界也陷入敌手。作为外交官的父亲施肇夔远在欧洲，对家中的接济完全中断，施家老幼的生活十分困难。当时施济美经人介绍可以去一家待遇优厚的保险公司工作，但得知这家公司有日本资本后，她断然拒绝，宁可去当收入微薄的中学教师，先后在胡山源夫妇创办的集英中学和上海正中女中教书。教书匠虽然名不见经传，却同样能实现她长久以来为国献身的高尚理想。
从教之余，施济美也没有放弃自己钟情的文学事业，做起了文坛的“业余作家”。
施济美选择了做业余作家，她的创作必然带有与上世纪40年代职业女作家迥异的特征。首先，写作只是一种业余爱好，一种陶冶性情的文艺方式，甚至是毫无压力的自娱活动，也就不会过多地考虑成果的出产数量和创收质量，而更偏重于表现自己的文学理想，抒发真实的内心情感。其次，既然没有把写作作为谋生手段，也就不可能投入全部精力和时间，去钻研探究适应时代发展潮流与读者阅读趣味的写作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作品的时代性和向前进步的趋势。再次，她虽然因创作而获得了相当的声誉，但是从本质上说，她并不是上海文坛正规的“编制”内人员，对文坛地位、受欢迎程度以及将来在文学道路上的更大发展，都是不抱有功利性目标的。
据上世纪40年代施济美在上海第一女子中学教过的学生黄世瑜回忆，“1947年她的小说集《凤仪园》、《鬼月》相继出版，红极一时。但她在我们面前，从不提自己的作品。……施济美先生教我们的时候正值青春年华。她课教得那么好，在学生中获得不少崇拜者。她创作又值旺季，在文坛上颇有影响。她白天上课，晚上写作，紧张的节奏，从容的风度，具有特殊的魅力”。像张爱玲那样“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的渴望，在她身上是见不到的。
施济美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风格，至少在文学领域内摆脱了简单机械的“革命”投影。
1946年初《上海文化》杂志所做的一份读者调查也可以充分证明她当时在受众心目中的位置。1946年2月10日出版的《上海文化》刊登了孙德镇所作的《你最爱那一种报、那一种杂志、那一本书、那一位作家》，实际是公布了《上海文化》杂志社此前对11所大学、中学、职业学校及部分校外知识青年共683人，进行报纸、杂志、新书和作家四方面民意调查的结果。其中，在“我最钦佩的一位作家”一项中，施济美以31票位列巴金、郑振铎、茅盾之后，获得殿军。据作者介绍，“投票于施济美者多系女生”。能够与以上三位新文学前辈甚至巨匠并列，充分证明了施济美在大众阅读层面上的号召力，特别广受青年学生尤其是女生青睐。
记忆中的施济美先生
华东师范大学黄世瑜老师在1998年发表了文章《记忆中的施济美先生》：
我想后人会根据各自不同的眼光对前人作出评价，有人曾说施济美的一生，就是她自己笔下一个美丽而哀婉的悲剧故事。而在我的心中会始终保留一个初中学生对她的印象：年轻、聪慧、乐观、极富才情，充满活力美。
作为作家的施济美，曾被无数人称为“施济美小姐”，然而1949年以后，她脱去了作家的身份，成为学生眼中和记忆中永远的“施济美先生”，她的人生也不再属于文学，而专为学生闪耀了。
只不过，黄世瑜老师是在1946年至1947年间受教于“施济美先生”，铭记了她正值青春年华的形象。而迟至上世纪60年代，人到中年的“施老师”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却是：齐耳短发，从不电烫，一副白框眼镜，身穿人民装，脚踏方口布鞋，神情严肃，授课认真，完全无法和她当年的漂亮摩登联系起来。然而，那个朴素、平淡、甚至略嫌古板的施济美，的确是从喧嚣的上海文坛一路走来的。
1963年入学的高一(3)班学生，他们毕业时正赶上特殊的1966年，他们也是施济美教的最后一届学生。
2008年7月l6日下午，在七一中学l966届毕业生吴由之家中，我和他们十几位当年的小青年坐在一起，听他们七嘴八舌地讲起当年“施老师”的事情。
在他们的记忆中，施老师是鹅蛋脸，额头很宽，短发，戴眼镜，眼睛仿佛有点毛病，总是眨眼，喜欢甩头发。因为她单身，酷爱旅游，假期常外出，所以肤色比较黑。她常年穿着蓝色列宁装，褡扣布鞋，从没见她穿过皮鞋。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字写得很秀气。
施老师在课堂上从未提起过自己过去的经历，教学态度严肃认真，开始同学们甚至都有点怕她。但是相处日久，他们感觉，她似乎一直活得有些压抑，心里面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无法轻松舒畅，总要小心翼翼的，不过在工作领域，她和同事领导的关系都很好，对学生也很亲切。
同学们还清晰地记得，开学不久，她出了个作文题目《我爱×××》，她特别强调要选择自己生活中真正的兴趣爱好，而不是写爱祖国、爱五星红旗这些方面。同学们都很惊讶，因为从未想过这样的训练可以抛开政治影响而独抒己见，可以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袒露于笔端。结果这一次大家都大胆写出了自己的个性，如《我爱集糖纸》、《我爱摄影》这样新颖的题目都写出来了，她也将佳作拿到全班朗读、推广。
可能因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经验，施老师特别重视作文课，一次作文完成后总要对全班同学的作品分为精评和泛评两种，而每个同学每学期都能获得若干次精评的机会。除此之外，她还会不时在课上安排20分钟的小作文，要求学生自拟题目，同样进行认真的批改。在作文中发现学生的错别字，她总是在旁边画一个下面不封口的框，让学生自己改正，下次再批改时继续考察。运用这些方法，同学们作文水平的提高是非常明显的。另一项重要的提高是文言文理解，施老师自身就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又特别讲求教授技巧，常将课文中出现的实词、虚词进行整理归纳，使同学们掌握起来特别便利容易。
那时候每年暑假，她都到学生家里去家访。平时她也欢迎同学们到她家里去，于是，家中的电话整日忙个不停。正如黄世瑜所说，施先生住的小屋，“斜着的屋顶下一张洁净的床，靠窗一张写字桌和椅子，背后是用来隔着放物品的紫红丝绒帘子。我们曾经坐在她写字桌对面靠门的那一边椅子上”，那张椅子该有多少学生曾经轻松地坐过啊。
一个同学有口吃的弱点，她便经常让他在课上朗读课文，加以锻炼，是为了增强他的信心，她同时让另一个同学和他一起读。
每年6月和10月，学校都要组织学生下乡劳动，她和同学们一起睡在布满老鼠洞的破仓库里。
甚至在此后的非常时期里，有学生写她的大字报，有红卫兵到她家里去“破四旧”，更有人逼她回答这样的问题：“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学生?”她平静地回答：“我对每个学生都一样，对你也一样。”
施老师，就是这样的人啊。
正像她曾在黄世瑜的纪念册上留下了“草木，一年青一次；人，一生只青一次”的题词。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
有一天下课后，一群革命小将不期而至，不由分说就开始疯狂抄家，施济美收藏的刊有她作品的报章杂志，她的珍贵书稿，外国名著，还有平时订阅的十几种报纸，悉数被抄走，共装了满满两辆黄鱼车。一瓶由施济美父亲施肇夔生前从国外带来的香水被打翻，味道在房间里弥漫了三天三夜而不绝。
此后，施济美的工作岗位由教书育人改成了扫地和擦浴缸。
也许即使是这样的遭遇都无法把她打倒，然而一个学生的莫名举动，使她真的感到了绝望。一个姓邓的女生，中学时代一直显得文静内向，当时已经升入上海一所高校就读，不知出于何种想法，将当年施济美给她批改过的作文本寄给七一中学的造反派，仿佛用于证明老师的所谓“罪孽”。
正如鲁迅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三闲集>序言》)，相信包括施济美在内的每一位教师都对自己的学生抱有这样的期待。而当发现他心目中理应正义勇敢的青年也不乏需要另当别论者，鲁迅油然而生的哀凉便可想而知。施济美虽不是鲁迅那样的文学大师，但是犹如当头一棒的巨大打击，却是重重击在了她心底最不堪一击的那个位置上。
1968年5月8日，是施济美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日。因为她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去向造反派报到，接受令人恐惧的审查。妹妹施济英听到她走进家门的声音便站在自己的房间门口，然而她低着头一言不发地走上三楼。当她走到楼梯转弯处时，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看了看二妹，脸色苍白，充满了忧郁和绝望，仍然默默无语，接着便上楼走进她的卧室。这最后的一顾，使施济英深感忧虑和不安，她完全能想象其中饱含的说不尽的冤恨，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姐姐向自己告别的最后一面。
事实上，当天发生的事情依然是无情的揪斗和摧残，造反派威胁她次日要开全校大会，即将对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批斗，同住的林丽珍已被剃了阴阳头，未来是如此黯淡无光，她的绝望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她毅然选择了如老舍、傅雷一样决绝的生命方式离去。
5月9日早上，在施济英长女施弘的记忆中是永远也抹不掉的。8点左右，她觉得施济美还不从卧室出来很是奇怪，因为每次批斗会都安排得紧锣密鼓，怎敢不参加呢？她上楼去叫，发现房门紧闭，门缝处只露出丝绒窗帘。门打开，那便是一个人最终的场景。施济英和两个女儿，一同将施济美从门背后的晾衣叉子上抱下来，已经冰冷了。在悬吊之前，她还喝了大量的敌敌畏，和林丽珍一起去了。
在施济美留下的遗嘱中，她说相信中国共产党，但是明明已经平反了，仍然继续遭受这样的命运，感到仿佛永无出头之日。她曾对自己的同事——教政治的刘敏华老师说过，政治上的事有一天会平反，生活上的事没人会为她说清。
施济美是真的走了，然而，她的不算解脱的解脱、无法安宁的安宁，带来了更为残酷的历史场景。在她家楼下，“反动学术权威施济美死有余辜”、“打倒鸳鸯蝴蝶派作家施济美”之类的标语随处可见。
（摘自《施济美传：凤仪园的寻梦人》，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5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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